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惜別》中的青年魯迅形象
摘要：太宰治的《惜別》是一部具有跨文化特色的、以文學家寫文學家的小說，是世界文學中唯一以魯迅為主人公的長
篇小說，為研究魯迅早期思想提供了重要素材。太宰治釋放著豐富細膩的情感，懷抱著對魯迅的尊敬和對中國的友好，就魯迅
在仙臺的留學生活塑造了一個富有人情味、充滿理想抱負、有著內心波動和青春彷徨的青年魯迅形象。太宰治在《惜別》中塑造的青年魯迅形象，是潛藏自我意識的孤獨者，憂國憂民的批判者，陷入醫學、文藝、革命旋渦的彷徨者，力挽狂瀾的革命者。 關鍵詞：太宰治；《惜別》；青年魯迅；形象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438（2019）02-0079-03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
北京海淀
100089）
二戰時期，日本出版了三部關于魯迅的著作，分別是1941年小田岳夫的《魯迅傳》、1944年竹內好的《魯迅》和1945年太宰治的《惜別》。其中，只有《惜別》采取了小說的形式，敘述了青年時期的魯迅在仙臺留學時不為人所熟知的一面。為了創作《惜別》，太宰治閱讀了大量魯迅本人創作以及關于魯迅的作品，積累了豐富的資料，經歷了細致的考察和請教，甚至親自赴仙臺取材。同時，《惜別》釋放著細膩豐富的情感，太宰治以他擅長的心理描寫刻畫魯迅，寫出魯迅的內心掙扎與精神波動，在傳記的真實性和小說虛構性之間，創造了獨特的“太宰魯迅”。《惜別》描寫青年魯迅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臺的留學生活，通過魯迅的朋友“我”（醫師田中卓）的回憶，講述了青年魯迅到仙臺學醫，后棄醫從文的經歷。太宰治“對魯迅晚年之文學論無興趣，
打算僅僅描寫作為一位清國留學生的‘周先生’”[1]（P135）
。《惜別》讓人了解到魯迅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魯迅不僅有中晚年的尖銳、嚴厲，還有青年時的孤獨、彷徨和激情。《惜別》中的青年魯迅，是潛藏自我意識的孤獨者，憂國憂民的批判者，陷入醫學、文藝、革命旋渦的彷徨者，力挽狂瀾的革命者。
一、潛藏自我意識的孤獨者
奧野健男認為：“太宰治對擁有知識分子的孤獨感并潛
藏著自我意識的魯迅有特別的親近感。”[2]
在《惜別》中，青年魯迅以靦腆羞澀的孤獨者的形象出現，“他那時十分聰明又很沉默”。[1]（P5）跟“我”初次見面時，他“白凈的臉變得通
紅，很害羞地笑了”，[1]（P18）
跟“我”談天時，他“結結巴巴地說不
下去了”[1]（P19），“臉微微有些發紅”[1]（P22）
。他“似乎很喜歡孤獨這個詞”，他一邊自言自語著“Einsam （德語，孤獨），一邊看著遠方思考著什么，突然說：“但我是Wandervogel （候鳥），我沒
有故鄉。”[1]（P21）
魯迅幼年時父親去世，從此全家各奔東西，自幼無依無靠，“雖說故鄉仍在，但宛如沒有。在相當不錯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家，就必須要看到‘人世’的根本面目。我寄居在親戚家，被說成是要飯的。可是，我沒有服
輸，不，說不定已經服輸了。”[1]（P23）
在“我”看來，當時周先生一定實在難以忍受自己身上的那種孤獨寂寥，于是一個人悄悄地來到與家鄉附近的西湖風景相似的松島，但還是不能解除憂愁，又無意間遇到了日本醫專的學生（“我”），就真誠地想結交朋友。[1]（P22）新的學年，魯迅從東京回到仙臺后對“我”
李玉錦
???第39卷第2期
綏化學院學報2019年2月Vol.39
No.2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Feb .2019
收稿日期：2018-09-14
作者簡介：李玉錦（1994-），女，北京外國語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
79
說：“我最近是Kranke(病人)，所以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完全成了Einsam(孤獨)的鳥。”[1]（P101）
青年魯迅的孤獨感與他的自我意識是分不開的：“同樣羽色的鳥，如果匯集數百的話，反而看起來猥雜，因此有種同類相互嫌棄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總也是清國留學生，還曾經懷有被特別選拔派遣的秀才那樣的自豪感，但是被選拔的秀才太多了，他們徘徊在東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1]（P41）“我漸漸無法忍受和這些秀才們在一起了。”[1]（P43）“我終于下定了決心，暫時脫離留學生群體，單獨生活。也許是自我厭倦吧，一見到自己同胞們漫不經心的面孔，就感到羞愧、可恨、無法忍受。啊，我真想到一個支那留學生都沒有的地方去呀。”[1]（P47）“我最近感到留學生同胞的革命運動，有種不祥的夸張動作的氣息。我不能與他們狂熱的動作合拍，也許是我不幸的宿命。”[1]（P108）正如川村湊所說：“周先生置身于革命的旋渦中，對于實踐革命運動的人們，‘私’的不和諧感不可避免地強烈起來。”[3]
