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中國直系軍閥首領）

曹錕（中國直系軍閥首領）

曹錕 （中國直系軍閥首領） 次瀏覽 | 2022.07.27 11:10:52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曹錕中國直系軍閥首領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市塘沽)，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的首領，也是保定王。曾靠賄選而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1885年入天津武備學堂。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隨軍去朝鮮，戰后投袁世凱，次年升管帶。1923年10月，曹錕以賄選手段當上了總統。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失敗，曹錕被軟禁。1926年4月，馮玉祥軍將領不滿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與奉系勾結，發動驅段兵變，將曹錕釋放。5月1日因病辭職，由總理攝政。1927年2月，長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多次請曹錕出任偽組織頭目，但曹錕始終予以拒絕，保持了民族氣節。

1938年5月曹錕病死于天津，終年76歲。

1939年12月，曹錕被國民政府追封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本名

曹錕

別名

曹仲珊

民族族群

漢族

出生地

天津

出生日期

1862年12月12日

逝世日期

主要成就

參加過甲午戰爭、英勇作戰等

籍貫

天津

性別

男

國籍

中國

職業

毅軍哨官、長江上游警備司令、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

畢業院校

天津武備學堂

政黨

直系

信仰

佛教

人物生平早年生活

1862年（同治元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曹錕出生于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家的生活。盡管曹家經濟拮據，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愿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曹錕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

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于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憤而從戎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罵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歷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累的命運，于是他暗下決心，立志從戎。

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曹錕丟了推車賣布的小買賣后，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后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1894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他既無背景，又老實巴交，時常受人欺負。

但他的一大特點，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處都讓給別人，自己則吃苦耐勞，千依百順，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從無怨言。久而久之，于是漸漸地也就聞達于上司，甚至袁世凱都知道了有這么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于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來了個姓曹的小老鄉，很是開心。

接著一查族譜，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自此曹錕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制。

曹錕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制官。民國成立后，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于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為直皖兩系，曹在兩系暗斗中，腳踩兩只船。在馮國璋死后，曹成為直系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脫穎而出

自1916年9月任直隸督軍，到1923年10月他賄選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曹錕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劃決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面反映曹的面貌。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回保定后，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省立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

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克”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后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并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

一天，曹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講到王森然在保定第二女子師范（今保定學院前身）學校增設白話文課程，宣傳新文學時，康有為十分氣惱。他對曹錕說：“他本來是個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讓他在

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開直奉戰爭直軍全體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王森然寫了兩篇痛斥曹錕的文章，在保定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曹錕十分憤恨。他以防“赤化”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胡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才躲過了通緝。

曹錕駐保定后，就開始著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征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曹錕此時已脫穎而出，擁有了武裝力量。

曹錕

賄選總統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獲勝，獨自控制北京政府。此后，曹錕首先逼退大總統徐世昌，迎原任大總統黎元洪復職，并使黎元洪成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換國務總理。同時，隨著直系內部吳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錕領導的直系保定派和吳佩孚領導的洛陽派，吳佩孚不贊成曹錕出任大總統。

但曹錕仍在直系內部處于優勢地位，其出任大總統的計劃獲得美國支持。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發表了支持中國統一的聲明（隨后哈定于同年8月逝世）。

1923年6月，曹錕派人對黎元洪進行恐嚇，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將黎元洪乘坐的火車在天津楊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總統印并簽署辭職書后才放行。曹錕利用內政總長高凌霨和議長吳景濂大批收買或威脅國會議員，于1923年10月6日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

此后，由賄選國會起草并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憲法”。1923年10月10日，該憲法由曹錕頒布實施。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就任大總統后，直系的實權轉由吳佩孚操控。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后，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軟禁于中南海延慶樓。北京政府的主導權由直系改歸奉系。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鐘麟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同時鹿鐘麟還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

遭遇政變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臺，并遭到軟禁。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臺。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向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由于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丑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于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線，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

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鐘麟、蔣遇鴻與孫岳里應外合，打開城門。鹿鐘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嚴斷絕交通，迅速占領各部、署衙門。

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岳、胡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

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于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消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岳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系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系援軍北上。

會上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決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并宣布自動退位。

