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臣光曰”的內涵和憂思

2024年3月27日發(作者：理化性質)

《資治通鑒》成書后，在歷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宋元之際的史學家胡三

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

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

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

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卷32胡三省《新注

資治通鑒序》）。清朝開國名臣寧完我，曾給皇太極上奏折，提醒統治者重視此書，

他說：“如要知古來興廢的事跡，則有《通鑒》一書。此等書實為最緊要大有益之

書，汗與貝勒及國中大人所當習聞明知，身體而力行者也”[2]（卷中《請譯四書五

經通鑒奏》）。《資治通鑒》之所以博得世人如此重視，不但在于其能以直書求實的

史學精神寫出一部信史，更在于其能于浩如煙海的史事中擇取有關國家興衰、生民

休戚之事，以古鑒今，垂訓將來。綜觀《資治通鑒》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其

作為全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眾多的歷史敘事得到了理論的升華，從而反映了《資

治通鑒》所蘊含的豐富歷史思想。因此，讀《資治通鑒》，不可不細讀“臣光曰”；

而細讀“臣光曰”，必將對《資治通鑒》有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一、關注國計民生

北宋中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突出。面對這種情勢，

朝野上下“求治”的呼聲日益高漲。王安石變法和司馬光著史，是這一高潮中出現

的兩件大事。前者推行現實的改革措施，后者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可謂殊途同歸；

前者成了歷史的悲劇，后者卻成為不朽的名著。司馬光試圖借助于歷史著述，為當

時的政治統治提供政治服務。他說：“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3]（卷17

《進通志表》），人君要治國安邦，要鞏固封建統治，“不可以不觀史”。而當時的統

治者也正“欲遍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鑒”[3]（卷68《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二

者不謀而合，由此更加使司馬光堅定了以史鑒今的撰寫意圖。實際上，《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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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是嚴格本著這一原則來撰述的。在“敘國家之興衰”方面，司馬光非常強調

禮治的作用，禮治思想是《資治通鑒》的思想核心。司馬光以之來擇取史料，評判

歷史事實、歷史人物。司馬光認為“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于一人，雖有絕

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4]（卷1《周紀一》），

又說“教化，國家之急務也?！L俗天下之大事也。”所以《資治通鑒》在論東漢

之所以興盛，曹操之所以不敢代漢自立時，寫道：

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

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

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

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

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幸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

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于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

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

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晕?/p>

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

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4]

（卷68《漢紀六十》）司馬光認為禮法的精神應該在全國推廣，使之成為人們日常

生活中的習俗。他將東漢亂極之時仍綿綿不至于亡的原因總結為廷爭和公義，將曹

操不敢代漢自立的原因歸結為名義，這是將禮法提高到關系國家盛衰的高度上來，

從而突出了禮制的作用。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5]（卷5《王

制篇第九》）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緊密聯系的，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生產情況，所以

《資治通鑒》重點記載的另一方面是“著生民之休戚”?！锻ㄨb》重視民生的問題，

這在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中即可得知，其中，他將“生民休戚”和“國家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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