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職務(工作職務有哪些)

不確定性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高頻詞語。在一個“黑天鵝亂飛，灰犀牛亂跑”的年代，職場中避免不了不確定性帶來的迷茫與焦慮。試想，你是否遭遇過以下問題的困擾：

剛入職沒多久，就遭到了突如其來的裁員風波；陷入職業倦怠期，找不回曾經的工作熱情；同事各個像“社牛”，懷疑自己是“社恐”；公司組織的團建活動，為什么我總是提不起勁；不愿加入“內卷”，難道就只能“躺平”？……

長期研究社會網絡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把以上這些都歸類為復雜時代的職場問題。物理學家霍金曾說，“21世紀將是復雜性的世紀”，如果說復雜系統研究是一種科學研究的范式，那么復雜思維不僅可以幫助科學家在面對問題時提出不一樣的理論洞見，也可以是一種看待萬事萬物的哲學視角，幫助職場人理解以及思考如何應對這些棘手的問題。

羅家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社會網絡和經濟社會學。著有《復雜：信息時代的連接、機會與布局》《中國人的信任游戲》《社會網絡分析講義》等。

為此，我們與《復雜思維》的作者進行了一次關于復雜思維和職場的訪談。

在他看來，我們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不確定性的現實，決定了我們在職場中遭遇逆境時的態度和抉擇。在這樣的背景下，擁抱不確定性正是一種所謂的“悲觀-樂觀主義”。過度的樂觀讓人看不清風險，堅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正是時下盛行的成功學的認知誤區。過度的悲觀則讓人喪失斗志，自嘲式的“躺平”否認了自身的能動性。職場中如果遭遇了瓶頸，不妨“斷舍離”， 從“盲目、忙碌、茫然”的生活中抽離出來，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因為“成功就像蝴蝶，你想追卻常常追不到，但當你平心靜氣坐下來，散發屬于你獨特的吸引力時，它冷不防就會飛到你身上。”

擁抱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

不意味我只能選擇“躺平”

新京報：最近這些年，“不確定性”這個詞在公共空間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人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與學術界的定義是否存在差異？

羅家德：公眾開始熟知“不確定性”這個概念，很大部分原因是現在有一些書和概念受到追捧，比如“灰犀牛”“黑天鵝”“混沌”“蝴蝶效應”等。但是在學術界， “不確定性”這個概念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被完全接受了，代表人物是赫伯特·西蒙（Hebert Simon），他同時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圖靈獎”的獲得者。

西蒙開啟了一個時代，讓我們終于認清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學術上區分“不確定性”（uncertainty）和“風險”（risk）這兩個概念。“風險”可以通過統計學方法計算出來。你的船要出海了，可能會遇到風浪，也可能會安全到達，但是概率大致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你可以按照幾率買保險來降低風險。“不確定性”是無法計算概率的，比如我嫁個女兒，作為老爸當然希望女兒幸福，但人生很長，30年之內小兩口會發生什么事情你沒辦法估算出來。

《大時代》（1992）劇照。

不確定性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開放系統，系統內部不得不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第二，復雜系統中的網絡，連接越是緊密，小風險就越容易擴大為大風險，大風險最后就變成完全不可控的不確定性。這就是不確定性最核心的來源，因為任何復雜系統都是開放的，系統的內部都有縱橫交錯的網絡，所以不確定性無法避免。這三四十年來，還有兩件事加劇了不確定性。一是全球化，全世界連在一起了；二是信息化，系統內部的網絡更加密切了。這兩個因素就造成了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比從前更高了。

新京報：復雜性研究告訴我們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因此產生了焦慮和迷茫情緒，因為不確定性意味著我們缺少了對生活、工作的掌控感。你怎么看待這種對待不確定性的態度？

羅家德：自古以來，社會就是復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總是希望避免不確定性，大多數人期待的是穩定的社會和穩定的生活。但任何時代都有一群勇于擁抱不確定性的人，比如之前的“下海者”、創業家、改革者。只是信息時代，對外開放越多，社會聯結越密，系統就越復雜，越多的人就要無奈接受其后果。所以這些明明不想當創業家的人就會因此變得很焦慮。但站在另外的角度，這也逼得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要開始學習創業家的態度。對于不能控制的部分，是否就先學會去接受？接受人生無常，是復雜智慧的開端，在“失控”中，我們定睛在能操之在我的部分，努力蓄能，待勢，等待那一陣屬于你的風。

《武林外傳》（2006）劇照。

雖然復雜科學是從外國開始的，但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其實最能代表復雜智慧。中國有句話就叫作“盡人事，知天命”。人生的有些部分是我們可以掌握的，還有些部分則與我們的年齡、能力、閱歷、人脈，以及對身旁網絡的高度管理相關。也許年輕的時候你還沒有能力去影響，那時候你就需要觀勢、順勢；隨著你的年齡越來越大，你會發覺你對周遭的網絡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那時你可能就可以造勢，讓事情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

