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民國時期張學良和楊虎城發(fā)動的兵諫）

西安事變（民國時期張學良和楊虎城發(fā)動的兵諫）

西安事變 （民國時期張學良和楊虎城發(fā)動的兵諫） 次瀏覽 | 2022.11.19 11:47:06 更新 來源 ：互聯(lián)網(wǎng)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西安事變民國時期張學良和楊虎城發(fā)動的兵諫

1936年12月12日，為挽救民族危亡、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張學良、楊虎城毅然在臨潼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扣留來陜督戰(zhàn)的蔣介石，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提出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逼蔣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等六項主張，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基礎。“?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zhàn)爭走向抗日民族戰(zhàn)爭的轉折點。

中文名

西安事變

外文名

Xi'an Incident

發(fā)生時間

發(fā)生地點

陜西西安

主要人員

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

別稱

雙十二事變

波及區(qū)域

陜西西安

影響

國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結果

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初步形成

歷史背景國際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會議（共產國際七大），著重討論有關建立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5]?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不能同時順利地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的斗爭”，“我們（指國際）覺得，你們（指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國內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zhàn)爆發(fā)。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zhàn)爆發(fā)。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zhàn)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陜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轉移，抵達陜北革命根據(jù)地保安縣吳起鎮(zhèn)會師。

一二·九運動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大學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眾積極響應，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中共遵照共產國際指示確立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會議，著重討論有關建立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根據(jù)共產國際會議精神的要求，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fā)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內容。同年11月，張浩向陜北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

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lián)名發(fā)出《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lián)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1936年紅一方面軍在打開華北抗日通道的名義下東征，但實際與之作戰(zhàn)的也仍然只能是國民黨軍隊，而東征與同時進行的西征在實質上抱著相同的目的，這就是突破國民黨的包圍，為紅軍創(chuàng)造新的生存條件。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指出中共“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不能同時順利地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的斗爭”，“我們（指國際）覺得，你們（指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fā)出通電。痛斥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請求準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后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并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臺，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tài)歸順。

由于，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shù)北調，用來剿共，并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shù)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實力，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簡直無法和兩廣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因為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臨潼驪山“非爆發(fā)不可”。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東北軍入陜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zhàn)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zhàn)死，團長裴煥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zhàn)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

張學良部隊的戰(zhàn)局失利以及后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zhàn)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zhàn)。

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xié)定》。

蔣介石撤銷張學良職務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給張學良造成良好的政變條件。

蔣介石召見邵力子，通知大公報社發(fā)表對張、楊的彈劾，并撤銷職務。張楊由此發(fā)動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爆發(fā)，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張學良將軍在抗爭時期主張的“攘外安內”政策，因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相左而直接導致了西安事件的爆發(fā)。

關于西安事變，張學良在西安時對部下表示，好像燈泡，暫時把它關一下或給擦一擦為了讓它更亮。這樣做，蔣介石就更亮了。但這并不說明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才能不夠認可，相反他曾表示：他父親雖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蔣公。

而且，對于自己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釋因為已經把泥菩薩（蔣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來，所以，張發(fā)動西安事變的原因正如其所說 跟蔣先生兩個沒有別的沖突，就是沖突兩句話，就是他要“安內攘外”，而蔣介石是要“攘外安內”。

張學良是一個不愿意受操縱的人，他自詡為倔強的一個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見解，認為事情當做就做，張學良表示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沒有想過與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因為自己大權在握，富貴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他。自己犧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不要內戰(zhàn)了，張學良表示自己二十一歲就作戰(zhàn)了，他恨透了內戰(zhàn)。

事變過程

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國民黨特務逮捕秘書、東北大學學生代表、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和馬紹周、關沛蒼，張學良命譚海率衛(wèi)隊營包圍和查抄了陜西省黨部，即為“艷晚事件”。張學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鎮(zhèn)壓。

蔣介石與張學良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并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lián)共抗日，遭蔣拒絕。蔣介石堅決拒絕其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zhàn)，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wěn)，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到抵西安，立即調三十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拒絕。 蔣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么進兵，要么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guī)模的群眾游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愿示威。蔣中正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后，趕上游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

