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歷史上環境與資源保護研究綜述

2023年12月2日發(作者：秋天詩詞)

$%%#&’’$%%#&!"#!年創刊近三十年來中國歷史上環境與資源保護研究綜述!梁志平(內容提要)本文從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綜合性論述、思想與意識、政策與社令、具體行為四大方面，回顧了近三十年來對中國古代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研究狀況。同時，指出雖然相關研究可謂豐碩，但低水平重復現象較為突出，研究理念尚需深入與發展，研究內容還有很大擴展空間。(關鍵詞)近三十年；古代；環境與資源保護；綜述（!"*"—）（上海(作者簡介)梁志平，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環$%世紀#%年代，境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國家和社會關注的重點，環境保護也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如何實施環境保護，是所有中國人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一些學者開始探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思想意識、政策法令、行為，以期古為今用。此類研究頗為豐富，鈔曉鴻、佳宏偉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生態環境史———以近年來大《生態環境陸生態環境史研究為中心》-載鈔曉鴻著：與明清社會經濟》，黃山書社$%%+年版，第+’./%頁0中扼要回顧了九十年代以來對中國歷史上環境保護的研究，不過，兩位關注的主要是史學界的論文，對相關專著及其它學科的成果較少提及。筆者在此對近三十年來中國歷史上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研究從四個方面進行梳理：一、綜合性的論述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在相關機構與官員的推動下開始了中國環保史編纂工《中國的環境保護》作。余文濤、袁清林、毛文永編著（經濟科學出版社!"#*年版）一書，該書第一章為“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主要介紹我國古代環境保護的思想、機構、法令，以及對森林、苑囿園池的保護、國土與環境整治等實踐。也許考慮到此書對古代環境保護闡釋太少，隨后，袁林清推出《中國環境保（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年版）護史話》，在介紹古今環境變遷基礎上分析歷代環境保護思想、法令與實踐。雖說略顯單薄，但其通過環境變遷來研究環境保護的思路，學界至今還在運用。林學界的陳登《中國自然保護史綱》（東北林業大學林、馬建章編著思路基本也是如此，按原始社會、出版社!""!年版）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的歷史分期，簡略描述了各個時期對水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的思想、政策、機構等。集成性研究是羅桂環、王耀先、楊朝飛、唐錫仁（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編著的《中國環境保護史稿》，該項研究是!"#"年在國家環境保護局!""/年版）宣教司倡導下，綜合多方面人力，歷時/年完成。此書詳細介紹了我國古代環境保護思想、法制的產生與發展，并分為生物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物種保護、森林保護和植樹造林、注重產出和自然循環的農業模式、水旱災害防治與水資源利用、水土保持實踐經驗積累、土地鹽堿化與沙漠化治理、傳統手工業生產的環境問題、對環境與健康關系的認識、古代都市規劃和環境建設、人口土地開發與環境等!%個主題探討了古代環境保護實踐。編者還將我國歷史上環境保護特點概括為注重防災抗災、強調森林生物資源合$!%理利用和保護、農業生產中的綜合平衡、關注人地協調。羅桂環與舒儉民編著了《中國歷史時期的人口變遷與環境保護（》冶金工業出版社"##$年版），突出了人口對環境變遷的影響，諸多內容與《中國環境保護史稿》相同。李丙寅發表數篇有關不同時期環境保護的論文后推出《中國古代環境保護》（河南大學出版社!%%"年版）一書，依次論述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有關環境保護的思想、法令與實踐。該書創新之處不多，細致程度也遠不如《中國環境保護史稿》。王玉德、張全明主編的《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年版）雖沒冠名為中國環境保護史，但該書上卷以史為以經，主要內容是論述中國歷代環境保護思想、法令、實踐，但主要匯編前人研究成果。在環保研究熱潮下，除了通論全國之外，還有專門研究地區性環境保護史著作。如王偉杰編著的《北京環境史話（》地質出版社"#&#年版），簡要描述了人們改善北京地區環境史跡的各個方面。同時，一些省市縣開始編纂出版“環境保護志”“、環境衛生志”，此類方志一般會對古代的環境與資源保護進行簡要追敘。