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日本首相(1946~1947,1948~1954)。生于動蕩無常的明治前期(1878年),死于戰后日本經濟起飛的前夜(1967年)。其一生,前一半為外交家生涯,曾隨西園寺公望出席巴黎和會,還先后歷任日本駐倫敦、羅馬、天津和奉天等地的外交官、總領事、大使,并以外務省外務次官的身分,參與策劃田中義一內閣召開的“東方會議”。吉田茂以堅毅而充滿智慧的表現,就任首相任期長達7年之久,是日本戰后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巨人之一。
中文名吉田茂
國籍日本國籍
民族大和
畢業院校東京帝國大學
職業日本首相
出生地日本東京
性別男
出生年月1878年9月11日
去世年月1967年10月20日
代表作品《激蕩的百年史》
個人簡介吉田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1946~1947、1948~1954),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親美保守勢力代表人物。1878年9月22日生于東京。實業家竹內綱之子,幼時過繼給橫濱富商吉田健三,改姓吉田。1906年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科畢業后,進外務省工作。1922和1925年先后任日本駐中國天津、奉天總領事。1927年參加田中義一主持召開的東方會議,為制定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積極活動。
1928年任外務省次官,協助田中推行侵華政策。1930年任駐意大利大使,1936年任駐英國大使,1939年退職。太平洋戰爭后期,身為親英美派人物,一度被東京憲兵隊監禁。日本投降后,歷任東久邇稔彥內閣(1945年8~10月)和幣原喜重郎內閣(1945年10月~1946年4月)外務大臣。1946年取代鳩山一郎(1883~1959)任日本自由黨總裁,同年5月組成第一屆吉田內閣,兼任外務大臣。任內按美國占領軍指令進行農地改革,制定《日本國憲法》。
1947年4月辭職。1948年3月任民主自由黨(1950年3月改稱自由黨)總裁。同年10月至1954年12月又連續4次組閣,先后任總理大臣7年多。任職期間,根據美國總統特使J.道奇“穩定經濟九原則”(道奇路線)調整經濟,建立警察預備隊,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同時,積極配合美國侵略朝鮮戰爭,制定《破壞活動防止法》,鎮壓日本共產黨。他制定一系列政策,在恢復和發展戰后初期日本經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吉田追隨美國,敵視中國,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反對,于1952年4月與蔣介石集團簽訂《日臺條約》。
1954年12月因遭到黨內外反對而辭職。1957年2月加入自由民主黨,任顧問。1963年眾議院選舉前夕聲明不參加競選。1967年10月20日逝世。吉田茂出生于一個武士之家,曾在日本外交界就職多年,歷次被派往中國、英國等地,政治經驗極為豐富。他在戰后的危難時刻出任首相,所推行的“教育興國”,“拒絕重整軍備,全力投入經濟建設”等政策對日本的重新崛起具有深遠的影響。吉田茂以堅毅而充滿智慧的表現,就任首相任期長達7年之久,是日本戰后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巨人之一。
吉田在長期執政期間,培養了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一批政界領導人,因而有所謂“吉田學校”之稱。1964年,他受池田內閣委托,提出過旨在破壞中國和日本貿易正常化的所謂“吉田信件”。著有《十年回憶》、《激蕩的百年史》等書。
政治生涯吉田茂吉田茂,二戰后曾任日本首相,原外務省官僚,大老牧野伸顯的女婿。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后為18萬的舊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重返日本政界。
1951年10月18日、1952年10月17日、1953年4月23日、1953年10月24日、1954年4月24日,吉田茂先后五次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1]
曾任奉天總領事等職,參與過田中義一舉辦的東方會議。戰后,幣原喜重郎內閣成立時,因親美色彩濃厚被任命為外務大臣,在鳩山一郎的自由黨在國會攻城掠地,行將組閣之際,鳩山本人被盟軍司令部公職追放,吉田被鳩山暫委政權。當時吉田提出三個條件:
我沒有錢,也不會替黨找錢。閣僚的事,請你不要干涉。如果我沒興趣,我隨時可以不干。鳩山答應后,他就準備成為自由黨的領導人,組織第一次吉田內閣。后來,自由黨與進步黨聯合組閣。同時,他是最后一位被天皇以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其后,在盟軍司令部的主導下,制定日本國憲法,他這一屆內閣在天皇的頒布詔書中副署。
吉田茂新憲法頒布后的國會選舉,自由黨被社會及民主兩黨夾殺,變成第二大黨,由社會黨聯同民主及國民三黨組閣。他拒絕加入這不穩定的政權。結果,社會黨的片山哲內閣,民主黨的蘆田均內閣因昭和電工事件相繼倒臺。他整合幣原派及自由黨組成民主自由黨。在盟軍司令部某些人策動山崎猛叛變不果后,第二次吉田內閣成立。
在國會改選大勝以后,成立第三次吉田內閣,并吸引了民主黨的分裂勢力,變回自由黨的單獨政權。在任期間,負責簽署美國主導下的《舊金山和約》。他在非主流派未成氣候前解散國會,成立第四次吉田內閣。
鳩山一郎復出以后,吉田仍然拒絕交出政權,鳩山等開始與吉田對抗,例如吉田的門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在國會會議中說出一席關于中小企破產的說話后,被國會不信任面辭職。吉田茂更在國會中大罵某議員,被通過不信任動議解散國會。在此次選舉中,自由黨失去了過半的地位,與改進黨組成第五次吉田內閣,但最后因為離黨后的鳩山吸收改進黨組成民主黨后,大勢已去被迫總辭。
吉田辭職后,雖然無公職在身,但也盡力為兩位得意門生池田勇人以及佐藤榮作奔走。池田勇人當上首相后患癌,他去勸池田讓位給佐藤。吉田在佐藤榮作在位首相時病逝,獲得戰后首次國葬。另外,他長期兼任外務大臣一職,與盟軍司令部的長官麥克阿瑟友好,并獲麥氏的信任。
