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邏輯、人工智能與法律——霍菲爾德法律關系形式理論的應用

目錄

一、馮·賴特與道義邏輯

二、霍菲爾德法律關系形式理論與道義邏輯

三、法律邏輯的符號化：從萊布尼茨到霍菲爾德

四、人工智能的法律本體論：從概念到符號

五、人工智能時代道義邏輯的發展：艾倫和薩克松的A-霍菲爾德語言

一、馮·賴特與道義邏輯

邏輯學自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之后，在漫長的時間里一直停滯不前，

仿佛誕生之日就是終結之時。19世紀和20世紀，邏輯學發生了巨大變化，開

疆拓土，迎來輝煌，成果之一就是模態邏輯（modallogic）的出現。

“模態”（modality）的概念來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著作《純粹理性批

判》。康德將知性分為四類先驗范疇：量、質、關系、模態。模態就是時間的

包容性，包括可能性與不可能性（possibility-impossibility）、現實性和

非現實性（existence-nonexistence）、必然性和偶然性（necessity-

contingence）。狹義上的模態邏輯研究關于“必然的”和“可能的”的命題，

而廣義上的模態邏輯則包括其他具有類似性質的邏輯體系，如道義邏輯

（deonticlogic）、時態邏輯（temporallogic）和信念邏輯（doxastic

logic）等。

模態邏輯與形式邏輯的差異在于：形式邏輯不面向應然世界，而模態邏輯

則將“必然”“可能”“必須”“允許”等模態詞引入邏輯體系，對含有模態

詞的命題進行推理和論證。

道義邏輯與法律具有密切關系。“DEOTIC”一詞源自希臘語，意即“義

務”。道義邏輯研究關于“規范”的推理與論證，所謂“規范”主要是指義

務、許可和禁止等。這是法律、道德、倫理所運用的獨特的概念和邏輯，是其

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本質。道義邏輯的出現改變了法律理論與邏輯學“老死不相

往來”的局面，但道義邏輯面臨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它是否具有真值（truth

value）？如果沒有真值，如何成為邏輯呢？法律有自己獨特的邏輯嗎？此為喬

根森困境（J?rgensen’sdilemma）。其實，道義邏輯雖不具有真值，但它的

特質是“有效性”（validity），同樣具有邏輯的本質。

在中世紀，道義邏輯已經萌芽。但是，道義邏輯的正式創立，應當歸功于

芬蘭哲學家馮·賴特（GeorgHendrikvonWright）。1939年他在劍橋大學見

到英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改變了他的學術人生。維特根斯坦認為他具有哲學

天賦，邀請他擔任劍橋大學的哲學講席。馮·賴特的哲學貢獻主要有兩項，一

是受維特根斯坦的囑托，搜集、整理、編輯、出版了維特根斯坦的文稿全集；

二是他創立了道義邏輯。

1951年，正是維特根斯坦去世的那年，馮·賴特在《心靈》雜志上發表了

經典論文《道義邏輯》，此文標志著現代道義邏輯的誕生。馮·賴特認為，道

義邏輯是模態邏輯的一個分支。他將模態邏輯中關于“必然、可能和偶然”的

命題稱為真理模態（alethicmodality），將道義邏輯中“義務和許可”等命

題稱為道義模態（deonticmodality）。

真理模態概念劃分為三種，即必然（necessary）、可能（possible）、偶

然（contingent），三種概念都指向“真”。道義模態概念也分為三種，即義

務（obligatory）、許可（permitted）、禁止（forbidden），三種概念都指

向規范，分別定義為義務（weoughttodo）、許可（weareallowedto

do）、禁止（wemustnotdo）。

馮·賴特比較了真理模態邏輯和道義模態邏輯，發現兩者之間具有相似

性。真理模態邏輯中的必然運算子□，相當于倫理和法學中的規范概念“義

務”，后者用大寫字母O（obligatory的首字母）表示。真理模態邏輯中的可

能運算子◇，相當于倫理和法學中的規范概念“許可”，后者用大寫字母P

（permitted的首字母）表示。真理模態邏輯中的不可能運算子◇，相當于倫

理和法學中的規范概念“禁止”，后者用大寫字母F（forbidden的首字母）表

示。

馮·賴特的道義邏輯系統有四個層次的要素。第一要素是“行為”

