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圣經（宗教經典書籍）

舊約圣經（宗教經典書籍）

舊約圣經 （宗教經典書籍） 次瀏覽 | 2022.08.27 13:14:01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舊約圣經宗教經典書籍

舊約圣經，也稱希伯來手稿，是猶太教經書的主要部份，同時也是基督教圣經的前半組成部分。基督新教的舊約圣經全書共三十九卷。天主教的舊約圣經共四十六卷。通常分類為律書，歷史書，詩歌和先知書。所有這些書寫于拿撒勒的耶穌誕生之前，他是接下來的基督教新約圣經的主體。

別名

舊約

作者

無

類別

宗教經典書籍

中文名

圣經舊約

卷數

46卷

簡介

猶太教使用術語經書（Tanakh）而不是舊約圣經，因為它不承認新約圣經是正經的一部分舊約圣經，也稱希伯來手稿，是猶太教經書的主要部份，同時也是基督教圣經的前半組成部分。基督新教的舊約圣經全書共三十九卷。天主教的舊約圣經共四十六卷。通常分類為律書，歷史書，詩歌和先知書。所有這些書寫于拿撒勒的耶穌誕生之前，他是接下來的基督教新約圣經的主體。

形成過程

現已成書的舊約圣經，有一段漫長的歷史——它經過多個世紀，流傳到不同的地方，經過長時間的編修、搜集、抄寫和翻譯的過程。

舊約文獻有二十個或以上的作者，涉及的時代，有千多年之久，并由敬虔但會犯錯的人傳遞下來。圣經作者用什么語言交談和寫作呢？現時的圣經，與原本的文獻有沒有差異呢？有些不小心抄寫圣經的人，會令經文的意義含糊不清：古代譯本對此又有什么價值呢？舊約的書卷，是依據什么原則編選的呢？新近發現的死海古卷，令人對圣經的標準性和權威，起了什么改變？倘若我們要研究圣經怎樣透過神的保守流傳至今，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上述的問題。

語言

舊約所用的兩種語言——希伯來文及亞蘭文，都是閃族語系的兩個分枝。挪亞兒子的名字「閃」，便是「閃族」一詞的字源。最初的閃族人可能由阿拉伯半島遷來。其中有無數移民遷往米所波大米、敘利亞、巴勒斯坦，及非洲部份地區，漸漸發展出不同但又相關的語言。我們可就地區來劃分界限（當然，任何劃分方法都難以全面）。

上世紀語言學家在奧林比亞所達到的成就，令到現代學者更能就語言及文化層面，去了解圣經；這種成就，是以往教會任何時期從未有過的。

希伯來文

舊約本身，已經說明希伯來文和迦南文有密切的關系，舊約其中一個形容希伯來文的名稱，字面意義就是「迦南的嘴唇。（賽十九18）。創世記的族長故事顯示亞伯拉罕的家人是用亞蘭語的，族長及其后代定居迦南時似乎學會了一種迦南方言。雅各用希伯來文及一支石柱命名（創三十一47），而拉班用亞蘭文談話。在希伯來獨立王朝期間（主前十到六世紀），有很多腓尼基的碑文、摩押石版，以及在北敘利亞沿岸Ras Shamra找到的烏加列泥版，都對了解希伯來語言，有很大的幫助。

其中的摩押石版更說明了希伯來文與摩押文的「親密關系」。在文字發展方面，烏加列文的楔形文字雖尤較腓尼基及摩押文遠離希伯來文；不過，由于烏加列文的文學，無論量與質都勝過其他古文，所以更能幫助我們了解希伯來文和舊約時代的日常生活。況且，與舊約同時代的希伯來著作極之稀少，就更令其他相近語言的作品顯得重要了。

最早的希伯來文抄本，無疑是用腓尼基文書寫，保存在腓尼基及摩押的碑文上面。這些碑文大多是用主前二百年那種方形字體寫成：另外，在死海古卷中，亦有少部份是以古體文字寫的，尤其是神的名字「耶和華」最早的手抄本沒有母音，至于怎樣發音的問題，就要由讀者自己「負責」了。

現在那些希伯來文圣經，上面已有母音音標，這些音標是在主后五百年，由一群馬所拉學者加上的：他們是猶太學者，以他們的理解寫下音標，目的是穩定希伯來圣經的發音。不過，舊約的古譯文，以及圣經之外的證據（如亞瑪拿書簡中的迦南字眼），都有以下的提示：馬所拉學者的發音，與原本的圣經發音，有很多地方是不相同的。我們照事論事，圣經中的希伯來文，已存在著不同的方言，而馬所拉學者統一發音的嘗試，可能已把分歧的地方隱藏了。