他的外孫包括現任首相的麻生太郎、今上天皇明仁堂弟寬仁親王妻子麻生信子。
暗殺事件吉田茂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文件顯示,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原日軍參謀總部作戰科科長服部卓四郎為首的數名原軍方干部曾于1952年7月策劃對當時親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實施暗殺。他們想建立一個由鳩山一郎領導的右翼政府以重新武裝日本,但是政變計劃最后以流產告終。
中情局早在2005年已解密這些文件,但美國國家國家檔案館2008年1月才正式對外公開。文件顯示,政變的主謀是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的私人秘書,原日軍參謀總部作戰科科長服部卓四郎。當時此人已獲得多達50萬人的支持。
據落款日期為1952年10月31日的一份文件顯示,與服部卓四郎關系甚密的原陸軍參謀辻政信認為,獲取美國的幫助是使日本重整軍備的最佳途徑,服部本人也支持此項提案。同時二人的意見也得到了右翼大人物兒玉譽士夫的支持,此二人對依靠美軍的保護而無意重整軍備的首相吉田心懷強烈不滿。
服部卓四郎的政變集團曾為當時美國占領當局的“G-2”情報機構工作。在當時的美國占領軍當局中,這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情報機構。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和美國情報機構不僅聯手對日本共產黨進行監視,而且向蘇聯和朝鮮派遣間諜,他們甚至還招募日籍人士阻撓中國大陸解放臺灣。
經濟騰飛吉田茂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在肯尼迪政權積極增長政策的推動下,世界經濟再次呈現出景氣增長的利好態勢。這種國際性的經濟繁榮,特別是來自美國的“越南特需”,為日本經濟提供了絕好的外部條件,使池田勇人內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預期目標得以順利實現。
至此,日本已經在經濟實力上超越當時的西德、英國,成為與美國比肩的經濟大國似乎指日可待。尤其是東京奧運會、大阪世博會的成功舉辦,讓這個在戰后被納入西方陣營的東方國家,以其神秘的文化和魔幻般的經濟增長令整個西方世界為之側目。這不僅極大地改變了西方社會對日本的傳統看法,某種程度上也“刷新”了日本人的自我評價、定位:隨著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F.Vogel)的《日本世界第一》(《JapanasNo.1》)等著作的問世,日本國內輿論開始抬頭,終于向世界,尤其是美國發出了《日本可以說“不”》(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同名著作)的聲音。
1967年,由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寫的、根據《大英百科全書》關于日本的卷首論文潤色而成的《激蕩的百年史》出版,旋即成為世界性的暢銷書。[2]
如果就世界歷史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戲劇性“美感”而言,真不知還有哪個國別的歷史,像日本明治維新以降的日本那樣,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集中了悲喜劇的全部要素,演出了性格跨越兩個極端的所有角色:從偏安一隅、向學大陸的小心翼翼的學生,到蔑視群小、惟我獨尊的亞洲“優等生”;從簽署城下之盟、被迫開國的封閉島國,到黷武的屠夫、霸道的列強;從一片瓦礫、民生凋敝,到經濟騰飛、國富民強。沒人否認日本民族的勤勉和智慧。但世界上勤勉、智慧的民族也不獨日本一個,而能從廢墟中崛起,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例子卻實在不多。
吉田茂對此,吉田茂本人的看法頗為客觀:“的確,日本人做了非常頑強的努力。與此同時,也令人感到日本人生逢其時,憑借了其幸運的一面。”“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遭到慘敗,可是整體看來,日本還是在國際政治的變幻莫測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這是日本人聰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時期的政治領導者都具有卓越的‘機智’。它應該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遠不可以放棄這種‘機智’。”
吉田說:“對于那些被勝利沖昏頭腦和過分相信自己實力的人們,上天絕不會賜予這樣的幸運和‘機智’,從日本的歷史也證實了這點。”
吉田茂1878年出生于東京府的一個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權派政黨“自由黨”的著名志士竹內綱,后過繼給橫濱的大富商、英國怡和洋行的買辦吉田健三做養子。一戰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宮廷外交的風習。憑借養父豐厚的財力,吉田茂躋身外交界,并順理成章地成為那個時代寥寥無幾的“開眼看世界”的東洋人中的一個。作為職業外交官,吉田曾常駐英國、意大利、瑞典、美國,并曾出任日本駐天津、奉天(今沈陽)的總領事,有豐富的外交經驗,被公認為近現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國際感覺”的政治家。
然而,從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并非一帆風順。