1923年11月4日奉軍占領塘沽，吳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余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保持晚節

1927年2月，奉系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曹錕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當今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愿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著一雙兒女及家人搬了進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后，矛頭指向華北。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一天，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著門不許曹錕出去，并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劉夫人歷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

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后齊沒有再去曹家。

曹錕晚年之所以能不為金錢、地位所動，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除了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親美英派，吳佩孚也堅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關外，主要是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

曹錕

隆重葬禮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于5月17日（農歷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吊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日本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吊喪，并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

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于天津英國公墓。國民政府有感于曹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發布特別訓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主要影響政治

1923年5月6日，在山東發生了“臨城劫車案”，巨匪孫美瑤部劫持中外乘客，200多人被扣作人質，由于事件涉及在華諸國僑民的生命安全，成為頗為復雜的外交問題，外人對此甚為重視，稱其為義和團運動后中國最嚴重的涉外事件，成為曹錕入主北京政府前后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問題。

該案發生后，英、美、法、意、比5國駐華公使先后兩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議。日本雖無僑民被擄，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

5月9日，5國公使再次照會北京政府，限今3日內救出被擄外僑，否則每隔24小時須增加賠款若干。由于北京公使團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以免危及被擄外僑生命。

實際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錕面臨“使團責難，外交日亟”，不敢輕舉妄動，北洋政府被迫與該部土匪進行談判。雙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于6月上旬簽訂條約，孫美瑤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編為山東新編旅，孫任旅長。

其時，正值曹錕賄選總統成功，急盼各國駐華使節前來慶賀新總統就職。各國公使便以懲辦田中玉作為先決條件。曹錕無奈，只得命外交都于13日將懲辦田中玉一事照會各國。15日，曹下令準田辭職，并裁撤山東督軍職位，同時授田中玉為上將軍，給田以下臺體面。

盡管葡駐華公使符禮德再次質問北京外交都，指責升授田中玉為上將軍，不是懲辦而是獎勵，限北京政府48小時之內撤消授于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否則各國將另行考慮對于新政府的態度，但曹錕最終還是未答應撤消授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

法律

曹錕賄選成功后，立即進行立憲，以明其正統地位。為此，迅速完成了多年議而未決的《中華民國憲法》，使政權的“合法”性有了法理依據。13章141條的憲法條文，于10月10日曹錕宣誓就職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憲法》是在《天壇憲草》的基礎上制定的，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突出表現了該憲法的時代特點。

外交

十月革命后，蘇俄為了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局面，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兩次發表對華宣言，以期獲得中國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

蘇俄宣布廢除沙俄同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侵占的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并將沙俄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的財產都無償地歸還中國，自動放棄沙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關稅協定及庚子賠款等。蘇俄政府先后三次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問題，但因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古問題上雙方的分歧，結果都無功而返。

在此情況下，曹錕督責外交部再開談判。顧維鈞在曹錕支持下，堅持維護主權的立場，使得加拉罕終于改變策略，轉而采取和解的方針。經過一系列磋商后，雙方在最終1924年5月31日達成協議，正式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其附件。中蘇兩國外交關系正式建立。

1923年曹錕武裝像憲法成立紀念銀幣軼事典故居住泉山

曹錕因屢遭挫折，心情郁悶，身體狀況愈來愈差，曹家的財權牢牢控制在其養子曹少珊手中，連曹錕也奈何不得他。為此，常常引起眾夫人及子女們的不滿和忌恨。鄭夫人生性好靜，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的曹錕，其心情是不會好的。他的糖尿病越來越嚴重。

據劉夫人的女兒曹士英回憶，1928年的一天，曹錕給劉夫人去信說：“慶（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壞了，他們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對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覺對不住你，你要照顧好他們。”劉夫人見信寫得悲涼，又心疼又生氣。因為劉與陳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經不住母親和姐姐的勸說，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鎮商議。曹鎮建議劉夫人把曹錕接到泉山里。

劉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雜，不利于曹錕養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錕去住，又請來西醫大夫梁寶鑒、德國醫生巴勒弟給予精心治療，自己也終日守候在床邊細心照顧。幾個月后，劉夫人見曹錕的病日益好轉，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個人愛好

