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斡旋受賄行為的定性分析

2024年4月1日發(作者：杭州景色)

部分斡旋受賄行為的定性分析

何強;任曉軍

【摘 要】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the diversification

of forms of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behavior,complex,the

increa of judicial duty crime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ng with the concrete ca,on the part of mediation

bribery qualitative analys.%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職務犯罪行為的形式趨于多

樣化、復雜化,由此加大了司法機關對職務犯罪行為準確定性的難度。文章結合具

體案例,對部分斡旋受賄行為的定性進行了分析探討。

【期刊名稱】《泰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年(卷),期】2012(012)004

【總頁數】2頁(P61-62)

【關鍵詞】受賄行為;定性分析

【作 者】何強;任曉軍

【作者單位】泰州市人民檢察院,江蘇泰州225300;泰州市人民檢察院,江蘇泰州

225300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D924.392

翰旋受賄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

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

行為。對于如何理解“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學術界一直以來

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本文以韓某的具體行為為例，分析在實際行為中對于“便利條

件”應如何認定。

韓某系某市人事局局長、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在任職期間，為他人在人事系統

內部及其他機關、事業單位任職、升遷、調動等方面謀利，先后多次收受有關人員

的賄賂，數額巨大。在案件查處過程中，對于韓某利用職務便利在人事系統內部為

有關人員在任職、升遷、調動等方面謀利并收受賄賂的行為，應適用刑法第三百八

十五條第一款，這一點辦案人員的認識沒有分歧，但是對韓某為有關人員在其他機

關、事業單位任職、升遷、調動等方面謀利并收受賄賂的行為如何適用法條，產生

了三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應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直接受賄），有

人認為應適用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斡旋受賄），有人認為應根據不同的情況分

別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和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通過對本案事實的分

析，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

韓某為有關人員在其他機關、事業單位任職、升遷、調動等方面謀利，必須要利用

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與用人單位領導打招呼，通過用人單位領導的職

務行為，才能實現謀利目的，整個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斡旋行為，但是是否有了斡

旋行為，就一概要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一款，對于類似案例，刑法理論界分

歧較大。筆者認為，選擇適用法律條文的關鍵在于判定斡旋者與被斡旋者之間有無

制約關系，而且這種制約既包括人與人之間因行政隸屬關系形成的制約，還應包括

斡旋者和被斡旋者所在單位之間因行政管理關系形成的制約。

如果斡旋者與被斡旋者之間有制約關系，且使用了這種制約關系的話，其行為特征

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會談會紀

要》中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定。斡旋者利用這種制約關系，通過被斡旋者

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應認定為利用職務

便利直接受賄，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1]。就本案事實舉例，韓某為張

某在市建設局內部調動崗位，找市建設局局長打招呼，并收受張某2萬元賄賂。

市建設局局長考慮到在市建設局的人事管理、編制管理、機構設置等方面有求于韓

某，遂答應了韓某的請托。在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韓某實際上是直接利用了自己擔

任市人事局局長、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職務便利，通過兩個單位之間制約關系

形成的媒介傳導，為他人謀取了利益，而市建設局局長的職務行為只能視作是韓某

利用自身職務便利的一個效應延伸。

如果斡旋者與被斡旋者之間沒有制約關系，僅僅是利用了斡旋者職權或者地位形成

的影響，通過被斡旋者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

的，應認定斡旋受賄，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一款。就本案舉例，韓某為李某

在市國稅局安排工作，找市國稅局局長打招呼，并收受李某3萬元賄賂。國稅部

門是直屬管理機關，在人事編制方面與地方政府脫鉤，與人事局、編制管理委員會

自然也就不存在制約關系，但市國稅局局長考慮到韓某的身份和地位，遂答應了韓

某的請托。在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韓某自身沒有任何職務便利，只能依靠國稅局局

長的職務行為才能為他人謀利，該行為屬于典型的斡旋受賄犯罪行為。

案件辦理過程中，在認定韓某某些行為是否構成斡旋受賄犯罪時，辦案人員還產生

了認識分歧。根據法律明文規定，斡旋受賄必須要謀取不正當利益。本案中韓某為

有關人員謀取的利益能否認定為不正當利益，將直接影響對相關受賄犯罪事實的認

定。經查閱相關資料，筆者沒有發現關于斡旋受賄中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司法解釋。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

的意見》中僅對行賄犯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做了解釋，在行賄犯罪中的謀取

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

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2]。

一直以來，法理界對于斡旋受賄中的不正當利益的理解不一，有些人認為應以利益

本身是否正當來認定，有些人認為應以謀取利益的手段來確定。筆者認為：對于斡

旋受賄中不正當利益的確定，不能把利益本身脫離犯罪事實的整體來考慮其是否正

當，而應根據犯罪過程中的各種行為表現（包括是否采用了不正當的取得方式）來

綜合評判。本案中的利益（主要是任職、升遷、調動等），在未取得之前是不確定

的，應為不確定利益。行賄人為將不確定利益確定化，送金錢、購物卡、貴重物品

等給韓某，韓某收受賄賂后利用職權、地位產生的影響，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

職務行為，將此種不確定利益確定化，直接剝奪了他人獲得其不確定利益的可能性。

這種以收受錢物的非法手段為請托人將不確定利益確定化，該行為應當認定為為他

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參考文獻：

[1]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3.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