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羅語是印歐語系中已滅絕的一種顎音類語言,屬于印歐語系-吐火羅語族。20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發現了這種語言的殘卷。后經考釋,此語言有東西兩種方言,習稱吐火羅A(焉耆語)、吐火羅B(龜茲語)。拼寫字母是源于印度的婆羅米系列字母(斜體),時間可能在6~8世紀之間。
研究表明吐火羅語屬于印歐語系-吐火羅語族,而西藏象雄王朝時代使用的象雄語屬于漢藏語系,故網絡上流傳的關于吐火羅語即為古象雄語的說法皆為謠傳。
中文名吐火羅語
語系原始印歐語系
發現地點中國新疆
發現時間20世紀初
簡介十九世紀末迄二十世紀初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及日本的中亞探險隊發現許多吐火羅語的寫本斷片,并加以解讀。德國學者濟格(E.Sieg)、濟格林(W.Siegling)等依此語言的特性,而區分為A、B二種方言。A方言(阿耆尼語或東部吐火羅語)的寫本僅被發現于吐魯番與焉耆二地。B方言(龜茲語或西部吐火羅語)的寫本除上述二地外,也被發現于庫車周圍。由此可知,B方言流通范圍較廣。
A、B二種方言在音韻組織方面大致無別,都不具備‘本來有聲閉鎖音’。而大部分輔音都呈口蓋音化。兩方言的動詞變化均比名詞變化顯著。大致而言,動詞變化是承繼印歐基礎語的形式。在名詞、代名詞、形容詞的領域中,對性、數、格的區別或表現法上,顯示獨特的改革。譬如在表理性的名詞與表無理性的名詞間有不同的變化形式,以及形容詞無比較級與最高級的形式等。這幾點都頗值得注意。
吐火羅語雖然學術界習慣將A、B二種方言總括為吐火羅語,但是經過復雜的命名問題之論爭后,已證實其與巴克特里亞(Baktria)的吐火羅人無關。將前者稱為吐火羅語A或東吐火羅語,將后者稱為吐火羅語B或西吐火羅語。[1]現存寫本屬于西北印度婆羅米字母中的一種形態,即以所謂的笈多體字母書寫,包含若干特殊文字,大致屬于六至八世紀。內容以梵語佛教文獻的翻譯為主,但是在B方言斷片中則有醫書、木片的通行證、僧院的會計簿、情書、銘記等宗教以外的資料。
玆以‘一百’一詞為例,A方言是ka|(a|□□=I)nt,B方言是kente,由此例可知,吐火羅語與希臘語、拉丁語等相同,屬于印歐語族中所謂的Centum語群;又從中間受動態的人稱語尾帶有r,具有與Italic語派、Celt語派、印度語派、伊朗語派、Hittite語的共通點,此外,其他特征也顯示與亞美尼亞語、斯拉夫語派、Balt語派等有關。由此可知,吐火羅語由于與中亞接觸的結果,而含有借自伊朗語族的單詞。
吐火羅語雖然不知吐火羅語的使用者在未接受佛教以前居于何處;但是,從其音韻組織、文法、語匯中含有非印歐語系的要素,可知在其遷移途中曾受到所接觸語言,以及在塔里木盆地的先住民語言的影響。
吐火羅語的元音分單元音與復合元音。輔音有喉音、腭音、頂音、齒音、唇音、半元音與流音、咝音、氣音(聲門音)、塞擦音。同梵語比較,真正的吐火羅語中缺少清送氣音、濁音和濁送氣音(而文字中加了些新的標音符號)。吐火羅語的時態有現在時、未完成時、加重過去時、過去時;語氣有虛擬、愿望、命令3種。
名詞、形容詞等有3個性:陽性、陰性、中性;有5個數:單數、對數、雙數、復數、復合復數;格有雙層結構:下層的格是主格、間接格、所有格、呼格(只限于西吐火羅語),上層的格是派生格,有具格、越格、隨格、向格、從格、依格、因格(只限于西吐火羅語)。代詞有人稱、指示、疑問、不定等。還有副詞。有基礎動詞與致使動詞;語態有主動與中間兩種;數有單數、復數,雙數極少。
吐火羅語(以下為擴充內容,paros譯編并添注,主要參考GeorgeS.Lane,DouglasQ.Adams編修的大不列顛百科詞條)
注:
原詞條描述輔音時,有雜糅的嫌疑,混雜了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兩種分類方式(“與”前是發音位置,之后是發音方法),且多有現已不太使用的術語,如“頂音”(放音部位的劃分,即上顎音/前舌面音)、“氣音”(發音方法的劃分,包括了通音和部份喉部擦音)等等。
原詞條在描述詞形變化時,“間接格”原文應是oblique,在這里合適的譯法應是“賓格”;同樣,比“所有格”更恰當的術語應該是“屬格”;另外語態的“中間態”應為“中動態”mediopassive,以區別完全的被動態。同時,繼編者認為,原始詞條中所說的“依格”、“從格”可能對應于更通用的術語概念“與格”、“離格”,但因未見原文依據不足,僅為猜測。
吐火羅語(Tocharian或者Tokharian),或者也是個單一語言構成的印歐語系下的語族,作為一個已經消亡的古老語言,在公元后第一個千紀的后半期(其中,已發現的由吐火羅文書寫的文獻集中于公元6~8世紀)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中南部)。該語言以被證實的有兩種方言:東部的吐火羅語A,流行于吐魯番盆地和孔雀河中下游;西部的吐火羅語B,則在庫車綠洲及其周邊(和A有部分重疊)被廣泛使用。
對漢語的影響
漢語“蜜”字來自焉耆語“myat”、龜茲語“mit”。
漢語“沙門”來自龜茲語“samane”
漢語“沙彌”來自龜茲語“sanmir”
漢語“佛”最早來自龜茲語“pud”(季羨林)