二、憂國憂民的批判者
魯迅在松島第一次與“我”見面時，二人一同欣賞松島的風景，此時魯迅的言辭中就已經透露出對中國文學的不滿：“我不相信我國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貴國的浪蕩子弟一樣，他們的文章脫離現實而且很墮落。”[1]（P26）魯迅對“裝腔作勢”這個詞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學實際上十分嚴格。‘裝腔作勢’這種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兒都沒有，而現在清國的文明卻是極其裝腔作勢的。”[1]（P28）但是，魯
迅的批評源于他對國家的熱愛，正如“我”和魯迅所說：“您也正是因為過于熱愛自己的家鄉，所以評價的標準才會這樣嚴格吧！”[1]（P26）“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會經常說國家的壞話。”[1]（P26）“我的愛國之情絕不遜色于任何人。正因為喜愛，所以不滿也很強烈。”[1]（P29）隨著與“我”交往的深入，魯迅對中國的批判也愈發深刻，他不滿清國的現狀：“清國政府面對科學的力量無能為力。一面受著列強的侵略，一面裝出大川不在意細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對失敗，一味地只是急于彌補老大帝國的面子，完全沒有正視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質即科學的勇氣。現在的清國，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得過且過的這種自負心一定會導致支那自取滅亡。”[1]（P29）魯迅還看清支那的醫術“不過是一種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騙術”。[1]（P36）魯迅對傳統文化的糟粕也提出批評：“在支那，‘孝’原本就是包含著政策意味的，被統治的人從早到晚都戰戰兢兢，很夸張地孝順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那樣愚蠢的傳說流傳在民間。”[1]（P86）魯迅認為老萊娛親“是Wahnwitz（德語，“精神錯亂”），不是正常的精神行為”。[1]（P86）在談到郭巨埋兒時，魯迅說：“我突然覺得家庭這個東西很可怕。這樣一來，儒者先生們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訓也便毫無意義了。倒是產生了相反的作用。”[1]（P87）因此，“支那的圣賢們所說的話，已經成為騙子行騙的利器，我們從小就是一邊被迫背誦著圣賢的話，一邊成長起來的。東方引以為榮的所謂‘古人之言’，已經墮落成了社交的詭辯辭令。完全是令人憎惡的偽善和愚蠢的迷信。這些思想產生時的內涵業已面目全非了。西方無法企及的東方精神界多年來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戀之中，裹足不前，原本豐富的思想已經開始干枯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1]（P33）魯迅討厭那些口口聲聲講著孔孟之道的人，連平日敬佩的藤野先生也不例外，“你也曾對我說過：我雖是支那人卻不說孔
孟之語。對你們來說，這有些不可思議，其實我是盡力不說的。像藤野先生那樣的好人，當他說古圣賢的話時，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1]（P106）
魯迅雖然懷抱救國的志向學習西方文化，卻能夠批判地看待西方文化，他不滿基督教“裝腔作勢”的姿態：“周先生和我一樣，敬重基督教的鄰人友愛，對于被釘到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宿命也深表同情。周先生曾對我說過，他看不慣教會職業牧師那偽善家一樣的悲愴表情，以及往來于教會的青年男女的裝腔作勢的態度，因此對于大量散布在仙臺市內的教堂采取了敬而遠之的策略，尤其是周先生他們斷定耶穌的使者不是真正的耶穌，如同支那的儒者先生們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樣，外國的傳教士也使基督教墮落了。”[1]（P101）“我現在的確是Kranke（病人），于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過，對于西方夸張的禮儀，還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1]（P102）“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愛自己那樣愛鄰人’的思想，有時很想追隨基督教，可是教會中夸張的動作卻阻礙了我的信仰。”[1]（P106）
