《吳越春秋》與公羊學的思想關聯

2024年3月21日發(作者：季羨林作品)

《吳越春秋》與公羊學的思想關聯

摘 要：興于西漢武帝時的公羊學，不僅在西漢居于獨尊的地位，

對東漢儒生的影響也頗深。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在思想方面與

公羊學有著多重關聯。尤為突出的是《吳越春秋》“內吳外越”與

公羊學“大一統”、“內外有別”思想的關聯及《吳越春秋》與公羊

學之復仇觀的關聯。

關鍵詞：《吳越春秋》 公羊學 內吳外越 大一統 內外有別 復

仇觀

西漢武帝采納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

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西漢所尊的儒術實際上是有別于

先秦儒學的新儒學，即《春秋》公羊學。公羊學不僅在西漢居于獨

尊的地位，對東漢的影響也頗深。董仲舒公羊學對東漢的影響可分

為官方的與民間的兩個方面。對官方的影響反映在《白虎通》中，

《白虎通》引《春秋》經傳和其他經書時常采用董仲舒的說法。對

民間的影響主要反映在《論衡》一書中?！氨环Q為董仲舒的對立面

的王充都受到了董學的深刻影響，其他人則無須多論了?！?① 《吳

越春秋》的作者趙曄與王充生活在同一時代，《吳越春秋》與公羊

學亦有著多重思想關聯。

一、《吳越春秋》“內吳外越”與公羊學的“大一統”、“內外有

別”思想

《吳越春秋》采用紀傳體與編年體相結合的敘述方式，有內傳

與外傳之分。現存卷帙內傳分別為《闔閭內傳》《夫差內傳》；外傳

為《越王無余外傳》《勾踐入臣外傳》《勾踐歸國外傳》《勾踐陰謀

外傳》《勾踐伐吳外傳》。另三卷未標明內外的為《吳太伯傳》《吳

王壽夢傳》《王僚使公子光傳》。兩卷內傳皆為吳國之傳，越國則均

是外傳，吳與越內外有別，界線分明。趙曄為越人，為何“內吳而

外越”。歷代學者也屢次提出質疑。元代進士徐天祜指出：“元本《闔

閭》《夫差》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

外越，何也？況趙曄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

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則又何也？”明

人錢福在其《重刊吳越春秋序》中，也曾指出：《吳越春秋》“其大

旨夸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

《吳越春秋》的“內吳外越”是長期困擾學術界的一個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金其楨先生先后寫有《〈吳越春秋〉“內吳外越”

探辯》②《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兩篇文章進行了

專門討論。其主要結論為：“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國

的創立者太伯，乃‘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系周文王的親

伯父，是正宗的周室。闔閭系太伯的第二十世孫，均是正宗的周室

后裔。而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越王無余系‘禹之后裔’，

‘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勾踐則系無余的二十余世孫，是夏的后

裔，非周之后裔。故而很顯然，從趙曄所持有的周室為正統這一儒

家觀點來看：闔閭、夫差無疑是周室的‘正處’、‘親密’的‘內’，

闔閭之傳和夫差之傳理所當然地應該稱為‘內傳’；而無余和勾踐

無疑是周室的‘別處’、疏遠的‘外’，無余之傳和勾踐之傳，理所

當然地應該稱為‘外傳’?！雹劢鹌錁E先生的觀點可以概括為：趙曄

為儒者，儒家奉周室為正統，吳國為周室同姓、越國為別姓，故趙

曄“內吳外越”。金其楨先生打破趙曄為越人，故應尊越的思維定

勢，從趙曄所接受的儒家思想觀念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得出了言之

成理的結論，值得肯定。

筆者認為，金先生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僅以吳越是否為周室后

裔這一點作為趙曄別其內外的依據未免草率，因為吳雖為周室后

裔，但在春秋時期正統的儒家觀念中被視為夷狄，趙曄不可能毫無

緣由地推尊作為夷狄的吳國。儒家經典中“內吳”的原因也決不僅

因為吳國為魯國同姓（同為周室后裔）。當吳國有夷狄之行時，得

到的是“殊會”④的待遇。另外，金先生文章既然稱闔閭、夫差為

周室后裔，故應為“內傳”，那么太伯、壽夢、王僚豈非周室后裔，

何不曰“內”。為解決這一矛盾，金文又從文體學的角度將“傳”

