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供給

［摘要］供給側改革不僅是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轉

型升級的重要內容。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面臨轉方式、調結構、促轉型的嚴峻考驗，長期以來，以需求為中

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了當前供給矛盾突出，加上世界經濟低迷導致外需疲軟，國內需求難以激發，以及“中等

收入陷阱”的制約，整個社會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矛盾加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廣

泛，重點應在于：促進創新，鼓勵創業；清理無效供給，提高供給品質；改革財政政策，合理配置要素；積極推行體

制改革；協調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當然，供給側改革的成效還取決于外部環境以及相應的保障措施。

［關鍵詞］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

［DOI編號］10.14180/.1004-0544.2016.04.001

［中圖分類號

］F01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4-0544（2016）04-0005-05

經濟轉型升級背景下供給側改革分析

（

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南京２１００３７）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１４ＣＪＹ０８２）；

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１４ＥＹＤ００１）。

作者簡介

：劉堯飛（１９８２－），

男，江蘇邳州人，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南京師范大學泰州學院商學院副院長、

講師；沈杰（１９６４－），

男，江蘇東臺人，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堯飛

，沈杰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一方面要適度擴大社會

總需求

，同時要加強經濟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注重提

高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

動力。此后不久，在2015年11月17日舉行的國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也明確指出，要在經濟的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同

時發力，從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2015年年底

，中央相

繼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城市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

議，會上，中央深刻分析了當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大環

境，尤其對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產能嚴重過剩作出了進

一步研判，明確了“供給側改革”是未來一段時期我國

經濟改革領域的新常態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大邏

輯。“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是我國開展經濟結構性改革

的一個重大信號，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重要舉

措。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提高整個國家供給體系的質

量和效率，優化經濟結構，破除阻礙經濟持續發展的桎

梏，尋找經濟中長期增長的新動力。［1］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關鍵時點

，供給側改革成為國家決策，充分表明了我

國政府對宏觀經濟改革的思路已發生根本轉變，供給

側改革必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有力舉措。

新常態下我國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考驗

近年來

，我國經濟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目前正處于

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宏觀刺

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我國經濟整體上已進

入“新常態”。新常態的主要特征是速度趨緩、結構趨

優、動力轉換和風險挑戰并存，具體表現就是經濟增速

由此前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以產業結構、供需

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為主的經濟結構逐步調

整，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

新驅動，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性風險逐步顯性化，諸如

政府債務、房地產庫存、金融政策等潛在風險漸漸浮出

水面，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能否抓住機遇并妥善處

理各類風險的嚴峻考驗，這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

內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穩定狀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經濟轉型升級的突

破口和關鍵點，也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

要舉措。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世界經濟

停滯不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在這

005/

２０１６．０４

種背景下

，外需持續疲軟，我國出口貿易面臨斷崖式萎

縮，經濟下行風險嚴峻。［2］一直以來

，我國政府始終將需

求側管理作為應對經濟下行的主要途徑，通過實施寬

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例如，金融危機發生

后，我國各級政府先后實施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工

程，推進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發放旅游券刺激居民

旅游消費等，這些措施在本質上都是借公共支出來拉

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再比如前兩年房地產領域出現的

各種轟轟烈烈的“限購令”政策，同樣是通過需求管理

壓制房地產需求，它們均屬于需求側管理。然而，長期

觀察下來，這種通過刺激和壓制需求的方式難以徹底

改變經濟下行的狀況，甚至會讓原本疲軟的經濟陷入

更加艱難的困境。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管理經驗的吸

取和比較可以發現，實施以提質增效為主的經濟供給

側改革，是激發經濟活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有效手

段，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標本兼治之策。因此，以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

