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卷第3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V ol.34 No.3 2013年3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r.2013
張英《聰訓齋語》家訓思想述要
白興華凌俊峰
（淮北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張英是清代康熙年間著名的官員與學者，其所著家訓《聰訓齋語》一書影響深遠。此書深入闡發了讀書養心、節欲養生、謙謹處世等家訓思想。張英以此教育子孫，對其子孫的成人、成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張英；聰訓齋言；家訓思想
中圖分類號：K0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219（2013）03-0069-03
張英（1637-1708），字敦復，號圃翁，安徽桐城人，康熙二年舉人、康熙六年進士，在清廷擔任過論掌院學士、工部禮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務。康熙四十年，以老病乞休，返回故鄉桐城。在數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張英以自己的學識淵博與精明干練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賞與“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1]p9902的稱
贊，也得到了廣大同僚與士大夫的認可。康熙三十六年，張英于“退食之瑕，隨所欲言，取素箋書之，得八十四幅”[2]p14，并令長子張廷瓚將其“敬置座右，朝夕覽誦，道心自生，傳示子孫，永為世寶”[2]p14，這就是著名的家訓《聰訓齋語》。張英致仕之后，桐城張氏“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為講官”[1]p9967。其次子張廷玉，先后擔任刑部侍郎、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深為雍正、乾隆二帝器重。這足以證明，張英的家教在其子孫的成人、成才上確實起到了作用。
一人心惟危：讀書以養心
《聰訓齋語》開篇便引《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提出“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幃之映燈，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2]p1的觀點。人心微妙而易動，又常常被貪念蒙蔽本性，變得至微至險難以把握，因此養心就極其重要。張英認為養心的最好方法，便是讀書。因為，讀書能夠培養
收稿日期：2013－01－15
基金項目：安徽省社科規劃項目“安徽家訓文獻研究”；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點項目“清代安徽家訓文獻輯校”。
作者簡介：白興華（1961－），男，安徽宿縣人，史學博士，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歷史文獻學研究。凌俊峰（1992－），男，安徽合肥人，淮北師范大學學生。自己的福德，增長自己的閱歷與智慧，不但能養心，而且是“養心第一妙物”[2]p1。不僅如此，張英還指出讀書不僅是紙上文字知識的獲取，還需要和自己的為人處世緊密結合，反觀自己，保持本心。常人難以忍受的種種不如意之事，通過讀書，可以發現“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2]p1。如果將每個人的生命個體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看，都是無比渺小的，保持“平心靜觀”[2]p1的豁達態度，人生中的種種不如意與“無窮怨尤嗔忿之心”[2]p1，就能夠渙然冰釋。
張英曾擔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學識淵博，其傳世家訓中多有關于讀書的勸誡。張英非常形象的用以磁石保養指南針的比喻說明讀書與養心的關系。他指出，倘若對讀書死記硬背，抱有借此“爭長應世”[2]p2的目的，可能是會從中吃苦的，而廣泛涉覽則不至于勞心疲神。因此讀書的要旨在于“冷眼于閑中窺破古人筋節處”[2]p2。張英以自己讀白居易、陸游詩的例子說明，讀其書還需要知其人、知其事，通過將每首詩歌詳細注明作者所作時間，并揣摩作者的“衰健之跡”
[2]p2與生命歷程，以貼近古人的真實感情與身心變化。重要的是，張英讀書當知行合一。如讀《論語》、《中庸》、程朱理學之書，能夠“循理安命”，“常全樂體”[2]p2，將為學上升到性命與人生的高度。這也就是說，善于從經書中捕捉“極平淡，卻是極神奇”[2]p21的人生道理。在此基礎上，張英認為倘若人能夠按照倫常的要求完善自己的言行，符合規矩，“便是圣賢路上人”[2]p21，但是，如果只為了引經據典，“自尋奇覓怪”[2]p21，以表達新穎怪異的觀點，這就與“立身反之”[2]p21，所作所為不符合
綱常倫理，則是不足稱道的學問末流。所以，要避免標新立異，保持平實的為學態度。
在讀書的選擇上，張英有自己的獨特認識：“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后所讀之書迥異。”[2]p21因為年紀尚小，記憶力極強，而六經、秦漢文“詞語古奧”[2]p21，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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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八歲到二十歲之間抓緊讀熟，至于背誦，而這些書正是為壯年擴充才智的基礎。等到十八九歲參加科考時，同樣需要對經學著作加以溫習，不能束之高閣。張英提出：不一定能將古人書盡讀，但“我所已讀者，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后思通其義蘊，而運用于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