二戰末期,因反對當時軍部的“暴走”,他為和平奔走,曾遭逮捕,因此戰后被視為“反軍英雄”。但客觀地看,吉田所反對的,并非是戰爭本身,而是在“軍國一致”的狂熱氛圍的煽動下,不惜與英美交惡的喪失理智的日本戰時外交路線。因為,他繼承的是從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顯(其岳父)、原敬、幣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信念,即把對美親善作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戰后的1946年5月,吉田以68歲高齡首次組閣。到1954年12月,期間除了曾短暫存在過的片山哲、蘆田均內閣外,吉田五次組閣,其政權存在的時間,在日本憲政史上是僅次于桂太郎、佐藤榮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長期政權(2616天)。吉田政權,產生于戰后初期百廢待興的動蕩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親自參與并見證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方向性,對日本戰后復興道路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諸如和平憲法的制定,對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等等。
作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對戰后國際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始終以高度的現實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的視角、技巧來應對和處理國內、國際矛盾。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占領時期的每一位日本領導人,都必須謹小慎微地協調與占領軍當局(GHQ)的關系,但以吉田與麥克阿瑟元帥的合作最為密切。尼克松對吉田與麥帥的合作關系極其推崇,曾這樣評價兩人對重建日本的貢獻:“日本是在這兩人的特殊合作下重建的。麥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則是執行者。前者拋出提綱挈領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們塑造成為適合日本需要的東西。”
就性格而言,吉田有明顯的標識:即使在整個列島都被戰敗擊垮的時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脫和式禮服、雪茄、手杖、高級坐騎的模式,這既是與生俱來的“貴族趣味”,也是其生命的“形式感”。可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機敏的現實主義,甚至以“實用主義”來形容的地步。
但因為以吉田為代表的、戰敗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這種準確判斷風向、權衡利弊得失,在動蕩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折沖樽俎、精確游走的能力,才使處于東西冷戰夾縫中的日本,絕處逢生,占盡先機,用最短的時間實現了戰后復興,成了經濟大國。
影響1946年上臺的吉田茂是現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外祖父,他也是日本戰后最負盛名、最有影響力的首相之一。他當政7年,被稱為日本“復興之父”。所制定的“吉田路線”在外交上將戰敗的日本在國際上重新定位,而且在內政上奠定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
吉田茂深信:“歷史為一個在戰爭中失敗的國家提供了通過外交而獲勝的機會。”他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戰敗的日本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恢復元氣,主張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緊緊追隨美國,借美軍來保衛日本;同時,嚴格限制軍費開支,避免卷入冷戰。在他看來,日本重整軍力應當在恢復元氣之后,當時“要求修憲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由于吉田茂一直執行和平的“復興路線”,因此他一度成為日本右翼刺殺的對象。
晚年的生活吉田茂下野后,仍擔任過一段時期的眾議院議員。1957年2月充當自民黨顧問,皇學館大學總長。1963年眾議院選舉前夕聲明不參加競選。盡力為兩位得意門生池田勇人以及佐藤榮作奔走。池田勇人當上首相后患癌,他去勸池田讓位給佐藤。吉田茂自1956年起曾多次出國,訪問了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和中國臺灣省。與約翰·肯尼迪、康拉德·阿登納、哈羅德·麥克米倫、蔣介石等人舉行過會談。
吉田茂晚年的主要活動是從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十年回憶》、《世界的日本》、《激蕩的百年史》等。吉田在他寫的書中說道:“日本人是富于冒險精神的國民,他們的眼界決不僅僅限于日本這個范圍。”這表明:吉田茂作為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執政期間雖然始終把密切日美關系作為政策基礎,但并不是要永遠作美國的附庸,甘當“二等國家”(麥克阿瑟語),而是要通過這一政策,使日本的壟斷資本得到發展,最終取得世界大國的地位。
吉田茂在任期間,在對華關系上一直堅持敵對立場,但他也明白中國必將重返國際社會,所以他在1954年出訪歐洲時,也曾主張英法兩國主動同中國進行經濟交流。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因心肌梗塞死去,終年89歲。獲得戰后首次國葬。他在戰后的危難時刻出任首相,所推行的“教育興國”,“拒絕重整軍備,全力投入經濟建設”等政策對日本的重新崛起具有深遠的影響。
參考資料本文發布于:2023-06-06 12:52:00,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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