期經濟新常態中的重要看點。

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除了受全球性、階段性因素的影響以外，最根本的是發

展動力不足和經濟結構矛盾問題，特別是當前供需結

構仍處于失衡狀態，部分產業的產能過剩矛盾突出，

“僵尸企業”亟待改革，供給質量和水平急需提升，發展

質量和效益整體不高，實體經濟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

的困難。［3］因此

，新常態背景下必須重塑經濟增長的新

動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兼具質量和效益的

長期穩健、創新協調、綠色共享的穩態平衡增長。從未

來五年經濟發展的預期來看，轉方式、調結構、促升級

將是“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也是適

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必然之舉，必須加快改革步

伐，果斷化解產能過剩，在不斷創造和擴大需求的同

時，側重供給側改革，著力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益，以

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新

的供需再平衡。要以經濟轉型升級為目標，以調整經濟

結構、發展實體經濟為重點，在改革中逐步完善政策。

要加快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

，瞄準國際高科技前

沿領域，更加注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推動重大創新

成果向產業轉化，構建以創新為主導的產業新體系，同

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形成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

爭相發展的良好局面。

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

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

，

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內部來看，主要是由于供給質量和

水平不高、供需結構矛盾導致的。從外部來看，世界經

濟持續低迷導致的外需疲軟，加上國內供給側改革滯

后，無法適應國外市場需求變化，也是阻礙經濟轉型升

級的重要因素。面對一系列發展難題，必須通過供給側

的結構性調整加以化解，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優化

供給體系變得十分緊迫。

2.1供給側矛盾突出

長期以來

，我國一貫實行的是通過擴大需求來引

導供給的發展模式，需求的地位始終處于經濟發展的

核心位置，無論是加入WTO、建立自由貿易區開辟國

際市場

，還是刺激內需，都可以歸結為以需求為中心的

發展策略。之所以采取這樣的策略，固然有特定的背

景，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人均資源

少，物資短缺，這就為以需求為核心的發展模式提供了

先決的條件。［4］尤其是建國后和改革開放以來，與經濟

建設和工業化密切相關的鋼鐵業始終作為國家的重點

行業予以優先發展，鋼鐵業曾作為許多地方的支柱產

業，為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鋼鐵業現如今也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鋼鐵

業的發展未能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做出及時的調

整。實際上，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的供給側一直

存在矛盾，但是由于需求過于旺盛，供給側的矛盾未能

顯現出來，現如今，需求疲軟引發的供求矛盾將供給側

問題暴露無遺，這也才給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奠定了基

礎。

2.2世界經濟低迷導致外需疲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

迷，我國傳統主要貿易伙伴國需求嚴重下降

，國外對華

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不斷增多，貿易摩擦持

續升溫，出口嚴重受阻，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

國際環境。當然，國內經濟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

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和傳導的因素，有生產要素供給

變化的影響，也有國內企業成長性較差等因素的影響，

但其中十分關鍵的一項因素就是供給側改革相對滯

后，無法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從而造成供求的不平

衡。［5］

2.3國內需求難以激發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

，國家先后采取了許多措施刺

激國內需求，以期通過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的增長。然

而，一系列過度的內需刺激政策，也造成了嚴重的產能

過剩和金融遺留問題，例如，2009年國家實施的4萬

億投資計劃

，最終導致了房地產泡沫，部分地區房價高

居不下，從而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手段來穩定房價。此

外，國內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慢于經濟增長速度，因

006/

此，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緩慢進步甚至停滯不前

，很難支

撐消費需求的增長。加上國內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消費結構的不合理，刺激內需

便難以取得更大效果。

2.4“中等收入陷阱

”的制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

，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保持了

10%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

跡，已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人們

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地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和社

會發展也越來越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約。所謂“中

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

水平以后，經濟發展方式若不能實現轉變，即會導致經

濟發展停滯不前。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

到3000美元時即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

，而我國2014

年的人均GDP已達到7485美元，已達到中等收入偏

上國家的水平。在這一階段，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急需

通過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來突破困境，而經濟發展方

式的變革關鍵在于改革，改革的重點無外乎供給和需

求兩個方面，需求側的改革不僅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約，

而且還會引發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6］而供給側改革

歸根結底是經濟的結構性變革，是一種更加注重經濟

的質和效的改革，因此，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功

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必須大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核心，