三、陷入醫學、文藝、革命旋渦的彷徨者
為了挽救中國的危機，青年魯迅感到必須果斷地進行某種革命，可是他“又想到此時最緊要的莫過于更深層地探究各國文明的本質，而自己現有的知識還遠遠不夠，可以說近乎無知”，所以“我現在的熱情比起實際的政治運動，更燃燒在探究列國富強的根源上”。[1]（P37）于是他決定留學日本，想到自己即將在日本鉆研新學問，“從未體驗過的、難以言表的溫暖的喜悅涌上心頭。”[1]（P40）可是不久，當
他到達弘文學院學習、遇到不務正業的清國留學生時，漸漸從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還常常會被往昔的疑慮和憂郁所籠罩。[1]（P41）他“打算暫時離開東京，忘卻往事，獨自研究醫學，已經不容再遲疑了。”[1]（P47）
青年魯迅是帶著遠大的理想來仙臺的--成為支那的杉田玄白，挽救那些不幸的病人。[1]（P66）“為什么在西洋科學之中，自己特別關注醫學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時的悲傷體驗。”[1]（P29）“告訴我新學問必要性的，是少年時代遇到的那個騙子醫生。那時的憤怒，使我離開了故鄉。學習新學問的志向，從開始就與醫術緊密相連。我首先在日本學習醫學，回國后，治愈那些同我父親一樣受庸醫蒙騙、只能等死的病人，讓他們了解科學的威力，竭盡全力地讓他們早日從愚蠢的迷信中清醒過來。如果支那同外國交戰，我將以軍醫的身份參戰，為建設新支那不惜粉身碎骨，這就是我的人生目標。”[1]（P46）
魯迅在二年級的夏天去東京時接觸到了日本青年掀起的文學熱潮，便開始暢游于文學的汪洋大海之中。回仙臺
80
時他帶回了大量的文學書籍,“文藝熱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時，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他心里的是本國青年們的革命吶喊。醫學、文藝、革命，換句話說，科學、藝術、政治，他被卷入三者的混沌旋渦
中。”[1]（P114）從東京回到仙臺后，魯迅不無迷茫地對“我”說：“我今年夏天去東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處了。對我來說，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確地說出來。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實現了，我可能除了自殺，別無他選。啊，這種疑惑僅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1]（P108）“憑借科學的威力，讓民眾覺醒，鼓勵他們抱有新生的希望并為之努力，不久又引導他們懷抱維新信仰，這不就成了三段論法了嗎？全是可恥的辦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殺了科學救國論。我現在必須更踏實地重新考慮怎樣才能拯救支那。”[1]（P109）魯迅最終選擇了文藝。太宰治在《惜別》中借“我”之口，細膩地描寫了魯迅內心的彷徨，“周先生后來大量的著作，我幾乎都沒有讀過。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謂大魯迅文藝的功績。可是有一點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臺時代的周先生，苦于近代文明之病，為尋求其病床，甚至叩響了教會之門，可是，那里也沒有救濟之法。像往常一樣，他又退了下來。懊惱的結果，這個品質高尚、正直的青年，臉上甚至浮現出了奴隸的微笑。混沌的產物是自我厭惡。他對于文明的感情，的確可以稱之為支那可憐的先驅者之一。這樣，這種痛苦內省的地獄，越來越接近所謂人間百感圖的文藝了。文藝原本就是他喜歡的路，疲憊的他爬上了這個病床，稍感舒適。”[1]（P115）
四、力挽狂瀾的革命者
《惜別》虛構出的“大雪夜事件”體現了魯迅作為革命者的一面。在一個大雪之夜，魯迅在美以教堂聽到《出埃及記》的說教內容——摩西為了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去往迦南，四十年間歷盡艱辛，卻