希伯來文與其他閃系語言一樣，每個字以三個字音為字根。加上不同的母音、字首、字尾，就決定那個字的意思。例如以mlk作字根的，有君王（melek）、皇后(malka）、治權（malkut）、統治（malak），及王國（mamlaka。）

希伯來文的動詞與相同語系的言語有些不同。例如，希伯來文只有兩種時態，代表兩類動作（完成及未完成），而不是用時間先后劃分（希伯來文的時間性，由上文下理來決定）。希伯來文的文法直接又簡單，尤其是句子結構，只有簡單的連接詞，很少有如英文造句法中的從屬句子。

希伯來文與希伯來人的思想方式有什么關系呢？這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不同語言學家有不同的看法。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否影響他的世界觀？圣經的真理能否用其他語言表達呢？如果我們說，必須要對希伯來文有若干認識，否則不能準確認識舊約信息：這講法似乎就過份了一點。如果說，神完全沒有特別理由來選擇希伯來文記錄啟示，也是不對的，因為圣經所描寫的神，是絕不會偶然作事的。

亞蘭文

亞述帝國在八世紀向中部伸展，那時在外交和商業上應用的官方語言，就是亞蘭文。在波斯興起時（大約五○○年），亞蘭文是近東到埃及一帶的日常用語（或者是第二語言）。亞歷山大入主的時候，實行希臘化政策，推行希臘文，但我們從新約可知，希臘文只能逐漸和局部地代替當地的亞蘭文。

耶利米用亞蘭文宣告對外邦神明的審判，可能是希望此宣告更具地區性的意義。

希西家王與亞述軍官拉伯沙基是用亞蘭文交談的（約于七○一年；王下十八17一37），所以猶大的朝廷官員應該在被擄之前已懂得亞蘭文，但要到被擄期及以后，亞蘭文才成為猶太平民日用語。以斯拉記及但以理書，有冗長的亞蘭文句子，但作者都不覺得有需要翻譯成希伯來文：因為當時亞蘭文已經非常普及了。

經文

圣經學者其中一個主要責任，就是確定最接近原著的圣經原文。圣經經過無數次抄寫，有時甚至經過編修，因此會令字眼、短句，甚至段落有所改變和調換，又可能會有一些輕微的刪節和附加字句，還有錯字和排錯的詞語。抄寫圣經的文士，極少胡亂抄寫，但他們都是人，就算加倍小心，亦有可能出錯。低等批判或版本批判，責任就是找出這些錯誤，令到希伯來文及亞蘭文的經文，盡可能接近原有的作品。

材料和抄寫方法。在舊約時代，保存圣經的標準方法就是用羊皮卷。死海古卷是一個好例子，它讓我們明白羊皮卷的抄寫及收藏方法。羊皮卷由精制的羊皮，小心一片片地裁剪和縫合而成：以以賽亞書（IQISa）為例，它有二十四尺長，由十七片皮革縫合。文士們很辛苦地填上橫線和直線（參耶三十六32），以確保每一行寫出來都整整齊齊。

然而，最早的圣經文獻，很可能是寫在蒲草紙上。埃及早在主前三千年已經利用蒲草紙，此法并于——○○年之前傳入腓尼基的地區。蒲草紙的做法是撕開葦草，然后將一層縱橫地放在另一層之上。葦草的天然膠質會把兩層黏合一起，把蒲紙連結起來便成為一卷卷了。文士只會在其中一面書寫，并以橫紋作行線。雖然，哈里斯蒲草卷（Harris PaPyrus）長達一百二十尺，但通常長過三十尺的經卷，已經是極難制成又難以攜帶的了，也許因為難做難帶，舊約一些書卷都會有特別的長度限制。

比較重要的文件會寫在蒲草紙上，但有些簡短的信息則會寫在木板、臘片、泥版，和瓦片上面。在埃及，天氣比較乾燥，蒲草卷可能得以留存：不過在以色列和約但，天氣因為太潮濕，所以我們根本找不到古代的蒲草卷。由蒲草卷轉為皮革，大概是在基督降生之前那段日子，而由書卷改為一頁一頁的書本形式，則要到主后第一世紀左右。以書本形式記錄，令圣經更易流傳開去，因為這時圣經已頭一次可以全數收集在一冊比較容易攜帶及處理的書本之中。

古代書寫工具有很多變化，通常決定于文字的種類。楔形文字是用鑿刀刻在石上（作為永久的官式文件），又或者用尖筆寫在泥版之上。以色列慣用的書寫工具則是葦草筆及筆刀，刀子是用來削尖草筆的。耶利米曾用一支有鉆石嘴的鐵筆（十七1），可能這類筆是用來在硬物上寫字。那時草筆所用的墨水，是由橄攬油燈的燈灰造成的，后來則用各種金屬粉造成；昆蘭古卷（甚至更早的拉吉書簡[Lachish Letters]）所用的非金屬墨水，其持久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撒瑪利亞的五經