與通歷代論相比，對不同歷史時期的綜合研究更為豐富：先秦有袁清林《先秦環境保護的若干問題》《中國科技史料》"#&$年第"期）、李丙寅《略論先秦時期的環境保護》（《史學月刊》"##%年第"期）、郭仁成《先秦時期的生態環境保護》（《求索》"##%年第$期）、李金玉《周秦時代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與實踐研究（》鄭州大學博士論文!%%’年(月）；秦漢有李丙寅略論秦代的環境保護》（《商丘師范學學報》"##%年第"期）、《略論漢代的環境保護》（《河南大學學報》"##"年第"期）、倪根金《秦漢環境保護初探》（《中國史研究》"##’年第!期）；魏晉南北朝有李丙寅《略論魏晉南北朝的環境保護》（《史學月刊》"##!年第"期）；唐代有劉華《我國唐代環境保護情況述論》（《河北大學學報》"##)年第"期）；宋代有劉華《宋代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安徽師范大學學報》"##’年第"期）、張全明《論宋代生物資源保護及其特點》（《求索》"###年第"期）、《論宋代生物資源保護》（《史學月刊》!%%%年第’期）；元代有劉華《元代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探幽》（《中國環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年第"期）；明代有楊昶《明代在資源環境領域的理論與實踐》（《江漢論壇》!%%*年第"期）等等，諸如此類的研究自然讓我們對各個時期環境保護有了基本認識，但概述性研究往往很難將問題引向深入。近三十年來中國歷史上環境與資源保護研究綜述二、關于思想與意識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古人形成了一些樸素的環境保護思想與意識。劉翠溶在《中國歷史上關于山林川澤的觀念和制度》（載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主編：《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年版，第"#+(!頁）中對歷史上山林川澤的觀念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張建民則在《論傳統農業時期的自然保護思想》（《中國農史》"###年第"期）中指出，先秦至兩漢核心自然保護思想的核心是“以時禁發”，同時往往與宣揚社會倫理道德結合一起，魏晉以后則更多注重于資源破壞的影響，森林植被、水、土資源的相互關系，特別是認識到森林在維持生態系統平衡中的作用。法學界張梓太在《中國古代立法中的環境意識淺析》（《南京大學學報》"##&年第(期）中從法學角度指出，古代立法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環境立法，但立法者注重對自然環境保護，強調立法時應當尊重自然規律，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盡可能做到“道法自然”。在處理環境與發展關系時，主張永續利用，對資源開發要“不夭其生，不絕其長”。同時特別注重對生活環境的保護，以“禮”為標準，對生活環境劃分出重點保護區域，進行重點保護。對不同時期環境保護思想與意識的探討更為常見。鞠繼武在《試論先秦時代生態環境保護思想》（《自然科學史研究》"##%年第!期）中簡述了先秦時期的環境保護思想，李根蟠《先秦時代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論》（《古今農業》"###年第"期）則進一步指出先秦保護利用野生植物資源的理念依據是處理“天、地、人”關系的“三才”論。陳業新在《秦漢時期生態思想探析》（《中國史研究》!%%"年第"期）中對秦漢時期生態思想進行了概述，認為這一時期生態思想基本方面是關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間應有的和諧與統一關系的思考，具有辯證法“合理的內核”。鄒逸麟在《我國古代的環境保護意識與環境行為以先秦兩漢時期為例（》載《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頁），中強調古人具有豐富的環保意識。葉坦在《宋代帝王的經濟觀：君主詔令所反映的保護生產與生態的思想》（《中州學刊》"##%年第’期）中分析了宋代君主詔令所反映的保護生產與生態的思想。張全明對宋代環境保護關注較多，在《簡論宋人的生態意識與生物資源保護》（《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年第$期）、《簡論宋代儒士的環境意識及其啟示》（《文史博覽》!""（《$%%#&’$%%’年第#期）等中認為宋人表現出較強烈而廣泛的生態意識，提出了順應自然，調節生態系統，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生物資源的生態哲學觀，而宋代儒士“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中庸”的處世道德觀，使環境意識達到一個較高的高度。或許是為資料所限，對明以前環境與資源保護思想的研究大多過于抽象，對明清時期的則要細致的多。楊昶在《明代的生態觀念和生態農業》（《中國典籍與文化》!""#年第!