與“盡人事，知天命”相反的一句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講起來豪氣干云，但問題在于，你真的每件事情都能控制嗎？顯然不是，每件事情都試圖去控制是最不具有智慧的想法。

新京報：對待“不確定性”也有另一種極端的心態：因為世事無常，成不成功都未必由我，那么我就索性“躺平”了，這也是如今網絡上盛行的面對壓力時的自嘲和調侃的論調。復雜思維對待“不確定性”的態度，與“躺平”文化有什么區別？

羅家德：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可以分為兩類人，一類是根本沒有資格“躺平”的人，另一類是有資格“躺平”的人。“躺平”這個詞在20年前不可能出現，因為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躺平”了就沒飯吃，那時候能“躺平”的人實在太少了。沒資格“躺平”的人，一定要忙著營生，否則無以為活，但需要思考的是，在努力營生之余，你是不是可以不去“內卷”，有機會時給自己定位、蓄能。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那陣風的人，往往成就還特別高，真的可以稱之為“吃得苦中苦”的人了。

現在有資格“躺平”的人越來越多，成為顯現象，但其實比例還是不高。對于這些有資格“躺平”的人，我想說的是，不要一面對不確定，就焦慮、挫折然后就“躺平”了，擁抱不確定性，接受“暫時”的失意，為自己的未來當一個“創業家”，作好蓄能待勢的準備。大多數人應該會有這樣的體會，如果你的工作中充滿了熱情和意義感，那么相應的你的焦慮和挫折感會很低，因為在正向情緒下工作一定會越挫越奮、越挫越勇。所以當你在工作中感到焦慮和挫折感時，其實你應該退下來，想一想是不是在這份工作中你已經沒有了熱情，也找不到太多的意義，因此是不是應該開始更清楚地定位自己，重新為自己找到更好的蓄能方向。

《你好布拉德》（Brad's Status 2017）劇照。

我年輕時也曾有三年半是失業的狀態，但我回過頭去看，失業前后長達六年的時間，是我最好的蓄能日子。我也看到過許多人的人生，很多朋友自小就是學霸，然后一路順風順水，到了一定的年齡職業成就非常高，直到突然面臨了中年危機。這種時候才會開始有點后悔，感覺自己好像這一輩子都在忙忙碌碌，忙得沒有意義。所以，這剛好是一個給你的機會，如果你感到了挫折感，你當然可以用“躺平”來自嘲，但在自嘲之后，你緊接著是真的“躺平”了，還是重新去做一些思考呢？大勢之下，你當然不可能不受影響。但是要有底線思維，最差會是怎樣？能不能“斷舍離”一些東西從而有機會從“盲目、忙碌、茫然”的生活中抽離出來，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要不要重新蓄能，等待屬于你的風勢再起。

成功就像蝴蝶，你想追卻常常追不到，但當你平心靜氣坐下來，散發屬于你獨特的吸引力時，它冷不防就會飛到你身上。

尋找有意義的工作：

為何成功學容易讓人“內卷”？

《復雜思維》，羅家德、萬怡 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

新京報：你在《復雜思維》書中提到，寫作本書的部分原因是針對時下盛行的成功學。為什么說成功學陷入了化約主義的思維陷阱？復雜思維和成功學看待職場現象的角度有什么區別？

羅家德：關于成功學有這樣一個玩笑：讀成功學的人都沒成功，但賣成功學的人都成功了。也就是說，成功學有一些人在大力鼓吹，而同時還有很多人喜歡聽，但它實際上很不符合復雜思維的智慧。成功學的弊端一是用化約主義的簡單化因果來總結“必然成功”的因素，忽略了不確定性。什么是簡單歸因呢？比方說，一個人具有ABC這幾類特質，同時具有123這幾類工作關系，于是這些混合在一塊你就成功了。但是你沒有想到的是，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對此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最近幾年突然而至的新冠疫情。外界環境有這么多“黑天鵝”和“灰犀牛”，有的人正好趕上了“天時地利”，有些人卻沒有“天時地利”。即使是同樣的人做同樣的事，結果也會完全不同。

此外，成功學造成的大問題是讓很多人丟失了自我尋找意義的過程。成功學是通過世俗的“名、利、權”的“鄙視鏈”來定義成功，而真正的成功的第一步是自我獲得意義，在這個基礎上能在其他方面有所增益當然會更好。

最后，成功學容易讓人“內卷”。“內卷”就是在別人設定的戰場上打別人定義的仗。對自己沒有定位，陷在“鄙視鏈”中，“力爭人上人”而不可得。一個公司中一定有一小群人是會需要特別忙的，但倘若整個公司的文化就是如此，那就是權力在作祟了。成功學容易誤導我們走向這種錯誤的方向，每個人都“卷”起來的時候，當然就會把大家搞得非常忙，這是盲目的盲，忙碌的忙，也是茫然的茫。當我們不再追求高人一等、百萬年薪那些被他人定義的“成功”時，就不會有無謂的焦慮，而是能沉下心，認真地思考自己的目標與自身優勢，并為之堅定地奮斗。