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復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于死地”。請愿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動了在場的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

當晚，張學良找到蔣介石，再次勸蔣抗日，并要求蔣放過學生，但是蔣介石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張聽后大怒，反問道：“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張蔣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于當晚決定兵諫。當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商議，決定發(fā)動兵變，命令白鳳翔去捉拿蔣介石，白鳳翔說“只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fā)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wèi)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qū)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經過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晨5時，張楊發(fā)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后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后面，被發(fā)現(xiàn)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wèi)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等人遇難。西安事變爆發(fā)。

當天，張楊向全國發(fā)出了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zhàn)。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南京中央于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lián)席會議，決議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后決定剿撫并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于右任為陜甘宣撫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fā)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yè)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后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介石的好友。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于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在讀宋美齡給他寫的信

1936年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

1936年12月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后，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并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沖突升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使共產國際大為震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及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的人員，最初的反應是殺死蔣介石。最初毛澤東也主張公審殺蔣，12月13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

但13日起，蘇聯(lián)《真理報》、《消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xù)發(fā)出報道、評論和文章，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分析，并對這一事變的發(fā)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tài)度后，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舉行了關于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fā)關于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并將此報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22日，隨后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后，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楊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后由張學良本人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

1936年12月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馮欽哉的房子）西樓二層開始正式談判，蔣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條主張：1、停戰(zhàn)，撤兵至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lián)合紅軍抗日；5、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但23日晚，張學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開“三位一體”的表示后，情勢急轉直下，原本“要蔣接受并保證實施（六項條件）”改成只要兩宋擔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蔣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蔣承認西北三位一體的軍政組織一條則根本取消。

據(jù)周恩來報告，1936年12月24日，蔣介石針對西安方面六項主張作了如下口頭答復，即：1、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離開西北；2、委托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陜甘；3、蔣先回京，后釋放愛國七領袖；4、聯(lián)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紅軍蘇區(qū)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zhàn)起再聯(lián)合行動，改番號；5、蔣意開國民大會；6、他主張聯(lián)俄聯(lián)英美。

但蔣介石的回憶和國民黨史料中并無這六點答復的記錄。蔣沒有意愿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xié)議書，東北軍和西北軍有部下向張學良反應不滿，稱：“我們提著腦袋給你干，怎么到最后連個簽字都沒有？”張回道：“你們政治覺悟沒我高，蔣介石雖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實力還在，既然我們要放他，要把他捧為領袖，那么逼他簽字，他到時還會反悔要一個君子協(xié)議也很好。”

張學良的提議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對。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陳述了關于放蔣條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須堅持以下三個條件才能放蔣：1、全部中央軍首先撤出潼關；2、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文件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國會議；3、開始部分地釋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后，楊虎城轉而積極贊同中共的主張，但張學良卻不以為然。25日下午周恩來又企圖勸說張學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蔣條件，但卻意外地得知，張學良已經親自護送蔣介石前往機場。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離開西安前，張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扣留。

尾聲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平安抵達洛陽后，《大公報》稱：“全國民眾聽到這個喜訊，都歡喜得幾乎要發(fā)瘋了。昨天晚間，全國自都市至城關，自成人以至兒童，都熱烈慶祝，歡聲徹夜，這種情形，真是揭開了歷史的新頁”。

結果

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

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重要作用的體現(xiàn)關鍵不在發(fā)動，而在其和平解決的問題上。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的發(fā)動者，同時也擔當了促成其和平解決的重要角色。

不僅如此，他為了保護蔣的安全，還用自己的人頭做保證。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張學良在會見南京政府的代表時表示，只要委員長能改變態(tài)度，采納意見，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可見，張學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變往和平解決的方向上指引。可見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張學良的極力斡旋和巨大犧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的歷史地位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

各方態(tài)度國名黨

親日派攪局

蔣介石被扣之后，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以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趁機爭權奪利，轟炸西安，欲置蔣介石于死地。何應欽表面上迎合宋美齡，暗地里繼續(xù)向西安調兵遣將，準備向張、楊方面動武。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并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qū)。

