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政治經濟改革）

戈爾巴喬夫改革（政治經濟改革）

戈爾巴喬夫改革 （政治經濟改革） 次瀏覽 | 2022.07.26 10:00:16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戈爾巴喬夫改革政治經濟改革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時，蘇聯俄民族與非俄民族，蘇中央政府與各加盟共和國地方之間的矛盾已經悼念了相當激化的狀態。探究其之所以在此之前未爆發出來，是因為當時各共和國仍是由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在各民族之間列寧樹立起來的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還普遍地占據著人們的意識形態。戈上臺后以“新思維”實行改革，倡導“民主化”和“公開化”。不能否認其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符合了當時歷史發展的趨勢，但遺憾地是他沒有把握好讓渡權利的度，公開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引起了人們意識形態上嚴重的混亂，人們一直堅持信奉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被動搖。他在政治上倡導多元化，這動搖了共產黨的核心地位。尤為重要的是1990年2月蘇聯中央全會上通過實行多黨制，同意修改憲法第6條。實行多黨制，取消了憲法賦予蘇共的領導地位。

中文名

戈爾巴喬夫改革

內容

指導思想多元化、經濟私有化

簡介

蘇聯的解體

國家

蘇聯

類型

政治改革

時間

1986年到1990年

改革簡介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68年的紅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羅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這標志著列寧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蘇聯的演變雖然不能改變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但也不可否認，它使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作為對歷史的反動，它大大延緩了歷史的進程。然而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關鍵是要既認真又科學地總結教訓。實際上，凡是有政治頭腦的人都在震驚之余思索著蘇聯演變的原因—為什么看起來那么強大而牢固的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政權竟會未流血抵抗就頃刻瓦解蘇聯、東歐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蘇聯、東歐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確有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因素，但是歸根結底，是蘇聯、東歐黨的領導者推行了一條錯誤的路線，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重脫離了群眾所造成的。國內的因素，還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東歐、蘇聯的演變不是偶然的，戈爾巴喬夫“新思維”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從思想政治淵源來說，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的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什么“全民黨”、“全民國家”，把黨和人民的思想搞亂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實亡。蘇聯今日的演變，從赫魯曉夫時期已開始埋下了種種危機。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領導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誤中和各種外界原因下解體。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很高，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

背景

繼赫魯曉夫之后，蘇聯的改革時斷時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的政治、經濟已處于危機前的困境。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改革的內容

戈爾巴喬夫

（1）指導思想搞多元化

指導思想搞多元化，是戈爾巴喬夫背離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而邁錯的關鍵的第一步。所謂指導思想多元化，實質上是指蘇聯共產黨不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不再把共產主義作為蘇聯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用別的思想或主義作指導，黨就要變質，就不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就能夠堅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排斥和清除錯誤思想特別是資產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蝕。因此，是不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對于整個黨或黨員來說，都是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論。[1]同時“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是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

（2）政治上搞多黨制和議會政治

政治上搞多黨制和議會政治是戈爾巴喬夫全盤西化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以所謂多黨制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以議會制度取代蘇維埃制度（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被葬送的直接政治原因。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多黨制則是完全不適用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產階級國家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本質上只能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是這樣一種專政，它是由最后一個剝削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達到無產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它從根本意義上講，它是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機器對國內仍繼續進行頑抗的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即便是在資產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之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只要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還存在，只要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還在通過各種途徑不斷地滋生出來，只要國際范圍內的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還占有巨大的優勢，這樣的階級斗爭就必然存在，因而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成為必要的。既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無產階級為消滅階級而對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因而它就絕不能實行允許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分享政治權力的制度。如果實行多黨制，那么就意味著承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力，承認資產階級政黨可以自由地向無產階級政黨爭奪執政權。這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依然強大，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斗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無異是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此外，無產階級專政也要求無產階級作為一個團結統一的階級來掌握國家政權。列寧曾經指出，無產階級的分裂將不可避免地瓦解無產階級專政。只有作為一個團結統一的階級，無產階級才能有效地組織國家，并對資產階級以及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勢力進行勝利的斗爭，并達到最終消滅一切階級的目的。無產階級的團結統一，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來保證的。這就是說，從無產階級的內部關系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也不具備實行多黨制的條件。如果實行多黨制，無疑意味著承認無產階級的分裂。其結果同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瓦解。