漢語“獅子”來自焉耆語sacake
漢語“昆侖”來自焉耆語klyom,龜茲語klyomo
漢語“翕候”來自焉耆語yapoy,龜茲語ype(土地)
吐火羅語和印歐語系的關系
1984年英國學者D.Q.Adams發表《吐火羅語與其他印歐語的關系》,用統計學方法推斷吐火羅語最接近日耳曼語族,其次為希臘語族、印度語族、斯拉夫語族、拉丁語族。H.W.Bailey認為月氏-吐火羅人說伊朗語族語言,認為焉耆龜茲語是偽吐火羅語。
發現第一份吐火羅文書寫的手稿是在公元1890年被發現的。1890年英國軍官鮑威爾(Bower)在庫車發現古代樺樹皮寫本。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大量的吐火羅文文獻被西方探險隊發現,緊接著被帶出了曾經中國西北這片誕生、養育并最后埋葬了它的干旱盆地。
最重要的發掘是由一支普魯士探險隊(1903~04,1906~07,吐魯番盆地及周邊)和一支法國探險隊(1906~09,庫車綠洲及周邊)完成的,在中國新疆吐魯番發現大批健馱邏語、安息語、古波斯語、粟特語、和田塞語古寫本殘卷,還發現一批用婆羅米字母書寫的不為人知的語言的殘卷;1907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在新疆庫車西北16公里處的卡倫峽谷和敦煌兩地發現婆羅米木簡,帶回巴黎。最終使得大多數現有的吐火羅文卷本被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另外,也有部分文本可以在倫敦、加爾各答、圣彼得堡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被找到,這歸功于英印聯合探險隊以及來自俄羅斯和日本的探險隊的參與。
殘卷運到德國之后,德國學者那是還不能讀通這些文字,但已經意識到這些殘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學組織了許多年輕的語言學家主要是梵文學家來進行研究,濟格(E.Sieg)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對這天書一般的文字,許多人望而卻步了。只有濟格(E.Sieg)、濟格林(W.Siegling)教授兩人決心合作來讀通這種語言。濟格(E.Sieg)、濟格林(W.Siegling)的合作一直持續了三十多年,終于把這些天書讀通,并定名為吐火羅語。
在共同研究期間,他們合作發表了許多震驚學術界的著作和論文。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艱難。濟格林(W.Siegling)住在柏林,是在普魯士科學院工作,而濟格(E.Sieg)則在哥廷根大學。兩人不斷要有通信聯系,有時碰到解決不了的疑難,或者是意見不一致之處,濟格(E.Sieg)還得從哥廷根到柏林,與濟格林(W.Siegling)商討。
吐火羅文是用一種發源于北印度的音節字母書寫的,這種被稱之為婆羅米字母(Brāhmī)的系統在當地(指公元6~8世紀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時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來抄寫梵語的卷本。對它的語法結構以及解讀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兩位德國學者EmilSieg及WilhamSiegling于1908年完成的,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羅語似乎是以兩種語言或說方言的形式存在的,并開始用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吐火羅A(以下簡稱T.A.或-A)和吐火羅B(以下簡稱T.B.或-B)來區分兩者。
保留在德國的抄本殘卷包含了兩種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則只是由T.B.書寫的。最終一個德語詞Tocharisch被借用來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古代印歐語言,并導致了之后一系列關于命名上的爭論(見后文Tocharian的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吐火羅語Tocharian”這個概念正漸漸被人們所接受。