新京報：你提到很重要的一點是尋找工作中的意義感，最近有一本書就叫作《毫無意義的工作》，很受讀者的關注。你怎么看待這本書的觀點？

羅家德：我最近將參加一個讀書會活動，討論的書正巧就是《毫無意義的工作》。這本書的書名直譯是“狗屁工作”， 其實討論的是一個很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作者講的“無意義工作”不是說這個工作對“我”沒有意義，而是說工作本身沒有任何生產價值。這本書也不是談“內卷”的，“內卷”是在工作中——不管是無意義或有意義的——加入很多無意義的工作內容。“狗屁工作”主要針對的是權力者身邊的“幫閑客”，這類工作主要負責分配，不具有生產價值，比如書中舉例的通常是律師、理財專家、企管顧問等。通常，這類工作其實很重要，但不需要很多人來做就能完成其社會價值，可是實際上有過多的工作職位，這就變成了 “無意義的工作”。

這與一般讀者從字面意義上理解的“毫無意義的工作”是不同的，我相信很多從事這類工作的年輕人不會認為這些工作本身是“狗屁工作”，他們更關心的其實是工作對“我”是否有意義。所以我在這本書中談到了吉姆·柯林斯所說的刺猬理念的“三環理論”，你需要思考的是，自己的人生愿景在哪里？你工作的意義在哪里？你的“福流”在哪里？

新京報：如你所說，你在書中介紹了“刺猬理念”和“三環理論”，并且認為如果能在三環的交疊區間“蓄能”，就能找到工作中的“福流”（flow）。工作/職場中的“福流”狀態是什么樣子的？

羅家德：“福流”在心理學中已經有了相當長時間的研究。孔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但是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如果是只消費，不生產，那就是“沉溺”而不是“福流”。

《畢業生》（The Graduate 1967）劇照。

很多人認為的“福流”，用流行語來說就是男的打游戲，女的看韓劇。“沉溺”的現象在不同國家的社會中都有發生，比如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沙發土豆（couch potato），這些沉溺的人都患有對現實的逃離癥，甚至變得藥成癮或酒成癮。當一個社會開始富裕之后，這類現象就會在很多年輕人中出現，在日本有“御宅族”“啃老族”，在中國臺灣有“小清新”“小確幸”，如今我們開始富裕后就出現了“躺平族”。

如果你的“福流”完全是消費性的，不具有任何生產性，那就是沉溺。但是如果你很喜歡看電影，每看完一部電影就開始做筆記，漸漸地在網站上寫影評，還有很多人對你的影評很有感覺，你因為寫影評交了一大堆朋友，甚至它真的能夠變成你的主業，這就完全不同了。

新京報：現在人文社科領域的畢業生在找工作時常常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刺猬理念”或“三環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文科生畢業難找工作”的現象嗎？

羅家德：我很喜歡舉J.K.羅琳的例子。羅琳的故事很具有啟發性，它告訴我們，第一，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福流”？第二，你能否在自己的愿景中繼續堅持？第三，很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是不是能夠多元包容，是不是能提供個人基本的保障，以及是不是可以給人“起風了”的機會？

《J·K·羅琳：生命中的一年》（J.K. Rowling: A Year in the Life 2007）畫面。

在我研究的領域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叫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他發明了遺傳算法，但他年輕時非常喜歡東游西逛，看上去“游手好閑”，博學而看上去“不務正業”。另外，現在常有種說法叫“丈母娘經濟”，比方說某個女婿特別喜歡參加“火人節”這種活動，他會跑到沙漠中花幾萬美元做一個裝置藝術，幾天之后再一把火全部燒光。如果丈母娘一看女婿干這種事就把女兒帶走，我們可能就失去了一個偉大藝術家。

我們會看到現在很多人對社會的壓力感到相當的無奈，不得不自嘲“我實在跟不上”。如果社會是多元包容的，可以提供給他們一定的“退下來”的空間，那他們也能有更多的、各方面的機會。當然另一方面，互聯網、自媒體時代也提供給了一些人比較多元的機會。我之前看到一個訪談，訪談對象是一個“網紅”，他沒有其他專長，但是對18、19世紀的歐洲宮廷有非常多的了解，這可能是非常小眾的領域，卻讓他成為一名網紅，這在我年輕的時代是無法想象的。

職場社會關系網絡：

找工作、“社牛”與“團建”