與“內傳”加以區別，言“傳”就是“傳說古往之事”，而“內傳”

則是“一種傳記小說體，以載傳主的遺聞逸事為主”。并認為吳國

前三傳（太伯、壽夢、王僚傳）重史實，后二傳多演繹，故有“傳”

與“內傳”之區別。我們且不論金文所稱《吳越春秋》吳國前三傳

重史實的前提不能成立（《王僚使公子光傳》中筆增猶多，如漁父

救渡、擊綿女沉江等事）。這種以雙重標準——其一是趙曄尊抑的

態度，其二是“傳”與“內傳”文體上的差別——來解決同一問題

的方法就不很科學。而且金文也沒有具體指出趙曄“內外有別”思

想的根源（文章無一處涉及《公羊傳》或公羊學）。金先生的兩篇

文章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吳越春秋》“內吳外越”問題進行專門、

系統探討的代表性論著，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尚有進行更深入研究的

必要與可能。因此本文試圖從趙曄所處時代儒家思想的主流——

《春秋》公羊學入手剖析問題的根源。

縱觀《吳越春秋》之前的著述，并沒有以國為別，分出內外的

例子?！对浇^書》雖有內外傳之分，但非以國別，吳越二國均有內

外傳。趙曄以國為界，內外有別的思想當源自公羊學的“大一統”

觀念?！豆騻鳌吠怀觥按笠唤y”觀念，開宗明義提出“大一統”

說。《公羊傳·魯隱公元年》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文王而后言正月？王正

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雹荨豆騻鳌妨鱾饔趹饑?/p>

“大一統”主張，反映了戰國時代人們的愿望。到了漢代，維護和

加強國家的統一成為時代的迫切需要，董仲舒的公羊學說集中地反

映了這一時代要求，“大一統”成為董仲舒公羊學理論的三大基本

命題之一，其《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雹蕖皟韧庥袆e”是《公羊傳》大一統觀在民族問題

上的反映，具體主張是：“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逼?/p>

國（魯國）、諸夏、夷狄分為三個等級，兩相比較時，遵循“內外

有別”的原則。

趙曄著《吳越春秋》“內吳”而“外越”的做法，正是對公羊學

“內外有別”原則的遵守。然而吳國與越國同屬夷狄，應屬同一等

級，《吳越春秋》何以把二者區分出高下呢？這個問題同樣能在公

羊學中找到答案。按照《公羊傳》的解釋，“諸夏”高出“夷狄”

一等，《春秋》經傳中可以稱諸夏國君及王室重要成員為“子”，“夷

狄”一般而言是不可以稱“子”的。盡管吳、越均屬夷狄，但《公

羊傳》對待兩國的態度很不相同，對越國始終以夷狄視之，了無褒

獎；對吳國，則抓住《春秋》經中兩次稱其為“子”的事例（稱“子”，

即以其為“內”的表現形式），大加褒揚。其一為《公羊傳》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吳何以

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雹摺洞呵锓甭丁费裕骸跋葢n我者見尊。”

⑧吳因憂中國，即可以稱“子”。其二，《公羊傳》哀公十二年：“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

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則曷為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