撒瑪利亞人在猶太人被擄期移入猶大地：而猶太人則在古列王下諭令時（五三八）回到故土；雙方在以斯拉與尼希米時代起了沖突（四五○至四○○）。他們之間的仇恨，早在耶羅波安分裂時（大約九三一年）已經種下了禍根，敵對態度歷代伸延，到了新約時仍未止息（參約四7—42）。

雖然他們分裂的詳情已不大清楚，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猶太人及撒瑪利亞人是大約在主前三五○年斷絕關系。撒瑪利亞人的正典只有五經，原因是圣卷（希伯來圣經第三部份）是在分裂時期才收集的；另外，先知書有很多處攻擊北國及其首都撒瑪利亞，先知書可能亦因此沒有收入他們的正典之內。

撒瑪利亞人的五經，現在仍受一個在那巴斯(Nablus，鄰近古代的示劍）的小社群所寶貴。嚴格來說，它不是一個古譯本，但它確實保存了古代獨立的希伯來經文。它與馬所拉抄本有六個不同點，但大多都是串字及文法上的。猶太人及撒瑪利亞人，都會根據自己的觀點略為修改字句。

亞蘭文的他爾根（Targums）

被擄歸回后，猶太社會的日常用語變為亞蘭文，所以需要把舊約翻成亞蘭文，以便用來在會堂誦讀。這些「他爾根」，最初可能是口頭傳誦的，到了耶穌降生之前的一段時間才被寫下來。追溯他爾根的歷史非常困難，主要問題是沒有好的版本，而且他爾根有些部份只是原文的意譯，甚至加入了一些注釋，所以對評經研究的用處不大。

最重要又最忠實的亞蘭文譯本是安祺洛斯的他爾根（Targum ofOnkelos），這是會堂官式的五經譯本。此譯本可與其他版本一起用來作評經研究之用，但更重要的，它是一個有力的見證，它告訴了我們猶太人對舊約的態度。它那描述歷史的部份，由初期基督教開始記錄，于主后四、五世紀，在巴比倫完成最后編輯工作，內容加插短評或注腳，使后人明白猶太教的發展。

若與安祺洛斯比較，耶路撒冷他爾根是比較后期的作品，它在主后七世紀才完成，以巴勒斯坦的一種亞蘭文方言撰寫。內容包括一些早期資料，律法的翻譯，并且附上很多猶太傳統及法例：對猶太教有興趣的人，會用得著這本書，但它在評經研究方面，卻沒有太大幫助。約拿單他爾根，是先知書的官方亞蘭文譯本，大概于主后五世紀在巴比倫成形，并曾有一個巴勒斯坦的版本。它的立場比安祺洛斯他爾根更開放，尤其對后先知書作出很高評價，與起初猶太教有所保留的態度不同。

翻譯圣卷的他爾根有很多不同版本，大多是意譯而非翻譯。由于完成時間太遲（主后七世紀或以后），所以對評經研究幫助不大。

撒瑪利亞人亦有他們五經的他爾根。現仍存有數個版本，但卻沒有一個是官方的版本。我們從這些他爾根可以發現，未有官方版本之前，經文是不固定的，那時翻譯者處理經文的時候，有相當程度的自由。

七十士譯本

七十士譯本的翻譯經過不單湮沒于歷史中，而且還充滿著猶太及基督教傳說的神秘色彩。按照傳說，多個譯者各自翻譯，卻有相同的成果，傳統的譯者是七十人（七十士譯本之拉丁名稱Septuaginta是「七十」的意思），他們似乎是屬于主前—一五至一○○年，亞歷山太猶太社群的猶太人。七十士譯本的形成過程與他爾根相若；因為需求，產生不少非官式的譯本，然后在早期教會時代統一起來，成為教會權威性的舊約圣經版本。

七十士譯本的內文有頗多分歧，包括神學觀點、文字，及譯本的準確性等，所以我們不能隨便接受。不過，它在評經研究方面，有極重要的價值，因為它是從早期未經統一的希伯來經文翻譯過來的。與死海古海、撒瑪利亞五經一起，七十士譯本對研究馬所拉之前的希伯來文經文，同樣是重要的工具。

其他希臘文譯本

早期基督徒愈來愈普及地使用七十士譯本，分散各地的猶太群體，亦轉用其他希臘文譯本。早在主后二世紀，一個名為亞基拉的外邦人信奉猶太教（他可能是拉比阿基巴的門徒），他翻了一個生硬的希臘文譯本，但因為嚴格地依從希伯來原文，所以很快深受猶太人歡迎：但可惜只有片段的譯文保存至今。

