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中國古代的商人群體）

晉商（中國古代的商人群體）

晉商 （中國古代的商人群體） 次瀏覽 | 2022.07.03 14:18:53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晉商中國古代的商人群體

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晉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捐輸助餉、購置土地、高利貸資本等方面。

中文名

晉商

外文名

Shanxi

泛指

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

范疇

金融貿易

總體概述

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然后向想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太后掌權的清政府就想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晉商的經濟實力，可以從這個事情反映出一下出來。

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于經商、善于理財”的佳話。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友好關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

商業資本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并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制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后金晉商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后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后金政權對于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同時，山西商人為后金政權提供了全面而豐富的明朝政府的政治、軍事、人文、地理情報。堪稱當時最大的漢奸。后金能夠打敗強大的明朝，山西商人應居功第一。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后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清代晉商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高額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于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匯通天下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后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于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后，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于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其他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金融貿易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干的人當掌柜（相當于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柜，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柜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實行的頂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舍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于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閉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于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

明清晉商

縱觀明清時代的晉商，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系；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具體來說，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捐輸助餉。前已有述，這里不再贅述。這些捐輸銀兩，主要為清政府的軍餉軍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財政，維護封建政權的作用。

二、購置土地。封建社會后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購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時，渾源、榆次二州縣富商大賈“且多置買田地”。（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有恒產之家將地畝賤價售賣，“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準折地畝取利”。（《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時，長治宋良弼經商洛陽，值歲饑，當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光緒《長治縣志》卷六《列傳》）曲沃縣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陽經商獲利幾十萬銀兩，購田置地，數年內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頃。（《罪惡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是為榨取高額利息而放貸放給他人使用的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歉收，“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康熙時，全國有當鋪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當鋪4695家，占全國當鋪家數的21％。高利貸資本對小生產者敲骨吸髓的剝削，使眾多的手工業者資金積累不足，無法擴大再生產。所以說，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是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明人謝肇制說：“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儲蓄”。山西平陽府亢氏，“家巨富，倉廩多至數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為銀兩。如山西祁縣富商渠源禎，人稱“旺財主”，資產三四百萬兩，他認為獲取高額利潤后，再投資不如窖藏保險，竟從其辦的票號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來，估計藏銀達百萬兩以上。辛亥革命后，閻錫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銀”30萬兩。

五、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如定襄縣邢大緒，服賈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舊無祠堂，公偕眾建立；村西舊無文昌閣、財神閣，公偕眾修之”。（定襄《邢氏族譜》卷二）盂縣張芝，販帽致富，嘗出金建“崔府君祠……縣治西關帝廟”。盂縣張熾昌，貿易關東，“一時儕輩推為巨擘”，“平生性氣慷慨，迎輝門外關帝廟張氏所創也”。（盂陽《續修張氏族譜》）祁縣人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陘縣捐己資，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橋14孔，車馬通行，臨終又命其孫補修，并建河神廟等等。（乾隆《祁縣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于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臺，聚古玩，買姣童于吳閭，購美玉于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一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余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里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后家日落”。（光緒《山西通志》卷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傭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一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著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經君健《明清時代山西商人的性質問題》，《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衰落過程

明清晉商于清末民初衰敗。那么，他們是如何衰敗的呢？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1]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并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后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并且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杰設立晉豐公司，誰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采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開礦，查禁民窯，霸占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并舉行了罷市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采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后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于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借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于我山西之境內矣。”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于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鐘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并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制，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后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后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清代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后，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大院

晉商歷史據說可以追溯到周朝，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為中國留下的不僅僅是傳奇，還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榆次、太谷、祁縣、平遙等地，擁有不少晉中大院，如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

晉商博物館

太原市副市長張齊山介紹，2017年9月，山西省政府搬遷，行政辦公場所為文化讓路，由太原市組織實施綜合整治配套工程，建設晉商博物院。2018年3月，綜合整治配套工程全面啟動，拆除與歷史風貌不協調的6處現代建筑，修繕了南大門、淵誼堂、自省堂等歷史建筑11處，綠化面積約4.7萬平方米等。目前，各項工程基本完成。[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