（act）。馮·賴特說：“首先我們需要解決一個預備性問題，被宣稱為義務

的、允許的、禁止的那些‘東西’究竟是什么？我將稱這些‘東西’為行為

（act）。”第二要素是道義算子（deonticoperator），就是上述的規范概

念：O、P、F。第三要素是命題（proposition），即道義算子和行為的結合形

成的語句，如禁止抽煙（F抽煙），或允許A行為（PA）。第四要素是道義分

配法則（principleofdeonticdistribution）和命題邏輯原則（principle

ofpropositionallogic），即命題中的行為與行為之間或命題與命題之間的

邏輯關系。

馮·賴特研究了行為的各種可能的邏輯關系，并予以符號化。首先是行為

的否定關系（negation），他以A表示某特定行為，該行為的否定就是～A。此

外，他還以合取（conjunction-）、析取（disjunction-）、蘊含

（implication-）、同值（equivalence-）表達兩個行為之間的各種邏輯關

系，并分別用符號表示如下：A&B、AvB、A→B、A←→B。馮·賴特最有價值的

研究在于許可和義務、禁止之間的關系，他發現了許多邏輯原則和規律，但

是，若在美國法學家霍菲爾德的法律關系矩陣中審視，馮·賴特的某些發現顯

然是錯的，后文將重點闡述。

馮·賴特在分析過程中，使用了各種符號化表示：P表示許可，許可A行

為表述為“PA”，禁止A行為表述為～（PA）。O表示義務，如果A行為是義

務，則表示為OA，也可以表述為～（P～A）。馮·賴特分析得到的關于“許可

和義務、禁止之間的關系”的一些概念或規律，這里選取一二，予以闡述。

第一，關于許可。如果對于一個具體行為，它的正面和反面，都被許可，

例如，我們可以抽煙（Wemaysmoke），但我們也可以不抽煙（Butwemay

alsonotsmoke）。此在道義上就是“Indifferent”，用馮·賴特的英語原文

表述就是：“Hencesmokingishereamorallyindifferentformof

behaviour”。馮·賴特所謂的“Indifferent”在中文語境中，比較難譯，直

譯應為“漠不關心的”，準確的含義應該是“法律不規范”，通俗地說，即法

律對該行為不關心，不加以規范，或法律保持沉默。邏輯學學者周禎祥先生翻

譯為“中立的”。對于一個行為A，道義上的“Indifferent”，被表示為

（PA）&（P～A）。

第二，關于禁止。一個行為A與該行為的相反行為，都被禁止，其符號表

示就是～（PA）&～（P～A），馮·賴特認為這是邏輯上的矛盾。例如，抽煙行

為和不抽煙行為同時被禁止，就如同在真理模態中，一個命題及其相反命題都

被認定為不可能（impossible），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也如在認知模態

中，命題和命題的否定面都被證偽（false），在邏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其實，這一論斷是錯誤的，他將道義模態與真理模態、認知模態進行簡單

的類比推理，這是錯誤的根源。他將行為和相反行為視為命題和相反命題，將

行為之間的相反關系，演繹為命題之間的否定（negation）關系，邏輯上存在

錯位。

在道義世界中，例如在法律的世界中，對行為和相反行為同時加以禁止，

按照霍菲爾德的術語可表示為Duty（+）和Duty（-），它們在邏輯上不矛

盾，可共存。它們的矛盾性表現于規范內容的矛盾，即兩個規范所規范的內容

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同時被履行的，但是，兩個規范的邏輯形式是不矛盾的。

第三，關于許可和禁止的關系。他發現：如果不許可，就是禁止；或曰：

對許可行為的否定就是禁止行為。例如，我們不被允許盜竊（Wearenot

allowedtosteal），則就是我們不應盜竊（Wemustnotsteal）。

第四，關于許可和義務的關系。他發現兩個規律，用符號表示為：

（1）PA等值于OA，即PA←→OA表達一個道義重言式。

（2）OA蘊涵著PA，即OA→PA表達一個道義重言式。

此外，他還發現：如果許可B，則許可A。反之，在邏輯上必然推演出：如

果禁止B，則必然禁止A。符號公式表示為（（PB）→（PA））→（（PA）→

（PB））。

馮·賴特沒有最終完成道義分配法則和命題邏輯原則，他試圖出其中的

邏輯真值，他說：“如果在道義邏輯中存在特別適用的邏輯真值（logic

truth），道義邏輯的研究將十分有趣。”

