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歸來》觀后感1 《歸來》這部電影，筆者真不知該說些什么。筆者算是趕上了舊年代的尾巴，對于影片中的那些建筑，物事和環境都甚是懷念，仿佛小時候的生活重回眼前。但那個年代更多的事物終究不被筆者熟識。
現今的人們，七零后有中國合伙人，八零后有致青春，九零后有青春派，幾乎每個階段的人們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往昔回憶。而對于六零，五零甚至更早年代的老爸老媽們，這部歸來更像是承載了他們的過去記憶的一次集體回憶。
不同于年輕一輩的我們，六七十年代的人們，隱忍而堅強，那時候的愛情，含蓄而熾熱。就像影片中的陸焉識與馮宛瑜，沒有那么多山無棱天地合，沒有那么多驚天動地，只有調琴，念信，送餃，以及月復一月的去火車站等候已經歸來的陸焉識。
整部影片就猶如陸焉識和馮宛瑜的愛情，平淡而舒緩。筆者反倒覺得影片的高潮是開始沒多久陸焉識在火車站被抓捕那場戲。十幾年未見的夫妻倆感情依舊那么熾烈，為了一次久別重逢，竟然以身犯險。然而好強不懂事的女兒為了在紅色娘子軍中出演主角，不惜大義滅親，
向組織告密，將父母密會的時間地點告訴了監視者。這也就是后來馮宛瑜失憶后只記得女兒的不好的根本原因。這一段戲，基本上反映了那個年代生活中的常態。
陸焉識平反回家后，卻發現馮宛瑜得了失憶癥，竟不認得他了，錯把他當成方師傅而拒之門外。于是陸焉識就想方設法讓她恢復記憶，但總是無功而返。最終馮宛瑜的失憶癥愈發嚴重，除了女兒，誰也不認識了，甚至對女兒的記憶仍舊停留在文革時女兒念舞蹈學校的時候。陸焉識也明白，與其費盡艱辛讓她恢復記憶，更重要的是時刻需要陪在她身邊，照顧她。
也許是太過刻意，電影這一段陸焉識幫助馮宛瑜找回記憶的戲頻頻笑場，好容易來一場煽情的橋段，筆者都哭不出來。筆者一直在猜測，到底怎樣才會令她恢復記憶，結局會不會是大團圓呢。然而，臨近結尾我們才發現，曾經企圖對馮宛瑜用強才導致馮宛瑜失憶的方師傅，已經遭到了隔離審查，陸焉識甚至都找上門去，而方師傅的夫人似乎對方師傅的所作所為并不知情，甚至破口大罵方師傅這種好人為什么要被審查。筆者不禁感嘆，人面獸心的家伙，始終會被人拆穿。
電影以很多年后，陸焉識繼續陪伴馮宛瑜去火車站等候陸焉識歸來作結。起初筆者一頭霧
水，總覺得這樣的結局等于沒有結局，但這不就是最好的結局嗎。陸焉識畢竟陪在了馮宛瑜身邊，生死不離。而馮宛瑜雖然失憶，卻終究沒有忘記生命中有陸焉識這么一個人。這不就是愛情最好的結局嗎，你若不離，我便不棄。其實當許多年前的一個大年夜，馮宛瑜悄悄的給熟睡的陸焉識送餃子就能看出，她終究在情感上默認了他的陪伴，即使他并不知道他就是她的丈夫陸焉識。
筆者略微查了一下原作的情節。很容易想見，電影是絕對不會照著原著來拍的。張藝謀曾經的經典活著已經觸痛過某些部門領導的神經，他們決計不會讓張藝謀故技重施。對于這部歸來，也就僅僅當作中年版山楂樹之戀來看待吧。
歸來無史，只講愛情。
電影《歸來》觀后感2 沖著陳道明和鞏俐這兩位老戲骨，昨天看了《歸來》。
之前看到《南方周末》對張藝謀和陳道明的專訪，對于他們所表露出的歷史觀甚是困惑，因為滿篇是“和解”與“愈合”，似乎立志要在“傷痕”之后，重新打造關于那個年代的敘述模式，主題卻是“忘記”和“和解”。在我看來，這只是簡單的“活著”——恰如老謀子二十年前拍
的那部無法公映的電影所講述的麻木狀態，于是想當然的對老謀子的“歸來”不抱太大希望。然而，看過電影后，我卻讀出了更多的東西。
有朋友和我討論說，相比小說，影片的故事太過簡單，失了很多內涵的表達，并且對影片后半部分漫長而又平淡的講述甚是不滿。但在我看來，他們似乎歪打正著地拍出了意外的厚重感和濃重的批判性。是的，《歸來》相對于小說《陸犯焉識》的刪繁就簡，其實反而增加了故事的厚度和廣度。
在接受采訪時，張藝謀說：“一個人對一個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的歸來，是人類最重要的情感。絕不是簡單的溫情化可以解釋的，恰巧是在這個等待、期待和歸來當中，暗流涌動一個大時代的痕跡。“暗流涌動”四個字特別好說，特別難做到。我相信它不是簡單的庸俗化的溫情，它其實是更高層次的復雜。”
這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故事，離別和歸來，是人類共通的母題。這個謎母在《詩經》里是“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在荷馬史詩里是奧德賽；在唐朝是“舉頭見明月，低頭思故鄉”，在宋代是“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在美國是《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戀戀筆記本》……越是簡單的母題，越具有全球性，也越難拍出新意。應該說，
老謀子這一份答卷，在合格線以上。
當離別充滿荒謬和無奈時，歸來無疑是對漫長等待的最好回饋。然而，由于馮婉瑜的失憶，陸焉識的歸來又漫長到令人絕望，這是兩個向度的絕望——月復一月火車站接愛人的婉瑜，和日復一日想盡辦法喚醒妻子記憶的焉識。影片最后，他們在雪地中站成大大的驚嘆號，一個在等待著永遠等不到的他，一個在陪伴著永遠喚不醒的她。
焉識捱過了反右，卻失了知識分子的一部分精神。他與生活和解，生活卻與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在焉識的眼角抽動中，在他的欲語還休中，在他面對好友自殺消息的木訥中，我們都親見了一個知識分子靈魂的垮塌，和一個典型中國人的附生——經歷了這么多，焉識只想活著，活著就好。他沒有了憤怒，也沒有了怨恨，更失了反思的勇氣，這些對活著而言，都太過沉重，因此他選擇與生活和解。然而，婉瑜的失憶，似乎是對焉識對慘痛記憶所采取的“淡忘”的態度的反諷。電影中一個細節似可佐證我的看法：焉識給婉瑜讀自己的信，讀著讀著，一聲長嘆。是啊，怎么可能淡忘，又如何能好了傷疤。張藝謀說：“我們不要再憶苦思甜，我們不要再控訴，再苦大仇深，讓它用內斂的方式，暗流涌動的方式，甚至內傷的方式，沉淀那個苦難。”是啊，傷害已經造成，無論再怎么愈合，也無法抹留在心中的印記，這個內傷，不僅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更是國家的。
這么一個簡單的母題，放在了那樣一個沉重的背景之中。暗流涌動，老謀子說的對，確實是暗流涌動。這是關于建國后那段歷史的一次元敘事嘗試，是在解構的時代一次建構的努力，是在追求多樣化和個體敘事的思潮中一次宏大敘述的逆襲，是在后現代的當下一次現代性的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