培育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動能。

供給側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不可能出現

前30年工業化初期的超高位運行態勢，依靠創新驅動

和轉型發展逐漸成為了全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供給側

改革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是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

主要舉措。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應在于提高供給品質、優

化資源要素配置、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倡導綠色發展、

協調供需關系。

3.1促進創新

，鼓勵創業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領域的創

新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

最突出特點。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創新居于首位。

創新發展是“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驅動因素，也是實現協調發展、綠色

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的根本支撐。唯有通過創

新，才能激發增長動力、補齊發展短板、破解發展難題、

厚植發展優勢。在新的發展背景下，創新的內涵也得到

了極大地豐富和拓展，創新絕不僅限于技術領域的變

革，它已經超越科技層面，逐步與理論、制度、文化等相

結合，實現了全方位的綜合創新。從國內外對比來看，

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還遠低于發達國家，科技對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和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不高，因此，創新發展

就是要充分釋放科技創新潛力，從根本上化解產能過

剩、資源環境約束等問題，大力發展高精尖產業，形成

以創新驅動為主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和以“高精尖”為特

點的經濟結構形態。

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過創新創業激

發經濟活力，轉換發展動力，將經濟發展由“刺激政策”

轉變為創新驅動。［7］一方面

，要著力推進“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政策，突出實體經濟導向。在外部需求疲軟、內