西安事變后，宋美齡、宋子文為代表的親美派主張極力營救蔣介石。一方面與何應欽針鋒相對，力阻其對西安的轟炸與討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慶齡，勸其對張、楊產生影響和平解決。宋慶齡對蔣歷來反感，但對何應欽的作為也不無擔憂，若蔣系崩潰，國民政府就真的要成為親日派的天下了。與此同時，宋慶齡接連收到共產國際三封急電，要其發(fā)揮一切影響力促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前，面對日本侵華勢力的威脅，同處“剿共”前線的閻錫山與張學良、楊虎城在“守土”、“抗戰(zhàn)”的立場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對外，抗擊日軍。

西安事變后，無論張學良與楊虎城，還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與討伐派，都非常關注山西閻錫山的反應，極力拉攏閻錫山。事變前，張、楊與閻錫山交往緊密，因此除12日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外，張學良于13日專電閻錫山：“我公有何見教，盼賜復”，征詢閻的意見，希望閻錫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應。

南京方面，以宋美齡、宋子文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先后致電閻錫山。孔祥熙于事變次日的電文，稱贊閻錫山“我公公忠體國，雄鎮(zhèn)邊陲，登高一呼，眾流響應，尚企主張正義，領導群倫，俾抒國難”；希望閻能夠出面，對張學良“責以大義，動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瀾，拯國家于萬劫”，并提出營救蔣介石的具體措施：“逕送蔣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難，故擬勸張先送蔣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閻公。”其倚重懇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戰(zhàn)派的何應欽、孫科隨后也致電閻錫山說：“環(huán)顧國中能深識此事之癥結，熟權公私中之兩宜者，無如先生”，希望閻“慨切勸導”張學良。

被多方倚重的閻錫山，開始以“調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閻錫山回電張、楊，同時抄送南京，表示“西安變起非常，我輩自當協(xié)力共維大局”。17日張學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會見閻錫山，閻錫山得知“委座安然無恙”，且張學良“愿隨介公赴南京請罪”等情況，立即電告何應欽，并在太原報紙上登出“號外”，以安定全國人心。

中共歷史文獻也認為，中共對西安事變的態(tài)度轉變，其中有閻錫山的影響。這不僅因為閻錫山作為“調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國民黨內部反應和軍界的影響，還有閻錫山“守土抗戰(zhàn)”的主張以及反對打內戰(zhàn)，消極“剿共”的態(tài)度，支持在山西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關系密切等等。正是因為中共起初的“審蔣”主張沒有得到閻錫山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的響應，中共才放棄了這一主張。

共產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使共產國際大為震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及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的人員，最初的反應是殺死蔣介石。但13日起，蘇聯(lián)《真理報》、《消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xù)發(fā)出報道、評論和文章，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分析，并對這一事變的發(fā)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tài)度后，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舉行了關于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fā)關于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并將此報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15日 蘇聯(lián)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與南京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會晤。蔣向李維諾夫表示，他已將《真理報》和《消息報》刊登的文章中有關能說明蘇聯(lián)政府對南京政府友好態(tài)度的文字摘錄寄給南京政府。他還告訴李維諾夫，蘇聯(lián)報刊將張學良的行動和汪精衛(wèi)的陰謀活動掛鉤顯然不妥，汪精衛(wèi)與此事不可能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

16日，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fā)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fā)的電報。電報建議中共采取以下立場：

（一）張學良的行動，不管出自何種動機，客觀上只能有損于中國人民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力量的團結，并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二）既然這個事變已經發(fā)生，中國共產黨必須考慮到現(xiàn)實情況并堅決主張在以下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

（1）改組政府，吸收抗日運動的若干代表和擁護中國領土完整與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

（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執(zhí)行消滅紅軍的政策并在反對日本侵略的斗爭中與紅軍實行合作；

（4）和那些支持把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實行合作。

地方實力派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張、楊立即電告中共中央，征求中共中央對此事的處理意見。12日得到消息的當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就幾次來到張聞天住的窯洞緊急商談對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來往電報接連不斷。