文學吐火羅文的文獻著作大多是以佛教內容為主題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經》轉寫譯本和新編本、佛法譬喻以及闡釋佛教思想、教誨和戒律的著作。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像是寺院經營檔案、商旅通關文件、醫學和巫術的報告等等。毫無疑問這些用吐火羅文書寫的文本為研究中亞古代民族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提供了豐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語言特征吐火羅語構成了印歐語系當中一個獨立的分支,和臨近的其他印歐語系語言(印度語族和伊朗語族)咝音類語言都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進一步的研究則說明,吐火羅語更接近于歐洲人使用的印歐語言(所謂的顎音類語言形式),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吐火羅語中的“一百”拼做känt-A、kante-B,相比較拉丁語的centum,它們的詞首輔音都是/k/而不像梵語(印和伊語族代表語言之一)是中?atám的/s/。其他的例子還有“聽”klyos-A,klyaus-B,拉丁clueo,梵?ru;“誰”kus-A,ku-B?,拉丁qui、quod,梵kas。在音韻特點上,吐火羅語與大多數的印歐語系語言都大相徑庭,這突出的表現在幾乎所有的印歐語言的輔音系統都是成對出現的,即同樣的發音方法和部位上存在清音和濁音的對立(某些語言還存在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而吐火羅語中卻出現了一些音的缺失,比如與p,t,k相對的三個濁音就沒有在語音系統中出現。這個特點在印歐語系中僅僅在一些安那托利亞語族語言(Anatolian,該語詞借自今土耳其同名高原)中出現,比如赫梯語(Hettite;由于該語族早在公元前一千紀中就可能已經消亡,所以大多數專家并不認為吐火羅語和安那托里亞語族因此有必然的親緣關系,編者注)。
與讓人迷惑的語音學特點相比,吐火羅語動詞的屈折變化則充分的體現出了印歐語言動詞詞法的特點,無論是在詞干構成還是人稱詞尾上都是十分明確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動詞中動態(mediopassive)構詞中r(指該字母所表示的顫音或閃音)的運用,就像在古意大利諸語言(拉丁語為該語族唯一殘存的語言,進而這個孑遺者衍生出了一個獨立的羅曼語族,編者注)和凱爾特諸語言中那樣,比如is?heard(被聽見,被聽說)在吐火羅語中為klyostär-A,klyaustär-B。另外第三人稱復數的過去時也使用-r結尾,這和拉丁語梵語的完成時以及赫梯語的過去時是類似的。名詞的特點則不太符合它印歐語系的血統(參考文獻中未舉實例,無法印證,編者),但依然保留了印歐語言傳統中的三個數(單數,復數和雙數)和至少五個格(主格,賓格,屬格,呼格與離格)。另外有一些印歐語言中所沒有的名詞變化。大多數被證實的名詞變格主要是作為賓詞的后置派生部分而存在的。
在詞匯成份上,得到證實的是,吐火羅語首先受到了伊朗語族語言的影響,之后是梵語(這主要體現在佛教的興盛而引入的宗教術語)。相比而言,漢語的影響是較少的,表現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同時一些古老的印歐語系的詞匯元素得以保留,比如:“火”por-A、puwar-B,希臘語pyr,赫梯語pa??ur;“狗”ku(-A同-B),希臘語為kyōn;“大地earth”tkam-A、kem-B,赫梯語tekan,希臘語chthōn;特別是在直系家庭關系的詞匯上,pacar、macar、pracar、ckacar(T.A.;T.B.的區別在第二個元音a被e替代)分別表示了父親、母親、兄弟、女兒。
觀點爭論自從西克和西克林的研究成果問世以來,使用Tocharian來表示這種語言的恰當性就一直受到質疑。兩人在研究那些在吐魯番和焉耆一代發現的文字殘本的時候,在T.A.中發現了一部佛教戲劇作品,在成功解讀后,他們發現該作品和一部已知的佛教戲劇作品內容上的同一性,而后者僅以一種突厥語譯本的形式被人們了解的,在這個翻譯抄本上指出了原文是一種叫做Twgry(用拉丁字母轉寫的發音)的語言;于是一個被古希臘人叫做Tócharoi的古代中亞民族(拉丁語中為Tochari,梵語為Tokhāra,漢語為吐火羅人)由于發音上的相似性,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兩人為這個新語言命名的依據。而根據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獻記載,這個民族在公元前2世紀生活于阿姆河上游一帶,而在此之前是從更東部的地方遷徙來的(參考中國歷史,應該是從敦煌一代因受匈奴人壓迫而西遷的大月人氏族,該民族所使用的語言至今尚不明確,編者注)。