曹錕的病情好轉后，心情也漸漸好起來。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練練自己編的一套虎拳，然

后回到屋里打坐練氣功。早飯后不是練書法，就是畫畫。曹錕喜愛國畫，尤其擅長畫梅花、山石、螃蟹、一筆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點梅花天地心”，每畫完梅花后，便蓋上這枚圖章。

他還有一塊黑石圖章，上刻“萬代一如”。他畫的畫或書寫的條幅有的右上角常常蓋有一枚章，上寫“弱冠從戎服勞國家四十年歸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別號“樂壽老人”或“渤叟”。

曹錕還常常請來一些文人墨客指導自己的書畫。齊白石和曹錕的交情甚厚，曹的圖章多是齊白石所刻，圖章側邊總留有“布衣齊璜”（璜是齊白石的字）四個字。

曹錕不僅擅長書畫，而且頗有文才。據高夫人的后人講，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錕幾個女婿中最得寵的一個。一日，李伯夫請曹錕為自己新布置的一間書房起個號，曹錕略加思索后便揮筆疾書三個大字“伯雅軒”，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紅鵬高翔萬里心”的對聯一幅。

放鳥自顧

他常獨自回顧自己的一生，感慨萬分。有時，聽到街上賣鳥的吆喝聲，他便命家人把賣鳥的叫到家中，把鳥全部買下，仔細端詳著這些圍居在籠中的鳥們，然后把鳥籠放在院子中央，打開鳥籠門，充滿愛憐地看著這些小生命爭先恐后地展翅飛向天空，良久地向鳥兒飛去的方向注視著。

精神打擊

在曹錕的晚年，其家庭中有兩件事對他精神上的打擊很大。

一是陳夫人所生的兒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貞（袁世凱的女兒）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開槍打傷了袁怙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罷休。此時雖然袁世凱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勢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兩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報紙也爭相報道這一“趣聞”。后來曹士岳被劉夫人保出與袁怙貞離了婚。這件事曹錕覺得丟了面子，每當家人提起此事，他臉上都現出一種忿忿之情。

二是曹錕的養子、曹銳之子曹少珊雖在曹錕的兒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認祖歸宗了，但實際上他仍把持著曹錕家的財產大權。曹錕子女們十分不滿，常為此鬧矛盾。曹錕看在曹銳的面子上，不忍心對曹少珊過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這個亂糟糟的局面，這成了他的一塊心病，常常唉聲嘆氣，很是煩惱。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歷史評價

曹錕在歷史上名聲不好，為了過把總統癮，不惜花大把銀子賄賂選舉者，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這也是他的人生污點。不過他卻有著最低的底線，那就是不當漢奸——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俘虜，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給日本人辦事。總體講，有功有過。[2]

曹錕在執掌北京政府期間，授意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完成了自1913年以來的民主制憲，并把當時各種政治力量的“地方自治”要求寫進了憲法；在處理“臨城劫車案”和完成中蘇建交談判的過程中，基本上堅持了民族主義的立場，維護了國家主權。因此，對曹錕的執政活動應給予客觀積極的評價。

人際關系父母

曹本生

曹老夫人

兄弟姐妹

大哥曹鎮（字馥庭）

二姐曹大姑

四弟曹銳（字健亭）四弟媳（嚴淑君）

五弟曹鈞（字秉權）

六妹曹二姑

七弟曹锳（字子振）

侄子

曹士杰

侄女

曹士苓

配偶

大夫人

鄭夫人

姨太太

二姨太高夫人

三姨太陳寒蕊

四姨太劉鳳瑋

子女

兒子

長子曹士岳（陳夫人所生）

次子曹士岱（劉夫人所生）

三子曹士嵩（劉夫人所生）

女兒

長女曹某某（鄭夫人所生）

次女曹士熙（高夫人所生）

三女曹士貞（陳夫人所生）

后世紀念

在河北五馬路、黃緯路，叫“曹家花園”，這所住宅原系買辦孫中英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所建。1922年轉賣給曹錕后又大興土木，增建廊廡、亭池、島榭，建成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占地面積200余市畝，樓、平房4000多平方米。

曹錕舊居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