期）中認為在人口驟增、土地開發相對受限的壓力下，明代涌現出一系列生態環境意識超邁前賢的思想家，并討論了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美國學者鄧海倫在《十八世紀中國官方對環境問題的看法與政府的角色（》載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年版，第#))*"!’頁）中通過具體案例分析了十八世紀中國官方對環境問題的看法，認為雖然一些官員看法是合理的，但由于當時的人口壓力，使他們主要致力于解決人口生計問題，對環境問題常常忽視。西北作為我國生態脆弱帶，學者關注較多。趙珍在《清代陜甘地區的森林生態保護意識和措施》（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輯，$%%,年；亦收入趙珍著《清代西北生態變遷研究》第五章“被動的調適：自發的生態理念和環境保護措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中指出，由于人口增加，大面積農田墾殖，生態脆弱性進一步加重，一批有識之士提出了生態保護要求，特別是對森林的保護。王社教則利用清代豐富方志，撰有《清代西北地區地方官員的環境意識———對清代陜甘兩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年第!期）一文，通過考查陜甘兩省地方志編纂者對當地環境問題直接記述和議論以及各地方志“藝文志”有關論述環境問題文獻的收錄情況，指出當時整個社會還沒有形成群體的環境意識，個別地方官員環境認識集中表現在對森林涵養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認識上，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保護森林和植樹造林的關注。除了方志，一些典籍中也蘊涵著豐富的環境保護思想，鈔曉鴻、佳宏偉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生態環境史》（載鈔曉鴻著《生態環境與明清社會經濟》，第+"頁）一文中列舉了以下學者的研究：陳瑞臺對《莊子》，郭文韜對《月令》，胡元鵬、宮玉海對《詩經》、《山海經》，田齡對《周禮》、屠承先對《鹽鐵論》，鄭學檬對《狀江南》詩組，高玄英、趙文姝對《聊齋志異》等等。以筆$!$!"#!年創刊者所見，較早時李丙寅也對《詩經》中的環境思想作過探討，撰有《〈詩經〉中有關人類對環境認識的初探》（《商丘師范學學報》!""$年第,期）。以上研究涉及環境、資源保護思想的方方面面，也有不少學者專注某一方面，其中以林業保護為突出。葉世昌在《丘/的造林主張（》《中國農史》!"#+年第+期）中對丘/闡釋在《大學衍義補》中的造林主張。倪根金在《試述中國歷史上對森林保護環境作用的認識（》《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年第!期）《、試論中國歷史上對森林保護環境作用的認識（》《農業考古》!""(年第,期）等中認為，古人已充分認識到森林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巨大作用，并把人們對森林作用的認識分為先秦、漢至元、明清、近代四個階段。關傳友則在《論中國古代對林木保持水土作用的認識與實踐（》《中國水土保持科學》$%%+年第!期）中指出，自先秦至明清古人對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萌芽、初步、明確、普遍認識的變化過程。說到水土保持，馬宗申在《我國歷史上的水土保持（》《農史研究》第,輯，!"#,年）一文中，著重論述了我國森林抑流固沙、溝洫治黃、治水先治源等有關水土保持理論。劉忠義在《我國古代水土保持思想體系的形成（》《中國水利》!"#’年第!!期）中略述了我國古代水土保持思想體系形成過程，宋源在《我國古代水土資源管理思想述略（》《中國農史》!"#)年第,期）中認為我國古代管理水土資源的思想可溯源于先秦，漢唐時力求使有限的水資源取得較好社會經濟效果，宋代以后把興利和除害有機結合起來，注意到水土資源綜合效益問題，明清出現了許多綜合利用水土資源的建議和實例，這一過程反映了封建經濟和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對水土資源管理提出的要求越來越高。還有學者討論古代保護動物資源思想，如邢湘臣的《我國古代魚類資源的保護》（《農業考古》!"#+年第!期），周才武的《古代山東地區漁業發展和資源保護》（《中國農史》!"#(年第!期），景愛的《古人如何保護野生動物（》《森林與人類》!""’年第+期）等等，此類概述性的研究，較為簡略。不過，也有較為具體的，如董希在《淺談我國古代對動物資源的保護》（《中國農史》!""%年第$期）一文中解析了清代郭尚品在《上白邑侯希李請禁毒藥取魚稟》中保護漁業資源思想。三、有關政策與法令我國古代雖沒有系統環境保護法令與政策，但中央、地方法規中相關內容還是比較豐富。姜建設在《古代中國的環境法：從樸素的法理到嚴格的實踐》（（《鄭州大學學報》"$$%年第%期）中討論了我國古代環境保護立法產生過程，認為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環境惡化，有識之士呼吁采取保護措施，最終轉化為政府行為，并以法的形式肯定下來。嚴足仁編著的《中國歷代環境保護法制》（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年），依次介紹了夏商周、秦漢、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國、新中國的環境保護法制，然該書古代部分只是列舉了相關政書中有關環境保護政策與法令，甚為簡單，僅’(頁。