再來看吐火羅語的使用情形。在一種語言的名稱上面加上A·B這樣的符號是很特別的。吐火羅語的研究歷史其實也可以說是有關這種語言的命名問題的爭論史,可見這種語言的性質是多么的復雜,究竟應該用什么名字來稱呼才算恰當?這里暫以A?·B來區別的兩種方言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而且,這種語言與其他的哪一種語言具有親緣關系?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獲得一個明確的答案,像這樣未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吐火羅本來指的是阿姆河(流經阿富汗斯坦與西突厥斯坦的邊界線)以南、阿富汗斯坦北方的地方,所以吐火羅語就應該是這個地方的語言,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大家也都是這么想的,可是,后來才知道,原來當地的人完全不知道有這種語言,當專家們開始研究絲路出土佛典的時候,才發覺里面有未知的語言存在,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究竟怎樣稱呼自己的語言?關于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議論紛紛,要把這個命名問題的經過情形詳細地說清楚是很困難的事,現在僅把有關吐火羅語的問題,大致上已成定說的結論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1)用這種語言所寫的佛典和文書類大概是六至八世紀左右的東西,出土地限于中國新疆的天山北道的庫車一帶到敦煌之間。
(2)這種語言與同時代或者更早的近鄰的諸語言沒有什么親緣關系,反而比較接近遠處西方的歐洲各地的語言。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孤立于東方的印歐語系語言。
(3)這種語言的本來的名稱并不清楚,‘吐火羅’這個稱呼并不是正確的。因為,這種語言很明顯的與剛才所說的吐火羅地區或者住在那里的吐火羅人沒有什么關系。所以,照理應該是按出土地,也就是使用這種語言的地方的名字來為這種語言命名的。
(4)被人取錯了名字的這種吐火羅語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庫車到吐魯番之間廣泛地被使用的B方言,另一種是僅使用于吐魯番、焉耆一帶的A方言。所以我們按A方言的中心地焉耆的古名阿焉尼來為A方言取名為阿焉尼語,按庫車的古名龜茲來為?B方言取名為龜茲語,我想這樣是最妥當的。
(5)用A方言(即阿焉尼語)所寫的全部都是佛典,沒有文書類。用B方言(即龜茲語)所寫的則除了佛典以外,還出土了文書、記錄等世俗的東西。阿焉尼語和龜茲語雖然是具有兄弟關系的兩種方言,可是除了在用途上有這樣的差別以外,在性質上也不同,龜茲語中殘存了比較古的印歐語的形態,文法上也處于未整理的狀態,因此我們有下面的推測,阿焉尼語是以龜茲語為基礎,為了宗教上的目的(書寫佛典),將龜茲語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在之后的年代中,吐火羅人,特別是他們中的統治階級逐漸開始使用一種伊朗語族的語言作為書面語,然而他們最初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語和T.B.雙語鐫刻的碑文則直接把梵語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庫車”Kychean)聯系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澀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羅兩語言及古代的吐火羅人簡單的聯系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論如何,Tocharian這個詞來表示吐火羅語看起來還是合適的。當然,某些場合T.A.也被叫做東吐火羅語、吐魯番語(Turfanian,國內研究者多采用“焉耆語”這個概念),T.B.則相應有西吐火羅語、庫車語(Kuchean,國內研究者多用“龜茲語”)。
盡管吐火羅語歷史上分布最東的一種印歐語言,并且在詞匯上受到了印度語族和伊朗語族語言的強烈影響,但這種語言在語言學上與西北部的印歐語系語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與古意大利語族和日耳曼語族的聯系上——更多的共同詞匯和口語表達方式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吐火羅語與波羅的-斯拉夫語族和希臘語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關于兩種吐火羅語之間的聯系,一種可能性是,在已發現的殘本所反映的年代時,T.A.已經是一種由于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內被保護起來的死語言了;而T.B.在吐火羅語流行區域內,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關記錄經濟生活而非經文的文本說明了這一點。而在東部地區寺院發現的經文手稿中,也混雜有西部吐火羅語,則可能是由于佛教的傳播是由西向東的,故而傳教者轉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羅語手稿。
參考資料本文發布于:2023-06-06 11:42:22,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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