道義邏輯的出現對于法律實踐具有重大的意義，道義邏輯是法律推理的概

念腳手架，是理解法律體系和法律推理的重要工具。道義邏輯創立之后，經過

后來的學者的努力，道義邏輯發展迅速。

二、霍菲爾德法律關系形式理論與道義邏輯

馮·賴特的經典論文《道義邏輯》發表于1951年，霍菲爾德的經典論文

《司法推理中應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發表于1913年，其間相距38年。馮·賴

特不是法學家，他沒有閱讀過霍菲爾德的論文，更不可能發現霍菲爾德的法律

概念理論對于他創立的道義邏輯的重要意義，霍菲爾德不是邏輯哲學家，他也

沒有意識到他的研究是一項道義邏輯的基礎工程。兩位天才遺憾地錯過了。

馮·賴特的經典論文《道義邏輯》貢獻卓著，但文中的模糊、歧義甚至錯

誤之處也不少。如果當年寫作時他讀過霍菲爾德的論文，則對于道義邏輯尤其

法律領域的道義邏輯的結構會有更為深刻的洞見。霍菲爾德雖然讀不到他去世

33年后馮·賴特發表的《道義邏輯》一文，但是，精神與思想是可以超越時空

進行對話的。

霍菲爾德的法律關系形式理論可以對馮·賴特的道義邏輯進行如下的修正

和完善。

第一，馮·賴特以規范行為作為研究對象，而霍菲爾德以法律關系作為研

究對象。馮·賴特將道義邏輯的命題分為三種：義務、許可、禁止，他研究的

對象實質上是規范（norm），而非規范命題（normproposition），而霍菲爾

德的研究對象則是規范命題，之后的分析法學家已經指出這一問題。規范實質

上是規范行為，而規范命題實質上是法律關系，道義邏輯應當研究法律關系，

馮·賴特搞錯了道義邏輯的本體論。

第二，馮·賴特的三個詞項（道義算子）即義務、許可、禁止，表面上，

義務和禁止是兩個各自獨立的詞項，但實質上是一個概念，差異僅在其規范的

客體即行為是“作為”還是“不作為”。在霍菲爾德的概念矩陣中，這兩個概

念都是用duty來表示的，前者表示為duty（+），后者表示為duty

（-）。馮·賴特沒有透視到這一點，根源還是在混淆了規范和規范命題，

因為不同形式的規范，其內容可能指向同一形式的法律關系。

第三，馮·賴特的三個道義算子不包括授權行為，所以，法律中的一個重

要概念即權力（power）在馮·賴特的道義邏輯中不到地位。而在霍菲爾德的

概念矩陣中，權力是第二個矩陣中的核心概念，霍菲爾德的體系更為全面和精

致。

第四，馮·賴特借用真理模態邏輯來推演道義模態邏輯，他稱之為“萊布

尼茨法則”，如此簡單的類比推理，有失邏輯學的嚴謹性。而霍菲爾德的法律

概念的關聯性關系理論，實質上就是道義邏輯中的演繹律，從right（claim）

演繹出duty，從no-right（no-claim）演繹出privilege，從power演繹出

liability，從disability演繹出immunity。此種演繹律在馮·賴特的道義邏

輯中是空白的。

第五，霍菲爾德的法律概念的相反關系理論，實質上提出了道義邏輯中的

矛盾律。在霍菲爾德的概念矩陣中，right和no-right、duty和privilege、

power和disability、liability和immunity構成相反關系。但是，馮·賴特

在道義邏輯中，簡單地套用真理模態和認知模態（epistemicmodalities）中

的邏輯，類比推理，論證有硬傷。

以往，法律推理主要適用的是形式邏輯的三段論，這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

學在法律領域中的適用。但是，隨著邏輯學的發展，法律推理不僅僅適用三段

論，還適用新的邏輯，即道義邏輯。霍菲爾德的法律概念的關聯性和相反性

（否定性），為道義邏輯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筆者一直猜度，為什么霍菲爾德如此完美地發現了八個概念的矩陣？為什