（3）經濟上搞私有化

蘇聯經濟改革的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搞私有化，而且是以乞求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援助為條件的私有化，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當然，在改革的頭幾年，并沒有明確提出搞私有化。但隨著改革政策的失誤，經濟危機的加深，蘇聯領導人不僅沒有正確地總結教訓，反而把經濟搞不好的原因，除歸咎于無產階級專政的上層建筑外，還歸咎社會主義公有制。因而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經濟改革思路，其基本出發點是：認為現在國家集中的資產過多，人民同國有制關系疏遠，職工沒有主人翁感和積極性，因而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所以要實行國有資產分散化和國營企業私有化，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混合經濟”的路子。

（4）軍隊建設上搞非黨化、非政治化

軍隊“非黨化”和“非政治化”是戈爾巴喬夫推行全盤西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要害是否定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取消馬列主義對軍隊的指導和灌輸，改變無產階級軍隊的性質，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鋼鐵長城，從而為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打開通道。

影響戈爾巴喬夫

近年來，國內理論界對于蘇共蛻變和蘇聯演變的原因的分析已經積累了不少深刻而有價值的成果。一些專家明確指出，正是戈爾巴喬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棄、路線道路上的背離和政治上的背叛才導致蘇共垮臺和蘇聯劇變。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短短6年的之后，曾經執政7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丟掉政權，統一的蘇聯多民族國家分崩離析，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殆盡。戈爾巴喬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非但沒有給蘇聯百姓帶來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導致亡黨亡國，政治上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后便發誓要徹底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改變社會的方向。戈爾巴喬夫自稱，他早就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亞·雅科夫列夫在背棄馬克思主義、背離社會主義、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線上走得更遠。雅科夫列夫肆意詆毀蘇聯歷史和蘇聯制度，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卻贊不絕口、頂禮膜拜，并利用自己在黨內的特殊身份在蘇共內部興風作浪。

為達到搞垮蘇共、消滅蘇聯社會主義的目的，雅科夫列夫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后便提出應當考慮將蘇聯共產黨“一分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書戈爾巴喬夫，提出實行民主化、公開性、多黨制和總統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議。原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上世紀60年代以后曾擔任蘇共幾任總書記政治顧問的阿爾巴托夫院士證實，蘇共最高領導人在一個小圈子里討論過這一建議。阿爾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認為建議是可行的，“黨可以分裂成兩個或三個，包括一個強大的社會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蘇共最高領導層就已冒出分裂的念頭，蘇共滅亡、改革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

上世紀80年代后期，在蘇共一小撮高層人物背棄、背離、背叛路線的慫恿和帶動下，蘇聯思想理論和文化輿論界霎時間也變得波濤洶涌、濁浪滔天。借民主化、公開化之際，清算蘇共歷史、抹黑蘇聯制度的言論和文藝作品不斷在傳媒上出現。蘇聯的知識分子思想進一步激化，多數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轉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

戈爾巴喬夫上臺兩年后，蘇聯社會思想輿論徹底轉向，蘇共在改革模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上迅速“右傾”，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危在旦夕。蘇共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倡導“西歐共產主義”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選擇上，蘇共先是學習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經驗，轉而提倡北歐國家模式。戈爾巴喬夫后期，蘇共領導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極為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高層干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但是很快人們便發現，1989~1990年間，“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失去吸引力。即使戈爾巴喬夫給“社會主義”加上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綴也是徒勞。

蘇共領導層在思想路線上的動搖在思想輿論界造成了嚴重混亂，加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一些激進勢力乘機奪取話語權。對于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自由激進派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這種體制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蘇聯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自治化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的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壟斷。應當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

1989年，一些東歐國家風波驟起，蘇共和蘇聯社會內部的激進派受到了強烈的啟發。“向西方資本主義看齊”的口號極為誘人，反社會主義的旗幟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會思潮進一步激進化。轉向西方、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蘇聯社會達到高潮。

1990年舉行的第28次代表大會上，蘇共綱領性的聲明和章程中已經表明，其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顯然，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已經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企圖試穿西方社會黨的外衣，思想開始迷亂，組織上自掘墳墓，喪失了改革的主動權、失去了社會控制力。

上世紀末，葉利欽一度作為蘇共內部政治上的反對派出現。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葉利欽等人仍宣稱忠于“社會主義”。出于政治上的考慮，那時他們也不時要附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學說，號稱信仰民主社會主義、信仰以“趨同論”為基礎的“普遍價值觀”。

但是，隨著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逐漸掌握政治大權，他便公開與蘇共徹底決裂。葉利欽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勢力開始拋棄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政治上轉向反共、反社會主義立場，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書上的“純自由主義和純資本主義”。

