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志性建筑的商業集團）

商幫（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志性建筑的商業集團）

商幫 （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志性建筑的商業集團） 次瀏覽 | 2022.09.28 11:54:24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商幫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志性建筑的商業集團

伴隨幾百年商品經濟的發展，到明清時期商品行業繁雜和數量增多，商人隊伍日漸壯大，競爭日益激烈。而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會階層的排序中，“士、農、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對于商人而言，國家沒有明文的法律保護，而民間又對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視。因而，在那樣的年代，商人利用它們天然的鄉里、宗族關系聯系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于是就成為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和市場價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時，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更可以在封建體制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的保護自己，于是商幫就在這一特定經濟、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了。

中文名

商幫

紐 帶

鄉土親緣

特 點

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志性建筑

性 質

商業集團

成員關系

籍貫相同、口音相同

作 用

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

介紹

比較著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為山西晉商、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徽商、陜西、福建閩商、廣東粵商、江右(江西)贛商、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蘇商、寧波、龍游(浙江中部)浙商、山東魯商等。

概況

近年來，“商幫”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們頻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幫”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浙江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其他各省商人也紛紛起而效仿，開始按照地緣給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們分別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晉商的口號，重慶、河南、河北等地的企業家們也將自己歸類，分別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應運而生商幫

各領風騷于一隅，輝煌更待我輩人，在上世紀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商”被視為洪水猛獸，令人談之色變。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從南到北，自西到東，商業浪潮席卷神州。一時間，“新晉商”、“新徽商”、“新潮商”、“新浙商”等名詞在媒體上頻頻出現。

面對此情此景，有識之士不免有些許憂慮：“晉商”、“徽商”等十大商幫畢竟在歷史煙塵中埋沒已久，今天的“新晉商”、“新徽商”等新商幫能否再現前輩的榮光？在世異時移的今天，新晉商如何避免重蹈“日升昌”倒閉的覆轍？新徽商又應當從胡雪巖破產的悲劇中汲取什么教訓？

中國商人的成長及商人隊伍的壯大可謂一波三折。學界一般認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秦漢、唐宋、明清三次高潮。與此相應，商人的成長也有三個生機勃發的時期。

早在秦漢之際，就有“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唐宋時代發生的社會經濟變革，商品經濟的發展，造就了一代商賈。比如，著名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城的一半，號稱“祝半城”；祁門程氏兄弟經商致富，號稱“程十萬”。在宋代的文獻中就有“南商”、“北商”的稱謂，但未見類似明清商人集團的描述，更沒有商幫活動的場所商人會館。那時的商人活動多是單個的、零散的，經營活動各自為戰，并沒有出現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體。

康熙

隨著經濟的發展，宋代就出現“地狹人稠”的局面。到明清時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康熙所謂“續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客觀上鼓勵了生育。“人力資源”與“土地資源”極度懸殊，僅從土地取食已無法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商業就成為人們特別是窮苦之人重要的選擇之一。

到明清時，商品行業和數量增多，商人隊伍壯大，競爭日益激烈。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會階層排序“士、農、工、商”中，商屈居末位。對于商人，國家沒有明文的法律保護，而民間又對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視。因而，在那樣的年代，商人利用他們天然的鄉里、宗族關系聯系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同時，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更可以在封建體制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地保護自己。

商幫在這一特定經濟、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了。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為山西、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陜西、福建、廣東、江右(江西)、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寧波、龍游(浙江中部)、山東商幫。

興起商幫

我國歷史上的商幫大體上崛起于明清時期。這一時期也是我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期，并曾引發了一場“商業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相繼崛起了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潮商為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三大商幫。

晉商

晉商俗稱“山西幫”，亦稱“西商”、“山賈”。雖然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發展到鼎盛期。特別是到清朝中葉，晉商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咸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占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并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1]

山西簡介

山西之名，因處太行山之西而得名。春秋時期，山西省大部分地區為晉國所有，所以簡稱“晉”；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因而又稱“三晉”。省會為太原，省內轄11個地級市，119個縣、市、區。山西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擁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迄今為止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達三千年之久，素有“中國古代文化博物館”之美稱，還被譽為“華夏文明的搖籃”。山西省礦產資源十分豐富，其中以煤、鋁土、鐵等為最，煤炭資源得天獨厚，分布在全省90多個縣(市、區)內。工業以能源、冶金為主，輕工業相對薄弱。

徽商

徽商與晉商齊名，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后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間形成商幫集團。他們東進蘇杭錫常，搶灘蕪湖商道，掌控長淮水運口，南達湘、蜀、云、貴、川，往來京、晉、冀、魯、豫間，遠涉西北、東三省。最后，西進贛、湘，沿東南達閩、粵兩省，直至揚帆入海與日本進行貿易。此時的徽商達到鼎盛時期，“無徽不成商”開始叫遍天下。[2]

徽州簡介

徽州，在中國大陸安徽省南部地區，古稱新安，自秦朝置郡縣以

來，已有2200余年的歷史。1987年11月，國務院批準改徽州地區為黃山市；1988年7月，地級黃山市正式成立，轄三區(屯溪區、徽州區、黃山區)四縣(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縣)和黃山風景區，

總面積約9807平方公里，總人口約150萬。徽州是徽商的發祥地，明清時期徽商稱雄中國商界300多年，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之說。

潮商

“潮商”，是潮洲商幫與廣東商幫的共同稱號，崛起于明朝后期。潮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于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這期間，潮商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后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終于在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崛起于香港及東南亞。

潮州簡介

潮州是著名僑鄉，潮州文化的重要發源地，素有“海濱鄒魯”、“嶺海名邦”之稱。潮州是廣東的東大門，總面積3613.9平方公里，總人口250萬。潮州市水資源充沛，可供開發的水能達14.48萬千瓦。礦藏種類近20種，僅初步探明的高嶺土(瓷土)儲量就有1億多噸。潮州歷史悠久，山水秀麗，文物眾多，人文薈萃，文化獨特，與臺灣、東南亞有著緊密的聯系，又是著名僑鄉，198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歷史作用孔子

明清時期，商幫的貿易活動領域就遍及全國各地，對當時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我國近代對外貿易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同時，明清時代的各個地方商幫都形成了自己的商業文化和倫理精神。譬如，徽商“賈而好儒”，商業經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徽商的“賈而好儒”促使了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勢力，與封建宗族勢力結合，把“賈為厚利，儒為名高”作為“亢吾宗”、“大吾門”的手段。

這些商幫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并將這些錢財帶回家鄉，促進了當地手工業的發展和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同時，他們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

無論是晉商還是徽商，他們的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傳統商幫的衰落商幫

盡管十大商幫曾在歷史上風云一時，但由于他們的經營模式無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而注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晉商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點：

其一、淪為封建政府的附庸，商業模式單一。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廷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朝廷，為其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其三、墨守成規，思想保守。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其四、投資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