則諸侯莫敢不至也?！雹帷豆騻鳌酚凇洞呵铩方浳牡男形捻樞蚣?/p>

稱謂上發掘微言大義，言《春秋》雖不贊許吳以夷狄而主中國，但

以“子”稱之，則體現了“重吳”的思想。黃池之會，吳國取得了

中原盟主的地位，有利于“諸夏”局面的穩定，因此被重視、被褒

揚。要之，吳國由于心向中國，并為“諸夏”局面的穩定做出了貢

獻，因此，《公羊傳》賦予其高于其他夷狄之國（如越國）的地位，

幾以諸夏視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發展了《公羊傳》“內外有

別”的思想?！洞呵铩方浿羞€有一次稱吳為“子”的例子，哀公二

十九年經文“吳使季子來聘。”《公羊傳》對此解釋為“賢季子讓國”，

故稱吳季札為“子”。董仲舒則認為，稱“子”非但為賢季札，實

因作為夷狄的吳國能幕王化，率先來聘于魯，“吳、楚國先聘我者

見賢。”⑩另外按董氏“德等也，先親親”之區別內外親疏的標準

（《春秋繁露·觀德》），吳、魯同為姬姓，越國則為他姓，“內吳外

越”也是應有之義。綜上，以公羊學的思想觀念為準，吳與越并舉

時，當然要“內吳”。

至于趙曄為何在吳國五位君主之間，還要加以區別，并不籠統

作“內傳”，而是僅《闔閭》《夫差》二傳為內傳。這是因為《公羊

傳》所嘉許的《春秋》經中稱吳為“子”的事例都發生在闔閭與夫

差在位時期。這一時期正是吳國漸幕王化，“變而反道”，由夷狄向

諸夏漸進的時期。前三君當政時，《公羊傳》中并無“內之”之言，

甚而鐘離之會與雞父之戰時，有“外吳”、“不與”吳之載。故趙曄

的做法正是嚴格遵守了公羊學的褒貶標準，于“微言”中寓以“大

義”。綜上所述，趙曄“內吳外越”思想源自于《公羊傳》及董仲

舒公羊學“大一統”、“內外有別”的主張。這也是趙曄作為一位今

文經學家的必然選擇。

二、《吳越春秋》之復仇與公羊學闡揚的“九世復仇”觀

楊義《中國小說史論》稱“《燕丹子》以及《吳越春秋》《越絕

書》，是漢代雜史小說中的三部復仇書?！眥11}《吳越春秋》以伍子

胥和越王勾踐的復仇活動為主線，輔之以白喜、白公勝等一系列的

復仇故事，展開了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勾踐滅吳為雪國恥，子胥

助吳覆楚則為報父仇。

復仇是一個古老的主題，馬克思言：“（在氏族社會）同氏族人

必須相互救助、保護，特別是受到外族人傷害時，要幫助復仇……

所絕對承認的是血親復仇的義務?！眥12}中國的先秦儒家也重視復

仇，復仇的主張屢見于先秦儒家經典?！抖Y記·檀弓》∶“子夏問

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對曰：‘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工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唬骸垎柧有值苤?，

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斗?！唬?/p>

‘請問居從父母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后。’”{13}這種血親復仇理念，是根系于宗法倫理制度的，