受到同胞們的曲解和責怪。魯迅聯想到祖國愚昧無知的民眾，打算棄醫從文。“文藝好像國家的反射鏡一樣。國家艱苦奮斗的時候，便會誕生出好的文藝。雖然表面看文藝不過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國家興亡沒什么關系，可其的確能顯示出一個國家的國力。可以說是無用之用，不可小視。……想找到那些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譯成支那語，讓我的同胞們讀。”[1]（P116）在經歷了幻燈事件后，魯迅告訴“我”：“虧了那張幻燈片，我終于下定決心了……精神革新！國民性改造！如果像現在這個樣子，支那將永遠無法確立真正的獨立國家的尊嚴。滅清興漢也好，立憲也好，只是改變了政治口號而已，東西的質地不變，不是沒有用嗎？因為我這段時間離開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眾，心里就定不下來明確的目標，迷茫、不知所措。今天我的目標確定了。看了那個片子，挺好。我馬上棄醫回國。”[1]（P124）魯迅打算回國之后發起文藝運動，來改變那些民眾的精神，為此奉獻一生。他將和作人一起辦文藝雜志，而雜志定名《新生》。“他微笑著回答。那笑中一點兒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稱之為‘奴隸的微笑’那種卑屈的影子。”[1]（P125）
在《惜別》中，太宰治借“我”解讀1907年魯迅寫于東京的論文《摩羅詩力說》：“我覺得，該短文的主旨，指出了與他從前說的那種為‘幫助同胞的政治運動’的文藝多少有些差異的方向，不過，‘不用之用’一詞讓人感到豐富的含蓄。終歸還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實際的政治運動那樣對民眾的強大指導性，而是漸漸地浸潤人心，發揮使其充實之用的東西。這樣解釋文藝我認為一點兒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這種寫法讓我們這些文藝的門外漢都能隱約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文藝這種
東西，就會像注油少的車輪那樣，無論開始時怎樣流暢地運轉，也許馬上就會損毀。”[1]（P118）《惜別》的這段話，與竹內好那種極大地誤讀了《摩羅詩力說》的“無力的文學因為無力所以必須進行政治批判”[4]的“革命文學遲到論”相比，真正理解了魯迅的文學觀和革命觀。
結語
在《惜別》中，太宰治借藤野先生之口說：“我想東洋整體是一個家庭。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歷史的開花結果。應當稱作‘東洋本來之道義’的潛流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延續著。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們東洋人都連接在一起，可以說背負著共同的命運。像剛才我提到的那個家庭，盡管人各有志，卻還是一朵大的花兒。”[1]（P68）《惜別》曾一度被貼上“國策小說”的標簽：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太宰治參加完文學報國會召開的作品協議會后，便寫下了近6頁的《惜別》創作意圖說明書并上交給文學報國會，表示愿為實現中日兩國全面和平共處效力。一向不理會日本政治的太宰治的“政治意圖發言”的行為顯得不尋常，太宰治卻說：“這本《惜別》確實是應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進行創作的小說。但是，即使沒有來自這兩方面的請求，總有一天我也會試著寫一寫，搜集材料和構思早就進行了。”[1]（P128）發表于二戰結束前夕的《惜別》，看似不違背軍國政府的意圖，實際上太宰治并非迎合時局，也不支持戰爭。《惜別》中的送行會賦予了魯迅的仙臺生活一個圓滿的結局，太宰治在小說中撫平了生活給青年魯迅造成的心靈創傷，太宰治于魯迅的友善同時表現為對中國的友好，正如《<；惜別>之意圖》所說：“讓現代中國之年輕知識人閱讀、使其產生‘日本也有我們的理解
者’之感懷。”[1]（P136）這種創作意圖體現了藤野先生所說的包容了互相尊敬、愛與正義等內容的“東洋本來之道義”。通過《惜別》中的青年魯迅形象，太宰治表達了對魯迅的尊敬和對中國的友好，這種寫作姿態喚起讀者的欽佩。
參考文獻：
[1]太宰治.惜別[M].于小植，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奧野健男.《惜別》解說[M].東京：新潮文庫，1973.
[3]川村湊．『惜別』論－－「大東亜親和」の幻[J].東京：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1(4):68－69.
[4]高遠東.仙臺經歷與棄醫從文——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一點分析[J].魯迅研究月刊，2007（4）：22-28.
[責任編輯王占峰]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