1990年底以后，葉利欽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制度、否定蘇共的同時，毫不掩飾地表達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自由派勢力，主張蘇聯應利用大好的歷史時機，參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對舊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主張要全面學習和照搬以美國為代表的大西洋資本主義文明，移植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模式，走一條徹底的西方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使俄羅斯盡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葉利欽首次訪問美國。他在紐約一所大學的演說中宣稱：“俄羅斯已經做出了自己最終的選擇。俄羅斯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走美利堅合眾國及其他西方文明國家走過的那條文明之路。”

短短6年的時間，戈爾巴喬夫推行以“民主化、新思維”為旗號的修正路線，非但沒有革新蘇共、給百姓帶來真正的民主和人權，反而徹底葬送了社會主義，成就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霸權。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引來了葉利欽時期野蠻資本主義的倒退和“鮑利斯沙皇”專制的復辟。理論上誘人的民主社會主義“妖姬”，吞食和埋葬蘇聯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得成果，換來了橫蠻的“官僚和寡頭的資本主義怪獸”，倒退到犯罪猖獗、黑勢力猖獗的原始資本主義泥潭。

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沒能提高官僚機構的效率，沒能推進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會形勢持續惡化，政局動蕩不安，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最終導致蘇共瓦解、蘇聯解體。葉利欽時期的政治現實表明，從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羅斯并未開花結果：超級總統制專權，三權分立名不副實；憲法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規定與政治現實相差甚遠；多黨傾軋、黑金政治橫行；財閥當道、操縱媒體，家族、寡頭政治盛行；貪污腐敗蔓延，黑手黨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動蕩，政局不穩。

90年代中后期，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民眾否定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所選擇的政治道路。社會輿論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居民中承認“俄羅斯是民主社會”的比例越來越小。連戈爾巴喬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民主化進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羅斯當權派篡奪，俄羅斯當權者“損害人權、壓制民主”。

幾年的時間里，俄羅斯選民很快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和“拒絕民主”。90年代中期以后，俄羅斯居民對這種“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的所謂“自由民主政治”感到非常厭倦。如今在俄羅斯社會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環早已變得黯淡。長期駐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記者朱利葉托·基耶薩寫到：“對于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詞和妓女一樣，已經成了不加引號的罵人話。”

2005年，普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強調，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這對于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悲劇。許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價值追求。針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民主化”，普京2002年1月中旬曾指出，（俄羅斯）過去的那種“民主秩序”只是對極少數寡頭有利，經歷了10多年激烈的變革，俄羅斯社會還處在“過渡階段”。普京強調，上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建立所謂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的，那種所謂的自由只是極少數掌握金錢和財富上層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羅斯政界和學界在反思“民主化”的過程中指出，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戈爾巴喬夫提倡和發起的“民主化、公開性和新思維”運動，是出于對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將“民主化”當作政治奪權、推動民族分裂和搞垮蘇共的工具和手段。他們認為，1985~1999年這15年是俄羅斯災難性的15年，是政治混亂和社會倒退的15年。對于蘇聯的失敗，俄羅斯政界主流人士強調，在這其中西方“戰略家”罪責難逃。他們認為，上世紀末期，西方戰略家有意識地向蘇聯等國輸出“軟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卻為自己保留了極端保守和富有進攻性的“保守主義”思想，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蘇聯的民主化，不如說是為了搞垮蘇聯。而戈爾巴喬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進口西方的“民主價值”，導致“民主、自由”泛濫，國家解體，人民喪失了尊嚴。如今，西方某些國家仍然在民主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關系親疏來劃分所謂“民主陣營”，其目的是進一步打壓俄羅斯，更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地緣戰略利益。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引領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和之后葉利欽宣稱的“自由民主主義”道路不僅沒能行得通，反而將蘇聯、俄羅斯先后引向一條絕路和迷途。經歷了10多年的左右搖擺和反復，俄羅斯社會逐漸認識到：

一是社會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東西是萬萬不能動的，有些事情是萬萬不能做的；

二是借鑒他人經驗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全盤照搬。有些東西對于他人是美酒，但對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藥。

“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于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戈爾巴喬夫

改革效果

（1）原本嚴重畸形的經濟結構更加失調，經濟改革的宏觀決策缺乏具體可行的配套措施，改革中阻力重重，以致改革效果不佳。

（2）改革陷入困境，經濟繼續滑坡。

（3）戈爾巴喬夫把改革的重點轉向政治體制改革，國內局勢逐漸失控，1991年蘇聯解體。[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