[2]p22。而倘若為學貪多務博，沒有根本，“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2]p22，便如同畫餅充饑，或吃食物沒有消化一樣，與未讀書無異。張英格外強調：“汝輩于此，極宜猛醒。”[2]p22由此可見，張英對于讀書，強調根本，強調讀書在入心，而非貪多求名。顯然，張英的讀書觀始終不離養心之根本，自始至終把培養人生之根基作為讀書之最終目的。
二嗜欲傷身：養生在節欲
張英為官多年，享有極高的地位與聲譽。這既與他讀書養心直接相關，也與他節欲以養生的理念有著
密切的聯系。張英雖然身居高位，但從不嗜欲，生活格外簡樸，在愛惜物命上非常謹慎。對節欲與養生的關系，張英《聰訓齋言》有著充分的論述。
張英首先指出，養生之要在于飲食與睡眠。飲食忌過飽，這一點他引證自己一個朋友“予從不飽食，病安得入”[2]p4的話證明自己的觀點。其次，他認為“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于腸胃”[2]p4。肥膩的食物易粘滯，常常引起腹痛氣塞，容易引發疾病。所以，炊飯只需軟熟，輔之以新鮮清淡的菜湯，吃八分飽便可。倘若“勞頓饑餓歸，先飲醇醪一二杯，以開胸胃”[2]p4，也有助于養生。如果一頓飯“遍食水陸，濃淡雜進”[2]p4，必然會損害脾臟，傷害身體，所以，簡單樸素的飲食習慣對養生極其重要。
張英提倡早睡與充足的睡眠，但反對無節制的嗜睡。他指出“安寢乃人生最樂”[2]p4、“冬夜當以二鼓為度，暑月以一更為度”[2]p4。因此，不要“消夜”，并且“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尤其是夏天，應該吸收“天地清旭之氣”[2]p4以爽神，如果嗜欲貪睡，不但對身體不好，同樣可能會影響到自己的聲望。談及這一問題時，張英舉自己朋友何如寵因為晚起而被客人嘲笑后感覺非常慚愧，“自此至老不晏起”[2]p4例子，證實早睡早起的重要性。
在《聰訓齋言》中，張英認為養生與保持長壽的秘訣是慈愛、節儉、和善、沉靜。推廣慈愛與節儉之心，做到戒殺生命、愛惜物用，即便不知道陰間的冥報是否可信，但“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
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2]p5。當時社會經濟較繁榮，奢侈與排場之風盛行。財力富足的人多喜歡追求珍奇異寶，他卻認為不可以沉溺于此，因為倘致力于收藏，既耗費錢財，又難以分辨贗品，其實得不償失。士紳階層喜歡在服飾上一擲千金，衣裝華美。張英卻指出：這些華麗的衣服價格極高，且難以浣洗，非常不耐用。在張英致仕歸田后，只愿穿羔裘蕉葛制作的衣服，希望“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2]p10。當時京城有另一種奢侈的風氣，即在喜慶之日設梨園觀看戲劇、宴請親友，而張英認為自己在京城為官時看一場戲，“動逾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2]p11，所以他過壽時便聽取了妻子的意見，沒有盲目追隨這一潮流，又將節約下來的費用制作綿衣褲一百件，施舍給饑寒的老百姓。退隱后的張英，把每年的開支分成十二份，將每月節約下的錢財留下來，用來幫助他人。由這些細節都可看見張英的慈愛和善與節儉精神，他認為用這樣的生活態度去應對世事，身心都能飽受益處。
張英又提出，對飲食、嗜欲、交游、酬酢、飲酒、夜坐的控制，都能對養生大有幫助，“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2]p6。如果能保持歡喜與和悅之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2]p6；反之長期的心浮氣躁對身體有害，對養生毫無益處。這些看似簡單平易的養生道理，在張英看來比服用貴重的藥物、使用氣功引導更加有效。顯然，張英的養生觀受到了老莊少私寡欲精神的影響，而其寬厚待人與廣行善事的修為，則閃爍著儒家“仁義”精神與佛教“行善度人”等高尚精神的光輝。
三榮辱有數：謙謹以處世
張英久處宦海，對其間的榮辱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此，《聰訓齋語》明確指出：“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為君子之道始出。”[2]p12既然榮辱利害已經是命中注定的，所以要除去利害之見，保持一種謙虛恬淡的生活態度。遭遇權勢之人，雖不一定要與之相抗而惹禍上身，但即便遭遇困難，“亦要內不失己”[2]p12，保持應該有的操守與底線，對小人委曲求全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禍患。這樣的教導在復雜的官場與社會中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他在京城常常看到許多人才能不足，卻為自己的功名利祿謀劃鉆營，不走正當途徑，他們雖常常自以得計，卻鮮有獲得成功者。“其中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為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2]p12。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倘若能平心體察，能夠消除許多妄念。因此處世既不能驕傲自滿，要保持謙和，又要有定力，不能為了榮華富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張英作為清朝的官吏，家中條件優越，這一點毋庸贅言。