么之前的法學家只停留在claim、duty、power三個概念上，而無突破？一種極

大的可能是，霍菲爾德首先掌握了法律關系中的關聯性和否定性兩種邏輯，并

以此推理，即可輕而易舉地推導出其他五個概念。也許他受到了黑格爾哲學的

影響。

三、法律邏輯的符號化：從萊布尼茨到霍菲爾德

邏輯數學化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的設

想，他設想一種普遍的數學，對世界的結構給出一套符號的表達系統，可以作

為形而上學和邏輯學的基礎。萊布尼茨畢生懷著希望，想發現一種普遍的數

學，或“普遍的符號語言”，他稱之為“CharacteristicaUniversalis”（萬

能數學），他說：“有了這種東西，我們對于形而上學和道德問題就能夠幾乎

像在幾何學和數學分析中一樣進行推論。萬一發生爭執，正好像兩個會計員之

間無須辯論，兩個哲學家也無須辯論，因為他們只要拿起石筆，在石板前坐下

來，彼此說一聲（假如愿意，有朋友作證）：我們來算算，也就行了。”

萊布尼茨1646年出生于德國萊比錫。他從弗萊堡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之后

完成了一篇關于在法律案件分析中如何運用“理性”的論文，但是，弗萊堡大

學拒絕接受該論文，于是他向紐倫堡阿爾特道夫大學申請，于1666年獲得法學

博士學位。他擔任過法官，之后長期在漢諾威（Hanover）王室供職，他是外交

官、圖書管理員和歷史學家，業余時間研究哲學和物理學。他與牛頓幾乎同時

創立了微積分，他是第一位提出系統的科學的現代法典（asystematic

scientificlegalcode）設想的人，也是第一位提出邏輯符號化、數學化的

人，是數理邏輯的創始人。他夢想發現“人類思想的真正字母表”（atrue

alphabetofhumanthought）和操作這些符號的計算工具（calculational

toolsformanipulatingthesesymbols），他是計算機技術應用于法律領域

的第一位預言者。

法律推理數理化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的法律實踐。在法庭上，許多法律辯論

是無謂的概念之爭和邏輯之爭，導致法庭辯論“泡沫化”，耗費巨大的司法資

源。在法律的數理邏輯發達后，法庭辯論“泡沫化”將消失，因為那些無謂的

概念之爭和邏輯之爭將不再通過辯論解決，而是通過計算解決。

數學的本質就是邏輯的符號化，計算機技術運用于法律領域，需要一套適

合計算機識別和運算的符號系統，此即計算機技術領域的法律本體論（legal

ontology）。法律概念和邏輯需要經過符號化、數學化，超越自然語言，方可

為計算機系統所把握，實現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

相對于日常語言，法律專業語言已經比較精確了，但仍然是自然語言，而

非邏輯學家所謂的“人工語言”。自然語言會使邏輯分析產生模糊和歧義，它

的詞語可能是模糊或歧義的，論證結構可能是含混的，比喻和習語可能會引起

混淆和誤導。通過人工語言，邏輯關系可以被精確地表述出來。

霍菲爾德的術語，表面上是自然語言，它們選自美國司法裁判文獻中常用

的法律術語和概念，但嚴格地說，它已經超越了自然語言，上升為一種人工的

符號系統，是一套法律的符號邏輯。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霍菲爾德概念矩

陣中的各個概念術語是極為精確的，毫無歧義的，而這些詞語在自然語言中的

運用，卻充滿多義和歧義。例如，right一詞，在霍菲爾德的語境中，僅僅是

指“有權要求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即claim，而自然語言中的right卻

泛指所有法律上的利益。第二，霍菲爾德概念矩陣中的概念是具有“原子性質

的”（atomic），是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符合符號的性質和功能。第

三，霍菲爾德概念矩陣已經包含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即關聯關系和相

反關系，相互之間可進行邏輯推演。關聯關系和相反關系在霍菲爾德概念矩陣

圖表中的呈現，是符號化的表示方式，而非自然語言的表述。

總之，霍菲爾德概念矩陣雖然使用的是自然語言中的詞語，具有自然語言

之外形，但從其功能看，本質上是人工語言之“符號”。

四、人工智能的法律本體論：從概念到符號

人工智能領域的本體論（ontology）概念引自哲學。“ontology”一詞源

于希臘語的onto（存在）和logia（記載）。在哲學中，本體論是關于世界本

原的研究，相對于認識論（epistemology）。

計算機科學中所使用的“本體論”概念的含義則完全不同，本體論被賦予

了新的意義，它是指計算機處理客觀世界某一領域所運用的符號系統。計算機

處理法律推理所使用的符號系統，就是計算機技術領域的法律本體論。從哲學

中借用“本體論”概念，這是一種“術語轉移”（transterminologization）

現象。“ontology”直譯為本體論，確實不易顯示其已經變化的含義，有學者

建議將人工智能領域所使用的“ontology”一詞譯為“邏輯可操作概念系”，

雖然含義準確，但未免繁瑣。也有學者建議譯為“知識本體論”，其實，譯為

“符號本體論”，也未嘗不可。

目前，關于本體論最權威的定義是斯坦福大學的人工智能專家湯姆·格魯

勃（TomGruber）教授在1993年發表的論文《邁向知識共享型本體的設計原

則》中提出來的。他的定義是：本體論是共享概念模型明確的形式化說明（an

ontologyisanexplicitspecificationofaconceptualization）。該定

義包含了概念化、形式化、清晰化和共享化四層含義，是從知識表征方面定義

本體論。

簡而言之，人工智能的本體論是建立在“概念化”基礎之上的知識的形式

表現系統。概念化是對世界抽象的簡明的認識，是人類認識的結晶，任何學科

都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這是人類可讀的文本（human-readabletext），但

