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律（漢高祖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典）

九章律（漢高祖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典）

九章律 （漢高祖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典） 次瀏覽 | 2022.07.27 18:54:59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九章律漢高祖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典

基本內容亦稱《漢律九章》。漢高祖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典。相國蕭何依照秦法，適應新形勢，制定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戶律、興律、廄律九篇。前六篇大體與秦律相同，源于李悝的《法經》，后三篇新增關于戶口、賦役、興造、畜產、倉庫等項的規定。原文已經失傳。對于蕭何此舉的作用，史書多強調劉邦因此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蕭何定律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北周“定大律凡二十五篇”，北齊“建新律十二篇”(《隋書·刑法志》)，說明北方政權的法制建設也沒有中斷。

中文名

九章律

別稱

《漢律九章》

釋義

漢高祖統一中國后頒行的法典

出處

《法經》

定律評價

蕭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經》的基礎上增補而成，而《秦法經》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經》六篇的基礎上改造而成。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按“盜”是指偷盜、強盜。“賊”指傷害、殺人。“囚”指拘禁、斷獄。“捕”即逮捕。“雜”包括詐騙、賭博、貪污、違反制度等各種犯罪行為。“具”是根據罪犯的表現或加刑或減刑，相當于現代的刑法總則，故曹魏改為《刑名》，列為篇首。商鞅繼承了李悝的《法經》，并用來治理秦國，但商鞅并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有所改革。首先是改六法為六律，并創立了收司連坐、告奸匿奸、私斗被刑、怠貧收孥等補助法。

1975年在湖北云夢縣發現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七種，有的可以包括在商鞅的六律之中，有的則不在商鞅六律范圍之內，可能是商鞅頒的補助法，或是商鞅之后頒布的追加法。總之，商鞅以六法治秦收到了顯著的功效。《新論·隨時》說：“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統治者過于迷信法治，施行嚴刑峻法，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為所欲為，橫征暴斂，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刑罰苛刻，人民稍有觸及，就遭到殘酷的鎮壓，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違法，鄰里連坐，造成了如<史記·李斯列傳>所說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的慘狀。人民忍無可忍，終于爆發了秦末農民大起義，并最終推翻了殘暴的秦政權。

在反秦戰爭中劉邦首先率軍攻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秦朝滅亡。劉邦軍進入咸陽后，諸將皆爭奪金帛財物，惟獨蕭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對于蕭何此舉的作用，史書多強調劉邦因此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蕭何定律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在劉邦集團中，知道重視法制建設的惟有蕭何。劉邦入關后，在蕭何的幫助下制定了“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書·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約法三章”是臨時性的“約法”，不可能保證漢政權的長治久安，有鑒于此，蕭何就在楚漢戰爭時，利用留守關中的機會，“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史記?蕭相國世家》)，這可以說是蕭何定律的準備工作。劉邦滅項羽，國家重新統一。蕭何為適應國家長期法制建設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說：“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說：蕭何定律是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興》、《廄》、《戶》三律，形成漢的《九章律》。這就是保證社會穩定，使各項事業走上正常的基本大法。盡管在漢武帝及其以后又頒布了很多新的律令，但多數屬于補助法，或只適用于某種情況下的特定法，《九章律》基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直到東漢也沒有改變。

以上是講蕭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漢東漢四百余年，對兩漢的社會穩定，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僅如此，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講，蕭何定律還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所謂“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經》和《秦六經》；所謂“啟下”，就是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設，對中國律令法制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新政權的建立，都要進行法制建設和改革，魏晉南北朝隋唐當然也不例外。如曹魏篡漢后，就命陳群、劉劭等“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據《晉書·刑法志》記載，繼曹魏之后的西晉政權也進行了法制改革，“就漢九章，增十一篇”，合為二十篇。東晉沿用西晉律制，沒有什么變動。其后劉宋、蕭齊王朝，除了頒布過一些補助律令外，沒有什么大的舉措。至梁朝，武帝蕭衍曾“命沈約、范云定律二十篇”(《隋書·刑法志》)。

在陳朝，武帝陳霸先命范泉“參定律令”，“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自余篇目綱，輕重繁簡，一用梁法”，說明陳律基本沿用梁律，兩者區別不大。在北方，北魏、北齊、北周都有法制建設。北魏以落后的鮮卑族入主中原，經過從無律到有律的過程，孝文帝以前法多而刑重。孝文改制，留心刑法，力主寬刑，然不見具體完整的律制建設，但<魏書·刑法志>記有《盜律》、《賊律》、《法例律》、《赦律》、《斗律》等律名，并依律斷獄，說明北魏已經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北周“定大律凡二十五篇”，北齊“建新律十二篇”(《隋書·刑法志》)，說明北方政權的法制建設也沒有中斷。隋統一全國后，對法制建設尤為重視，先后三次頒布律法。楊堅建隋之初，頒律十篇，“多采后齊之制，頗有損益”，很顯然這是過渡性措施。不久就命蘇威、牛弘制定新律十二篇，“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至大業三年又定新律十八篇，總的精神是刑罰“并輕于舊”(《隋書·刑法志》)。

由此可知,自秦漢至隋的法制建設和改革，都是以蕭何《九章律》為基礎進行的，故《舊唐書·刑法志》說：“自漢迄隋，世有損益。”這就充分說明蕭何《九章律》在中國法制發展史中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新法制已經形成，中國的律令體系已進入發達的新階段，盡管如此，在唐律中仍保留了《九章律》的主要內容。然而《九章律》的影響不延及隋唐以后，宋代學者王應麟的《漢制考》，漢律就是其主要內容之一。

在清末康有為變法前后，也曾一度掀起漢律研究熱潮，如杜貴墀的<漢律輯證>、程樹德的<漢律考>、沈家本的《漢律摭遺》等漢律研究專著，都是這次熱潮中的產物。清末漢律研究熱潮的出現，一方面說明漢律，主要是《九章律》，在中國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清末變法制造輿論氛圍。在方興未艾的兩漢文化研究中，對以蕭何《九章律》為代表的漢代法律文化，確實不應忽視，有予以重視的必要。

作者簡介

蕭何（前257年－前193年），漢族，沛豐邑人，早年任秦沛縣獄吏，秦末輔佐劉邦起義。攻克咸陽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圖書，掌握了全國的山川險要、郡縣戶口，對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漢戰爭勝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漢戰爭時，他留守關中，使關中成為漢軍的鞏固后方，不斷地輸送士卒糧餉支援作戰，對劉邦戰勝項羽，建立漢代起了重要作用。蕭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張無為，喜好黃老之術。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又協助高祖消滅韓信、英布等異姓諸侯王。高祖死后，他輔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謚號“文終侯”。[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