13日上午，中共中央為商討事變問題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首先發(fā)言，他肯定這次事變是革命的，認為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有積極意義，應該表示支持。接著周恩來發(fā)言，他提出在鞏固西北三方聯(lián)合的同時，要推動、爭取國民黨黃埔系、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他還表示不要與南京政府對立。會后中共中央應張、楊的要求，立即派周恩來奔赴西安。17日抵達西安后，與張、楊二人舉行多次商談。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與13日的會議相比，這次會前中央對外界的反應及動向比較清楚，認識也已完全統(tǒng)一。事實上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成為是否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毛澤東在會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發(fā)生以來的形勢和前途，并在大家發(fā)言的基礎上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結論。

19日會后，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其中明確指示用和平方式解決這一沖突。之后中共中央召開干部會，毛澤東認為，對蔣介石的處理有上、中、下三策：“殺”是下策，“不殺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決定的方針是“放”，這是聯(lián)蔣抗日的上策。

附：中共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國際社會評論

巴黎《救國時報》：認為“發(fā)生這樣重大的內爭，對于目前中國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團結，御侮的運動上，實為深可痛惜的事件。”

美國《民聲講壇報》：“張學良此次行動，適足以肇害中國，而西方各國在遠東保有利益者，亦為之感覺不安矣。（1936年12月14日）

美國《紐約時報》：“蔣介石將軍，雖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余，皆為之震驚。足見全世界均認蔣氏，為中國最大領袖，而自動推崇之。”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張學良之叛變，或已救助日本政府，蓋日本之對華政策，乃與德締結反共協(xié)定，已引起多數(shù)政治家之抨擊也。”

蘇聯(lián)《真理報》：“張學良將軍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軍隊亦曾有熱烈之戰(zhàn)態(tài)，然張將軍本人乃一貫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儼然高揭抗日旗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侵略品。”

事件結果

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張學良，并調集部隊，重新進逼西安。消息傳出，西安出現(xiàn)動蕩不安的情勢。1937年2月2日，東北軍中主張聯(lián)共抗日、和平解決事變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張用武力營救張學良的青年軍官殺害，內戰(zhàn)危險重又出現(xiàn)。

事后，張學良送蔣到南京，抵南京后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蔣中正認為自己未能對己身安全預作防衛(wèi)，引以自咎，隨后特赦，張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于抗戰(zhàn)期間國軍不斷失去領地，張學良被軟禁地點也經常變遷，其被軟禁的設施環(huán)境也隨之變化。楊虎城被送到國外后，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并于1949年，楊虎城及其子女、衛(wèi)士、秘書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軍統(tǒng)局人員殺害。

中共在西安事變后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顛復中國的行動，與國民政府展開合作。

蔣中正脫險后，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準張學良再回西北，并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jù)，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豫、皖兩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淞滬會戰(zhàn)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

共約八百至一千人遇害。邵元沖及侍衛(wèi)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綏署軍需處長王式輝、參議楊陟岡、衛(wèi)士隊長高鳯梧、監(jiān)印官柳長庚、副官蔣國卿、特務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隊長劉惠祥、騎兵團長蔡仲及市民等。

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首先，張楊兩將軍發(fā)動事變是為了逼蔣抗日。張學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就建議：“根據(jù)我兩年來的觀察，蔣可能抗日，他錯在先安內后攘外，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當張、楊起事時明確表示：“捉了（蔣）之后，只要他答應抗戰(zhàn)，我們還擁護他作領袖。”但是東北軍、十七路軍內部對如何處置蔣介石議論紛紛，統(tǒng)一內部思想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中共中央堅持和平解決。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后，接連召開會議研究。在統(tǒng)一思想后，派周恩來等領導人前往西安談判，一直堅持和平解決爭端。

西安事變教訓了蔣介石。事變的成功發(fā)動使他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fā)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并當面向周恩來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蔣介石離開西安后，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學良將軍，陳兵潼關，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fā)動內戰(zhàn)。而是以軍事為后盾進行政治分化。顧祝同進入西安后，未動兵刃，蔣介石又速派張沖趕赴西安，參加和周恩來的談判。隨后，蔣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廬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

社會評價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變的發(fā)生和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作用。從此，十年內戰(zhàn)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xiàn)。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軍也因此名垂青史，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