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我眼前(曾經在我眼前 卻又消失不見 這是哪首歌的歌詞來的)

作者：莫孤煙

1949年1月中旬，淮海戰場硝煙散盡。徐州“剿總”前進指揮所副參謀長文強在陳官莊被俘后，和其他被俘軍官一起，被押解到滕縣。那些認識他的軍官們圍著他問：杜長官是不是被俘了？邱清泉是不是被打死了？李彌是不是跑出去了？

這些軍官多是團營一級的，所知信息有限。他們覺得文強是杜聿明身邊的人，一定知道真相。可文強也和他們一樣，在土崩瓦解之中作鳥獸散，知道的東西也不比他們多多少。只好說，等著看報紙吧，過幾天會有消息的。

被俘后的杜聿明

文強原本是不應該當戰俘的。他雖是黃埔畢業，卻非軍界人士，一直在軍統任職。戴笠死后，軍統內部為爭權奪利而互撕，文強斗不過對手，只好到程潛那里去謀了個差事，算是跳出了軍統特務系統。直到徐蚌會戰之前，徐州“剿總”前進指揮所主任杜聿明邀請文強去給他當副參謀長。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考慮的，竟然放棄了大后方的舒適位置，去了生死難料的前線。

文強和杜聿明原本不認識，還是抗戰勝利后，文強在軍統東北辦事處里短暫待過，和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打過交道。大家都是黃埔同學，談話自然親近些。而且杜感到文為人坦蕩，不像其他軍統人員那么陰險詭異，簡直就是軍統里的一股“清流”。話說得投機，兩人成了知己。文強之所以聽了杜聿明的話去了徐州上任，也許就是因為“士為知己者死”。

就任東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

想當初，程潛曾經勸過文強，徐蚌戰場兇多吉少，能不去還是不去為好。可文強愣是沒聽進去。要是文強留在程潛身邊，日后長沙起義他也有份，哪里還需要去接受25年的改造啊！

這些被俘的將官，一開始被送往華東解放軍軍官教導團，學習了幾個月后又被集中送到濟南城里的一所圖書館里。直到有一天，文強才從一個警衛戰士的口中得知，杜聿明也關在這里，起義將領陳明仁剛才來看他了。

雖然關在一起，但高級戰俘都是單獨關押，因此文強和杜聿明數年未曾謀面。直到轉移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以后，二人才在一次“放風”中相遇。

文強主動上前搭話，說以老哥的身體，能熬到今天實屬不易。杜嘆道：“我所想的只有一死，只有死了才能報答校長知遇之恩。如今留此殘生，只能活一天是一天了。”說罷，杜轉身而去。

第二天，杜聿明和文強又見面了，杜說出了自己心中一個一直不解的問題——陳明仁為什么會起義？

當初，他們被關押在濟南戰俘團的時候，陳明仁奉主席之命來看望杜聿明，見面后依舊立正敬禮，言談中只有安慰，毫無勸降的意思。杜對此百思不得其解——陳明仁對校長之忠，那是人所共知的，當初在東北和林彪部在四平血拼，寧可戰至一兵一卒也決不投降，論其悍勇，在蔣軍將領中堪稱楷模，這樣的人居然也能起義？難不成他的起義是假的，來個身在曹營心在漢？

文強對此大不以為然，直言陳明仁的起義半點不假。何以見得？連程潛這樣聲稱“骨頭燒成灰都是蔣的人”的元老重臣都起義了，陳明仁起義又有何不可？文強透露了一個秘密：他在離開長沙去徐州上任之前，程潛曾在他面前批評杜聿明迷信武力，稱機械化軍隊起不了作用，并警告文強去了徐州小心做俘虜。文當時不過一笑置之，事后不得不驚嘆程潛老謀深算，目光如炬。由此可見，程潛起義絕非偶然，乃是順應天下大勢的明智之舉。

杜聿明被一語點醒，嘆息自己的眼光只是囿于黃埔同學的小圈子，相比于程潛，實在是差得太遠了。

接受改造的杜聿明，很快又遇上了不解之惑，這一次是緣于他和宋希濂的爭論。

上世紀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儀（左起）在政協文史專員室

戰犯們接受改造，采用的是集中學習為主的方式，大家在一起學文件，然后就一個話題展開討論。過去大家軍階不同，尊卑有別，現在一樣都是戰犯，自然就是平等對話，時常因為觀點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杜聿明統兵多年，早就習慣了說一不二，因此對這種學習方式很不習慣。如果有人反駁他的觀點，難免會讓他難堪。

在一次集中學習討論時，大家共同討論一個話題，就是斯大林發起的號召全世界人民簽名擁護和平的運動。宋希濂認為，只要這個運動能全面開展，全世界人民都簽了字，就能形成強大輿論，那些戰爭販子就無法發動戰爭，從而維護世界和平。杜聿明認為，這種看法太樂觀，他的觀點是必須兩手準備，簽名活動也要搞，軍事手段也不能丟，光簽名是制止不了戰爭販子的，必須以戰止戰。

現在看來，杜聿明的觀點是對的。但在當時，他卻成了少數派，遭到群起而攻之。“同學”們紛紛批評他是唯武力論者，有人甚至說他是“好戰分子”。杜聿明受到這樣的批評，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很久不能釋懷。

杜聿明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觀點怎么就錯了？就拿抗美援朝來說，如果不是志愿軍打了勝仗，美國人怎么可能坐下來談判？其實，這并非觀點之爭，實質上是一種關于立場的表態。斯大林發起的運動，不管其本意及結果如何，在當時都是要全面擁護的，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不同的觀點是不合時宜的。在這個問題上，宋希濂是看得很明白的。

杜聿明最大的疑惑，則是在于對南京當局在抗戰中的評價問題。在學員的發言中，否定蔣軍在抗日中的作用成了主流意見，這是杜聿明萬萬不能同意的。

他本人并不反對蔣氏消極抗日的說法，但日寇滅亡中國的企圖蔣氏也是清楚的，南京當局積極調兵遣將發動多次會戰也是事實。別的不說，杜聿明本人就曾率部在昆侖關重創日軍一個旅團，也曾率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這些身在功德林的戰犯們，多數人都曾投身抗日戰場，犧牲的將士何止千萬，如今把他們的功績一筆抹殺，這不僅是個人榮辱問題，更是有損民族氣節，死后何以面對抗日烈士？

1975年，文強（右一）、黃維（右二）等在政協接待故舊來訪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要肯定蔣軍的抗日功績顯然不合時宜，那些否定正面戰場抗戰作用的發言，其實還是關于立場的表態。這個道理杜聿明并非不懂，但讓他贊同這一觀點，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對于其他的問題他可以不爭論，但一旦在學習會上談起這個話題，他必然要參加辯論，堅決捍衛自己的觀點。

關于這個問題，學習組最后的意見是，學員們目前理論水平還不高，還不能得出真正客觀公允的結論來。那些抗戰有功的人員，也不能為此自居功臣而影響學習改造。相信后人是可以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的。

杜聿明直到特赦之后才得知，當初他的部下戴安瀾在緬甸作戰中犧牲后，延安的領袖毛、周、朱、彭都為烈士送上了挽詩挽聯。全國解放后，廣西還在昆侖關為陣亡將士立了碑。這些事，都讓杜聿明感到無限欣慰和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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