是，計算機無法識別。形象地說，將一本《民法總論》教科書交給計算機，它

是無法習得《民法總論》中的概念系統的，因為概念需要形式化和符號化，才

可成為計算機的語言。這就是所謂“從概念到符號”的過程。

對于人工智能，所謂“本體”，不是人類所面對的客觀世界，而是一種被

表示出來的系統（thatwhichcanberepresented）。如果某一領域的知識概

念能以一種公開的形式系統（inadeclarativeformalism）表示，該形式系

統在符號學（semiotics）中被稱之為論域（universeofdiscourse），論域

中包含一系列的表示術語（asetofrepresentationalterms）。論域中的術

語符號與人類的可讀文本相聯結、相對應，將人類可讀的概念系統進行形式化

表示，并通過一系列形式公理（formalaxioms），如法律領域的道義邏輯，轉

變成為計算機可識別、可運算的符號系統，這就是人工智能的本體論。本體論

是人工設計出來的，怎樣的設計系統是好的，格魯勃提出了一系列的標準，如

清晰性（clarity）、一致性（coherence）、可擴展性（extendibility）、最

小化的解碼偏離（minimalencodingbias）等。

從以上的標準看，霍菲爾德的術語符號系統非常符合格魯勃標準，霍菲爾

德的概念系統是最容易符號化和數理化的，甚至已被學者轉化為代數形式和

“關系代數”（relationalgebra）形式，走向數理邏輯化。目前，霍菲爾德

的法律概念矩陣已經成為法律人工智能領域的本體論。

五、人工智能時代道義邏輯的發展：艾倫和薩克松的A-霍菲爾德語言

在霍菲爾德和馮·賴特之后，道義邏輯仍然在發展之中，尤其是將道義邏

輯和霍菲爾德概念矩陣運用至計算機和人工智能領域，將霍菲爾德的法律概念

形式化。主要的后續研究者和著作有：阿蘭羅斯：《邏輯、規范與角》《霍

菲爾德命題的邏輯》；費奇：《霍菲爾德法律概念理論的修正》；瓊斯等：

《道義邏輯在規范系統的描述中的作用》；康格爾：《法律和邏輯》；麥金

森：《法律關系的形式顯示》；湯姆森：《權利的界域》。

在過去幾十年中，人工智能與法律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1982年開始，國

際“邏輯、信息學、法律”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許多會議論文是關于道義邏

輯在法律自動化（legalautomation）即人工智能領域中的應用。1987年5

月，第一次國際人工智能與法律大會（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AIand

Law）舉行，此后每兩年舉行一次。在歐洲，1988年法律知識與信息系統年會

（JURIX）開始舉辦。1991年人工智能與法律國際協會成立。1992年《人工智

能與法律》（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雜志創刊。

在道義邏輯和人工智能研究領域，艾倫和薩克松的貢獻引人注目。2012年

《人工智能與法律》雜志選取了之前國際人工智能與法律大會發表的最優秀的

50篇論文，其中，1997年密西根大學法學院的艾倫（LaymanAllen）教授和東

密西根大學計算機系薩克松（CharlesSaxon）教授共同撰寫的論文《在霍菲爾

德現代化和形式化中實現流暢》在列。

早在1957年，他們就洞悉道義邏輯可以用于識別立法中的模糊之處，可以

從法律規則中推演出被隱含的邏輯結果（logicconsequence），幫助立法者消

除模糊之處，使得法律文本更加清晰。艾倫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了兩篇論文

闡述這一問題。幾乎同時，其他學者和專家也開始同樣的嘗試，例如1985年田