自然會在以孝悌本的儒家思想體系中傳承下去，如孟子曰：“吾今

而后知殺人之重。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14}

《公羊傳》更是把血親復仇理念發展到了極致，提出了“九世

復仇”的觀點。《公羊傳》莊公四年傳：“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

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莊公諱也，《春秋》

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遠祖者，幾

世乎？九世也。九世猶可復仇乎？雖百世可也?！眥15}孔子提倡的

復仇，復仇對象僅限于仇敵本身，孟子認可的復仇也僅限個人范圍

內。如齊襄公為復九世祖之仇而滅紀的做法孟子是不會贊同的，其

言“春秋無義戰”。所有的戰爭都是不義的，當然也應包括齊襄公

滅紀戰。但在《公羊傳》中，為復仇而挑起戰爭的行為也是可以諒

解的，甚而明確提出了雖百世猶可復仇的觀點。如果說《公羊傳》

所贊同的只是復仇而非戰爭，那么董仲舒對復仇戰爭的態度則十分

明朗，他認為復仇戰爭應為義戰?！洞呵锓甭丁ぶ窳帧费浴啊洞呵铩?/p>

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

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16}董仲舒還認為《春秋》中

述有兩次復仇大戰：“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爭侵伐不可勝

數，而復仇者有二焉?！眥17}其中上文提到的齊襄公為其九世祖復

仇伐紀洗雪國恥家恨的舉措，猶被董仲舒看重。

由此可見，《吳越春秋》選取伍子胥為復仇而滅楚，勾踐為復仇

而滅吳兩大戰爭為全書故事的主要藍本，實是吸納了《公羊傳》“九

世復仇”的血親復仇觀與董仲舒“《春秋》……榮復仇”的戰爭觀。

但伍子胥的復仇不同于平常人之間的私人恩怨，亦不同于齊襄公那

樣“君國一體”的復仇。其情況很特殊：一、伍子胥的仇敵是國君，

子胥應不應當復仇，這其間存在著忠與孝的矛盾。二、由于仇敵是

萬乘之君，伍子胥僅憑個人之力是難以復仇的，他依憑了新投靠的

君主——吳王闔閭為其出師復仇，其間又夾雜著能否虧君之義復己

私仇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歷代學人多有討論，所持觀點也不盡相

同。趙曄的時代，主流思想中針對伍子胥應不應該復仇，有兩個截

然不同的評價體系。一為以《左傳》為中堅的古文經學之否定派，

一為奉《公羊傳》為正宗的今文經學之肯定派。呂思勉指出，“凡

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

《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眥18}《公羊傳》言“父不

受誅，子復仇可也”{19}。對于不報父仇之子，倒是大加譴責“不

復仇，非子也”{20}。董仲舒也繼承了《公羊傳》宣揚的子必須復

父仇的思想，他指出：“《春秋》之義……子不復仇，非子也?！保ā洞?/p>

秋繁露·王道》）針對伍子胥復仇有無“虧君之義”，《公羊傳》做

出了合理解釋：闔閭慨嘆于伍子胥的孝勇而主動提出愿為其出師復

仇，但卻遭到了伍子胥的婉拒：“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

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伍子胥在

主觀上是不愿“虧君之義的”。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道義時，

公羊學提倡“原心”、重志，即更看重行為人的主觀動機而非行為

的客觀結果。因此，在公羊學的評價體系中，伍子胥的復仇天經地

義，無可指責。既然《公羊傳》及公羊學派肯定伍子胥之復仇，那

么作為今文經師，趙曄對伍子胥復仇的大肆渲染有其深刻的思想淵

源。

《吳越春秋》對公羊學“內外有別”思想、復仇理念的吸納，

足證《吳越春秋》與公羊學思想有著多重的思想關聯。究其原因：

一方面，如本節開頭所述，東漢時期公羊學的影響仍然很大，如許

多作品一樣，《吳越春秋》也難免會打上時代思想的烙印。另一方

面，《公羊》長于治人，公羊學在漢代的很長一個時期也確實發揮

了它的這一效用，趙曄《吳越春秋》中流露的公羊學思想應也寄托

著他經國濟世的理想。

{1} 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

381—382頁。

{2} 金其楨：《〈吳越春秋〉“內吳外越”探辯》，《贛南師范學院

學報》1993年第1期。

{3} 金其楨：《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史學月

刊》2000年第6期。

{4}{5}{7}{9}{15}{19}{20} （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琛罚?/p>

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7頁，第2頁，第157—158頁，第32頁，

第143頁，第143頁，第144頁。

{6}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8頁。

{8}{10}{16}{17} 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

書局1992年版，第275頁，第275頁，第49頁，第49頁。

{11} 楊義：《中國小說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

90頁。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

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頁。

{13}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

華書局1989年版，第200頁。

{14}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954頁。

{18}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385頁。

參考文獻：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 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

1992.

[3] 周桂鈿.董學探微[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4]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金其楨.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j].史學月刊，

2000（6）.

作 者：曾淑珍，文學碩士，現為汝南幼兒師范學校講師，研究

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編 輯：郭子君 e？鄄mail：guozijun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