斷代性通論研究主要是對秦漢、明代。陳業新的《秦漢生態法律文化初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年第!期）探討了秦漢時期對水利、植物、動物、森林資源保護法令，并認為此時環保法令內容廣泛，承前啟后，但得不到真正、徹底、完整意義上的貫徹執行。楊昶撰有《明政令對生態環境的負面效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年第"期）、《明朝有利于生態環境改變的政治舉措考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年第)期）等，對明代有利于和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政策與法令分別進行了考述。大量的研究體現在林業政策與法令上。如王永厚的《以法治林話古今》（《中國林業》"$("年第’期）、黃森木的《我國古代的以法治林》（《農業考古》"$(%年第!期）分別簡敘古代以法治林的歷程。王子今的《秦漢時期的護林造林育林制度》（《農業考古》"$$%年第"期）對秦漢時期護林、造林、育林諸制度進行了探討，新近韓國學者崔德卿撰有《秦漢時代山林樹澤的保護與時令》（載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年版，第))*+)%*頁）一文，也許是交流不便，并無太多新見。李廣聯撰有《北魏的林業政令》（《中國林業》"$(#年第$期）、《北宋的林業政令》（《內蒙古林業》"$(#年第"&期）。王希亮《宋朝發展林業保護山林的幾項措施》（《經濟研究資料》"$(!年第$期），郭文佳《簡論宋代的林業發展與保護》（《中國農史》!&&#年第!期），對宋代鼓勵植樹、減免賦稅、賞罰官吏、保護山林等一系列措施進行了探討，惜沒有回顧學術史。樊寶敏、董源、李智勇在《試論清代前期的林業政策和法規》（《中國農史》!&&’年第"期）中認為，清政府雖頒布過一些與林業有關的護林植樹詔令或條文，但沒有全國統一的森林法規，因而地方上有大量鄉規民約，然作用有限。談到鄉規民約，中國有大量護林碑，此方面研究諸多，有代表性的是倪根金。撰有《明清護林碑研近三十年來中國歷史上環境與資源保護研究綜述究》，（《中國農史》"$$)年第’期）、《明清護林碑知見錄》（《農業考古》"$$*年第"期）、《新見江西遂川兩通清嘉慶時護林碑述論》（《古今農業》"$$*年第#期）《、中國傳統護林碑刻的演進及在環境史研究上的價值》（《農業考古》!&&%年第’期）對明清護林碑研究較深，認為人們對林業作用認識的深入、風水意識盛行、毀林（尤其盜伐）現象嚴重是明清護林碑大量出現的三大原因，并把護林碑分為官方型（中央、地方）、民間型（個人、家族、村寨、聯村、寺廟）、混合型（官民、僧俗）三大類，同時對現存護林碑分布進行了列表。此外還有，卞利的《明清時期徽州森林保護碑刻初探》《中國農史》!&&#年第!期）、古開弼的《廣東現存明清時期涉林碑刻的歷史啟示》（《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年第!期）、《廣東現存明清時期涉林碑刻的生態文化透視》（《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年第’期）、何滿紅的《明清山西護林碑初探》（《文史月刊》!&&*年第"期）。與國內較多學者概述性的研究相比，國外一些學者通過具體事件與案例進行細致的研究，如日本學者相原佳之撰有（《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樹討論為中心》）（載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第)&%+)!#頁）一文，詳細闡釋了乾隆二十年代吳鵬南造林提案產生、議定的過程及效果。一些學者討論了古代保護動物法令，如王希亮的北宋保護野生類的法令》（《中國林業》"$(!年第"&期）、《我國古代野生動物管理法》（《野生動物》"$()年第"期）。中國各少數民族有許多禁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規約，如古開弼的《我國歷代保護自然生態與資源的民間規約及其形成機制———以南方各少數民族的民間規約為例（》《農業考古》!&&)年第"期）。四、相關具體行為環境保護行為與環境破壞往往是同時存在，雖然很多是無意識的。郭文韜在《我國古代保護生物資源和合理利用資源的歷史經驗》（《資源科學》"$(’年第"期）中認為，我國古代在保護生物資源和合理利用資源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彭世獎在《我國環境保護的歷史經驗值得總結》（《農史研究》第(輯，"$($年）中也指出我國古代環境保護經驗值得總結。大量的環境保護實踐依然體現林業上，本文非林業史研究回顧，主要列舉一些與本文主旨直接相關的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劉彥威撰有《我國古代對林木資源的保護》（（《古今農業》!&&&年第!期，亦載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中國農業出版社$%%$年版，第!!)*!+$頁）《、中國古代的護林和造林》（《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年第(期），對中國古代林木資源的保護與植樹造林行為進行了論述。倪根金的《秦漢植樹造林考述》（《中國農史》!""%年第(期）《、秦漢“種樹”考析（》《農業考古》!""+年第!期）論述了秦漢植樹造林行為。