新京報：你提出“用弱關系尋找機會，用強關系把握機會”，同時要找到一種動態平衡，在適當時機耦合和脫耦。我想起一句民間流傳的說法“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不要給你的親戚打工”。這背后似乎是有民間智慧和經驗教訓，你怎么看待這種說法？在這些場景中，情感性人脈和工具性人脈是否發生了沖突？

羅家德：“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有一定的道理，“不要給你的親戚打工”有道理但不可行。

《北上廣不相信眼淚》（2015）劇照。

我自己曾經做過一個人脈分析，使用社交網絡的大數據，再結合調查數據，分析中國人的關系到底有幾種類型。我們得出的結果是，就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的18歲到28歲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人際關系大概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就是家人；第二類我們稱之為“擬似家人”或“親密熟人”，簡單來說就是你的“鐵哥們”“好閨蜜”；第三類是是熟人；第四類是認識之人。前三類是強連帶，第四類就是弱連帶。

過去很多企業都是家族企業，這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如此。但是現代企業，尤其是在高科技企業中，“家人”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太高，很多時候一起共事的是朋友關系。在朋友當中，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你的“親密熟人”。“親密熟人”意味著你和他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一個人不會有太多的“親密熟人”，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想和他們成為事業上的合作伙伴就需要慎重。因為除了事業以外，人生中還有其他不應忽略的價值，它跟你的一生是否快樂，有沒有精神疾病，是否保持健康，都有著密切聯系。

美國有一項對哈佛畢業生每七年做一次的調查，調查發現，一個人能否成功的因素不好說，但一個人是否快樂與一個因素有直接的關系——你擁有越多的純情感性關系，你的生活往往幸福美滿，事業也不會太差。因此，你需要珍惜“親密熟人”，不要隨便把情感性關系變成工具性關系，因為有可能會傷害到你的感情。

最后，你的事業伙伴一定是你信任的人，所以一定是“熟人”。按照西方的調查，普通人的熟人在120人到270人之間，平均150人。這里也包括“家人”“親密熟人”，總體來說一個人擁有的有信任感的熟人在100人上下。所以，創業伙伴、工作伙伴最好是找“熟人”或“強連帶”，而弱連帶的優勢在于通過充分的信息來尋找機會。

《實習生》（The Intern 2015）劇照。

新京報：進入職場就避免不了社交，但不少職場人害怕社交，患有“社交恐懼癥”。復雜思維對這些“患者”有什么建議嗎？與“社恐”對應的是“社牛”，職場中社交過度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嗎？

羅家德：“社恐者”如果找到自己的閃光點，就能夠吸引適合你的朋友，這是最自然的。根據自己的經歷，很多吃過這類苦頭的人每天混圈子，為了名或利與人“斗”，最后發現自己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有時還一不小心發了脾氣或是講錯了話。與其憂慮這些問題，不如退而求其次，好好找自己的閃光點，你的閃光點自然能吸引適合你的朋友，然后你會發現原來努力相處的人未必是你真正在乎的一群人。當你發覺你能夠自我相處的時候，你自然會跟別人相處。

具有個性特色的“社牛”沒有什么不好，反而很適合一些招聘、營銷之類的工作，這會成為你的優勢。但如果把這種個性與我們剛才所說的“成功學”邏輯結合在一起，你會發現這樣的人讓人討厭。為人處世最好多一點真誠，少一點算計，要不然真的會害人害己。

新京報：“團建”這個概念最初是從西方企業引進的，現在無論私企、國企，常常都有定期的“團建”項目，比如聚餐、團隊旅游、完成團隊合作的項目和游戲等。但不少職場人很反感團建，認為“團建是大型尷尬會場”，“團建比加班還累”，有的甚至認為“團建成了員工離職的加速器”。你怎么看待職場中的團建活動？

羅家德：團建當然很重要。我現在也在研究群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如何在公司的團隊中被激發出來。在一個數人到數十人的團隊中，一個人的才智可能不足以解決問題，但是20個人誠懇地知識交換、頭腦風暴，使得1+1>2，就可以產生更大的效果，最后解決問題。這個過程中當然需要依賴團隊的互相信任和樂于合作。所以不只有這些團建的場合，還有很多企業應該也不斷地在做一些屬于團建的工作。

為什么有些人會對“團建”反感呢？如果一個團隊真心想要促進大家的信任，那么平常就要做這些事，而不是只在團建活動中刻意為之。假設一個團隊平日里就是威權主義的，領導和下屬的關系頗為疏遠，旁邊總是圍著自己的親信，大家都在勾心斗角，爭奪成為親信的機會，一個團隊平常就在玩這種游戲，那么團建只是把這個游戲帶到飯桌上、旅游中。如果一個團隊中大家本來相處得就像朋友，團建當然就很自然，但如果原本就是以權力為核心的名利場，那么請問，誰還想下班之后繼續演“甄嬛傳”？

《后宮·甄嬛傳》（2011）劇照。

作者/李永博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