同世紀末，改教的狄奧多田（Theodotion），重譯一個早期譯本，后來基督徒較猶太人更歡迎這個譯本。除了但以理書之外，其余譯文只有很少仍流傳下來。這本但以理書的譯本，事實上已取代了七十士譯本。俄利根所編的一本圣經，將六個版本連同希伯來經文，小心地平行記錄下來，讓讀者可作比較，這本圣經名為「六文合璧」（Hexapa，約于主后二二○年完成），從它的殘卷可知，其中譯文包括上述希臘譯本及辛馬庫（Symmachus）譯本，可算是版本批判早期的一個里程碑。

古敘利亞譯本

通常稱為畢赫達譯本（Peshitta，或Peshitto簡單來說意思是「普通百姓接受的譯本」）。古敘利亞文是亞蘭文的一種方言。此譯本明顯是在早期教會的時代翻譯而成。它在評經研究方面價值不大，原因如下：第一，部份五經內容似乎依靠巴勒斯坦的他爾根：第二，每個段落受七十士譯本影響，所以在研究古抄本時，就算兩個譯本一致，亦只能作為同一個參考的證據。古敘利亞譯本現正經過嚴謹整理后出版，所以我們將更易評估此

譯本對舊約研究的價值。

拉丁譯本

拉丁譯本最初不是源于羅馬（那里的有識之士都用希臘文），而是源于北非及高盧南部。因為古拉丁譯本以七十士為藍本，所以對希臘譯文有參考價值，卻不太能幫助我們澄清希伯來經文。我們對拉丁譯本的認識，只能透過拉丁教父的引述、一些禮儀性作品，及一些簡單的抄卷而得。

拉了教會在禮儀引用經文及神學對話時，遇到一些十分頭痛的問題，因為實在有太多古拉丁譯本，所以教皇達瑪蘇一世（約主后三八二年）委派才華橫溢的學者耶柔米，翻譯一個權威性的譯本。這個譯本主要部份是基于希伯來經文，而某些部份，尤其是詩篇，則依賴希臘文版本。因為他用希伯來經文，所以曾一度受到不必要的懷疑，甚至連他的朋友奧古斯丁亦然。其實耶柔米的工作很細心，在不明朗的地方，他都盡可能依靠七十士、亞基拉、狄奧多田、辛馬庫，以及極受重視的古拉丁譯本。

耶柔米這本武加大譯本（意即「受普通人接受」或「流行」），由于藍本有很多個，限制了它在版本批判研究上的價值，因為若有部份與馬所拉版本有異，則可能是受了希臘或拉丁譯本影響，而未必是反映另一個馬所拉以前的古抄本。此外，因為耶柔米譯本到天特會議時（一五四六）才被接納為權威性的譯本，所以可能被其他拉丁譯本影響，而作出一些編修。因此，這本現仍是羅馬天主教權威譯本的武加大圣經，如果用來修正馬所拉版本的話，我們便需格外小心。

其他譯本

其他的主要舊約譯本都是重要的見證，告訴我們基督教流行廣遠，也顯示了當時的宣教士怎樣熱誠地以通俗的語言傳遞神的話。所以這些譯本，其重要性不在于矯正希伯來經文，而是在于重建他們的藍本的發展史。

埃及譯本基于七十士，在主后三、四世紀譯成，對象是埃及一般的平民百姓。譯本所用的文字，是埃及語的后期文字，以希臘字母形式書寫，并借用了很多希臘詞語。埃及有很多不同的方言，所以有需要翻譯不同譯本，尤其是沙哈迪語（Sahidic——上埃及[Upper]，即埃及南部）、阿米力語（Akhmimic）及布希域語（Bohairic——下埃及[Lower]，即埃及北部）。因為埃及天氣干燥，所以四世紀甚至三世紀的抄卷亦能保存至今。

反之，埃提阿伯譯本雖然在四世紀末已開始翻譯，但現存最早的抄卷，都已是十三世紀或以后的了。大部份抄卷都似乎是依據七十士譯本，但也曾受中世紀阿拉伯版本的影響而有所修改。除了個別書卷及段落，我們現在并沒有可靠和準確的版本。

更后期的阿米尼亞及阿拉伯譯本

阿米尼亞譯本的日期是主后五世紀，藍本是七十士及畢赫達譯本。阿拉伯譯本沒有一個標準版本，只包括一系列流行于埃及、巴比倫，及巴勒斯坦一帶，根據希伯來，撒瑪利亞、七十士、畢赫達，及埃及各版本的翻譯。最早的可能在回教世紀之前（大概主后六百年），但大多在幾個世紀后才出現。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