翁俊雄在《唐代植樹造林述略》（《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年第+期）中認為，唐代在植樹造林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人們對山林的保護卻注意不夠。對明清林業保護行為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生態脆弱帶。暴鴻昌的《明代長城區域的森林采伐與禁伐》（《學術交流》!""!年第+期）認為，人口的增長、城市的擴充等原因最終導致明代長城區域森林禁伐的失敗。臺灣學者邱仲麟在《明代長城沿線的植木造林》（《南開學報》$%%)年第+期）中分析了明代出于軍事目的而在長城區域的森林禁伐與植樹行為，認為整體來說，成效并不明顯，無法挽救森林日益減少的情況。上文提到趙珍的研究，雖說涉及保護森林、水土、動植物資源等行為，但主要是探討人們保護森林的行為，并認為這些行為是被動性的、自發性的。鈔曉鴻在《清代至民國時期陜西南部的環境保護》（載鈔曉鴻著：《生態環境與明清社會經濟》，第!%!*!$#頁）中主要利用碑記分析清代至民國時期陜西南部對森林等資源保護行為，認為與環境破壞的大范圍、持久性相比，保護只是局部、短期的。最近，何滿紅的《環境脆化中的保護———以明清至民國時期的山西省為例》（載行龍主編：《環境史視野下的近代山西社會》，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也是利用碑記探討明清至民國時期山西省林業等資源保護行為，也認為鄉規民約的保護很有限。關傳友則利用族譜來研究，在《論明清時期宗譜家法中植樹護林的行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年(期）中指出，風水意識是家族法規中提倡植樹護林的根本原因，家族經營是護林行為的重要原因。亦有學者對一些防護性的植樹造林進行研究，如楊秀偉《植樹造林是水利的傳統———堤防植樹小史》（《中國水利》!"#+年第!期），古開弼《我國古代人工防護林探源》（《農業考古》!"#’年第$期），謝志誠的《黃公樹———清代地方性生態農業工程（》《中國農史》!"",年第$期）簡述了乾隆年間黃可潤在直隸無極縣植樹造林工程。游修齡在《槐柳與古代的行道樹》（《中國農史》!""’年第(期）中對保護路基的行道樹$!(!"#!年創刊做了有益探討，指出歷史上行道樹種的變化過程，秦是以青松為主，漢以后直到唐宋則以槐樹為主，明清轉以柳樹為主。水土保持行為是學者關注的另一個重點。張芳在《清代南方山區的水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國農史》!""#年第$期）中認為，清代南方山區砍伐林木墾荒、陡坡種植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當然手工業、采礦業、樵采、軍事也不可忽視，在此基礎總結了各地的水土保持措施。張祥穩、惠富平在《清代中晚期山地種植玉米引發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國農史》$%%’年第+期）中闡述了清代不同地區官方和民間對開山種玉米利弊的不同認識，指出浙江、皖南和陜南等地，政府和民間曾采取多種積極措施，遏止山地種植玉米引發的水土流失，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它，如對水源保護的研究，如顧其洋的《水源保護史話（》《環境保護知識》!")"年第(期），只是科普性的，較為簡要。對動物資源保護研究，上文提到的一些相關論著中往往也會有所提及，筆者在此不再重敘。五、小結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研究可謂成果豐碩，但同時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一些學者不太重視學術史，以致低水平重復現象較為突出。第一，研究內容還有很大的擴展空間。受資料所限，諸多學者的研究過于抽象，論述流于空洞。其實，至少研究明清時期還是大有可為。劉翠溶在《中國環境史研究芻議》一文中（《南開學報》，$%%’年第$期，亦載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第+*!,頁）指出環境史研究應該加強有!%個方向，其中之一是利用資源的態度與決策，她認為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相關風俗習慣、價值、法律、政治、制度及組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利用明清碑記、方志、檔案等資料進行了一些具體而微的工作，使我們對這些問題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但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發掘。第二，研究理念尚需深入與發展。環境問題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有很多內容還涉及理工方面的知識，如古代的水利及其它環境工程。而且古代環境工程與現代工程在技術上往往存在很大不同，研究者既需了解相關環境工程技術，又要貼近歷史事實。這需要不同學科的學者從各自角度來共同探討環境問題，把環境變化問題和社會變遷有機地結合起來。【責任編輯：劉清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