但他告誡子孫要“儉于居身，而裕于待物，溥于取利，而謹于蓋藏”。官員們的子孫“生而受其福”，“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感慨欷歔，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為造物鬼神所呵責也”[2]p15。同時，張英對子孫的交友問題看得極其重要，因為二十歲上下的人雖已經較少受到師長的訓斥規范，卻未能真正成熟立身，“知識大開，性情未定”[2]p17，既不能聽取父親師長的教誨，也聽不進妻子的勸諫，只有朋友的規勸最容易被接受，“甘如醴而芳若蘭”[2]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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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時若有狐朋狗友朝夕相處，則會破壞其良好的品德。親戚中倘若有品行不端的人，就應該疏遠；而假如交了這樣的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為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2]p17。張英以自己數十年的仕途經歷，得出交友需要謹慎的經驗教訓，并期望自己的子孫能“勿以予言為迂，而遠于事情也”[2]p17，更可見他對子弟的關愛之深。通過閱讀張英留下的家訓，我們不難發現其傳世的處世哲學的確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謙遜而又不失底線的，正如同后人他的歷史評價：“為人外寬內介，遇有不可，未嘗依違；而培護善類、獎掖后進，唯恐不及，所引舉皆恬靜闇修之士，退不以聞于人。”[3]p474張英這種世無爭的性格，不僅對其仕途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對其子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四余論
張英的《聰訓齋語》多以自己所見所聞為基礎，從做人、讀書、養生等多個角度對其子孫進行教育與啟發。在家訓中格外強調用讀圣賢之書養心、以簡樸的生活安身立命，教人以謙虛謹慎，外圓內方的處世哲學。通觀《聰訓齋語》與張英及其家中子弟的作為，可以得出結論：張英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顯然，張英的家教思想非常值得今天的家庭與社會借鑒。當然，由于時代的原因，張英的家訓思想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張英作為清王朝的官員，家庭條件優厚，其設教的出發點與受
眾面是士紳階層，而非廣大的平民，所以不具有非常廣泛的適用性。其次，張英的身份、地位與學識較高，所以，《聰訓齋語》之中多有務虛不務實的現象存在，張英所想所言，基本上都是提綱挈領式的宏觀之言，可操作性較差，需要長期的揣摩領悟。而張英的諸多修身養性之法如看山、種樹、歸隱田園等，顯然是針對士大夫階層而言的，不具有普遍性。今人對《聰訓齋語》的研究與運用，仍然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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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張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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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以及種族的區別有關。中國東臨滄海，西處廣漠，處于半封閉式的生存狀態，很少與其它文明交流融合。由于這種農業經濟的影響，使中華民族更注重和順應自然節奏，尊重自然規律，倡導個
體與群體的交融和諧，造成中國神話高度的倫理性傾向，使得人們更注重神話的教育意義。而希臘位于歐洲南部，地中海北岸，處于四通八達的開放性的海洋環境，這使古希臘的經濟主要以海外貿易為主。這種生存環境造就了古希臘人自由奔放、敢于冒險、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所以希臘的神話故事更注重個人的價值理念，諸神都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樂等性格的優缺點。
（二）正確對待中英文學中的神話故事
中國遠古神話和希臘羅馬神話都是早期先民思維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它是由社會環境和生存條件決定的，作為原始人類思維結晶的藝術瑰寶，它為人類精神文明寶庫提供了珍貴的遺產。我們要正確對待中英文學作品中的神話故事，它們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各自的風格與特色。對中英神話的異同進行對比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兩個民族的深層心理和文化機制上存在的差異，更有利于我們感受兩國文學作品中神話故事的藝術魅力，并了解神話對現代文化的深遠影響及其對民族發展、社會發展及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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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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