納西州的立法項目，1981年英國國籍法的制定，1977年麥卡提（Thorne

McCarty）關于美國稅法中公司重組的法律概念的研究。

1985年艾倫和薩克松發表論文，研究如何運用霍菲爾德的概念體系，建構

法律的形式語言，分析法律文本，清除模糊。他們將方法用于帝國學院圖書館

管理規定（ImperialCollegeLibraryRegulation），他們展示了該規定可能

有的各種解釋，達2560種。他們展現了一種體系，稱為“MIT”

（generatingmultipleinterpretations），推演法律文本的多種解釋，幫助

立法者發現立法模糊，并清除立法模糊。

1995年他們在國際人工智能與法律大會上，作主題報告：“更好的語言、

更好的思維、更好的交流：法律分析的A-霍菲爾德語言。”這被譽為人工

智能法律本體論的實質性進步（theessentialontologicalpunch）。1996

年，他們發表《從霍菲爾德的基本法律概念到法律關系：完善標準道義邏輯》

一文，試圖對霍菲爾德法律概念體系進行完善，以適應電子計算機處理法律事

務的需要。第一項完善是，他們強調了霍菲爾德的法律概念是法律關系，并以

全部大寫字母表示：法律關系（LEGALRELATIOS）。其實，霍菲爾德也強調法

律概念本身是法律關系，并用“JuralRelation”一詞表示。第二項完善是，

他們引入了“有條件的法律關系”（CODITIOALLEGALRELATIOS）的概念，

來擴展霍菲爾德的法律關系矩陣。

霍菲爾德法律概念是“無條件的法律關系”（UCODITIOALLEGAL

RELATIOS），即所謂標準道義邏輯系統（StandardDeonticLogic，SDL）。

標準道義邏輯是有局限的，這被20世紀下半葉道義邏輯研究所證實。著名的

“齊碩姆的反義務悖論”（Chisholm’scontrary-to-dutiesparadox）揭示

了其中的困境。引入“有條件的法律關系”是解決困境的出路，艾倫和薩克松

將霍菲爾德的八個概念按“無條件”和“有條件”分為兩組，共16個概念。此

外，在“有條件”項下，還可以再分為capacitive和non-capacitive兩組，

總計40個概念，形成一套可供計算機運算的所謂“A-霍菲爾德語言”（A-

HohfeldLanguage）。

2001年，萬維網的發明人蒂姆·伯納斯·李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發表

了文章《語義網》，提出語義網（SemanticWeb）概念。他說：“Web上的內

容是提供給人而不是機器理解和瀏覽的。由于Web內容沒有采用形式化的表示

方式，并且缺乏明確的語義信息，故而計算機看到的Web內容只是普通的二進

制數據，對其內容無法進行識別。如果機器不能充分理解網頁內容的含義，就

無法實現Web內容的自動處理。”他說，語義網可以克服這一問題。語義網是

對現有Web增加了語義支持，它是現有萬維網的延伸與變革，幫助機器在一定

程度上理解Web信息的含義，使得高效的信息共享和機器智能協同成為可能。

霍菲爾德的概念體系也被應用于語義網技術中，為智能化的語義網服務于

法律領域提供了本體論支持。隨著人工智能在法律領域的運用，從長遠來看，

未來可能出現兩個轉型：一是審判技術的轉型，二是法律術語的轉型。審判將

在人工智能的輔助甚至操作下，從傳統的“判決”走向未來的“算決”。而在

計算機技術的反作用下，法律人必將對現有的法律術語進行反思與調整，法律

概念體系可能在未來發生變革。源自古羅馬法的法律概念體系，將演變成為更

具有分析性和現代性的概念體系。借助機器的倒逼，霍菲爾德的術語體系將入

侵未來法典和立法技術體系，成為一種極具沖擊力的符號系統。社會發展就像

綠皮火車一樣，雖然不一定很快，但總會準時到達下一個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