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重振制造

業的政策，全球制造業出現回流現象，與此同時，落后

國家借助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優勢積極推行“制造業崛

起”戰略，我國傳統制造業面臨嚴峻的雙重擠壓，加上

國內要素成本的不斷攀升，生態環境的制約進一步突

出，唯有通過技術革新實現產品升級、產業升級，才能

化解眼下困境，突破重圍。另一方面，要發揮政策扶持、

財稅支持政策的最大效應，支持和鼓勵小微企業尤其

是科技型小微企業創業，為小微企業創業簡化審批流

程，營造濃厚的氛圍，提供便利條件。

3.2清理無效供給，提高供給品質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

2016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的核心目標是轉換經濟增

長的動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

效率。具體工作任務就是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和

降成本、補短板并行，將改造傳統比較優勢與培育新的

經濟發展優勢相結合，以結構性改革為突破口和落腳

點。具體而言，主要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充分

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重組、兼并、退出市場等

途徑，盡快淘汰“僵尸企業”，清理無效供給，促進企業

提質增效，提高行業的集中度，優化供給結構，化解工

業企業特別是鋼鐵、煤炭、石化等高產、高耗、低效行業

產能過剩的矛盾。其次，通過法制化建設，提高行業標

準和產品標準，強化環保執法力度，提倡綠色生產、綠

色消費，提高國內產品生產質量，優化服務消費的環

境，提高供給品質。再次，以國企改革、破除壟斷為突破

口，全面推行國企去行政化改革，實施以監管資本為主

的國有資產監管制度，按照分類管理的原則，通過兼并

重組、破產關閉等途徑，淘汰落后產能，果斷處理“僵尸

企業”，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同時要放寬準入，引入

競爭機制，在醫療、教育、娛樂、電力、交通、通訊、金融

007/

２０１６．０４

等民生領域擴大供給，彌補長期以來這些領域中的

“供

給短缺”問題。［8］最后

，依托新技術和新產品研發，扶植

新興產業和行業，通過創造新供給和新需求，提高中國

制造業的整體國際競爭力。

3.3改革財政政策

，合理配置要素

經濟轉型升級的物質基礎是強有力的財政支持，

從2015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數據來看，財政支出總

體上明顯快于財政收入，在這種背景下，必然要對財政

政策進行結構性改革。通過發揮財政政策的導向作用，

調節市場行為，引導政策轉向公共消費領域。具體而

言，首先，要實施更加積極靈活的財政政策，優化勞動

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合理配置，引導資本

更多地關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尤其在創新人才培

養、培訓等方面擴大投資，為創新創業積累人力資本，

從而實現供給創新。［9］以供給創新促進需求釋放，提高

全要素生產率，為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保持中高速

發展、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保障。其次，加快

城鎮化建設和城鄉統籌改革步伐，促進資本、勞動力、

土地等要素在城鄉間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從總體

上看，當前發展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主要集中在城市，雖

然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0%，但是城市也集中面臨環

境污染、霧霾籠罩、交通擁堵、資源緊缺等重大而緊迫

的問題，化解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依靠結構性改革，

通過結構性改革促使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當

然，在推進城市改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農村，農村一直

是我國保證各項改革穩定的基礎。農村改革要充分發

揮財政杠桿的作用，繼續加大財政支農惠農力度，把激

勵農民創業和推動農業科技創新相結合，把加強農業

結構性改革與創新農產品供應流通體系相結合，把培

育農業新業態與消化農產品庫存量相結合，綜合運用

財政、稅收等多種手段，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提高

農業補貼力度，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補齊農業發展的短

板。通過樹立大農業的觀念，推動農林牧漁、種養加、農

工商的一體化發展，實現三產交叉融合、產城一體，整

體上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3.4積極推行體制改革

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根源在于體制的阻礙

，因

此，體制改革是實現供需再平衡的核心任務。體制改革

主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政府要繼續簡政放權，

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讓市場主體自由競爭，自

主經營。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市場主體的稅費負擔，同

時為市場主體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其次，加快金融體

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系統供給側改革的

重頭戲，根據供給學派的觀點，經濟的增長依賴于要素

的供給和利用，而在諸多生產要素中，資本最為關鍵。

盡管目前的各項金融政策已經較為寬松，但是政策支

持實體經濟的效果一般，金融系統的政策傳導性有待

提升。實施金融體制改革，一是要改革資本利率體系，

優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市場傳導機制，健全央行對商業

銀行的監管和考核體系，破除“金融抑制”和“金融被

動”，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主觀能動性；［10］二是提

高金融資本的配置效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當前我國

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大約是歐美發達國家的2倍左

右，而間接融資渠道并不通暢，這些金融障礙嚴重抑制

了企業自主創新和經營活動，尤其是對于作為“雙創”

主力軍的大量中小型企業而言，融資成本居高不下、間

接融資能力不足等問題制約了企業的創新和創業，因

此許多中小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機。而對于外向

型企業來說，由于國內高昂的融資成本，極大地削弱了

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鑒于此，有必要打破國有金融

機構的壟斷，通過金融制度創新，豐富金融市場主體，

形成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與合作性金

融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的多樣化金融供給結構，提高資

本配置效率；三是改革金融監管體系，保障資本市場的

平穩健康發展，為企業創造穩定的金融環境。當前我國

的金融機構面臨多頭管理問題，銀監會、證監會、央行

等不同部門根據銀行的不同業務分業監管，這種分散

化的管理不僅增加了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降低了管

理效率，同時也不利于金融風險的統一管控，必須對現

行金融監管體系進行改革，實施“大金融監管”制度，從

根本上切斷金融風險向實體經濟供給側傳導的路線。

3.5深入貫徹綠色發展理念

由于我國長期的供給結構性矛盾，許多行業產能

過剩，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為特點的粗放型經濟

發展模式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因此，實施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貫徹綠

色發展理念，大力發展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建立綠色

生產、綠色供給、綠色消費相協調的產業體系和供需結

構體系，努力實現鳳凰涅槃，促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納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之中，

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闡述了生態文明和綠

色發展問題，他堅決反對“用綠水青山去換金山銀山”，

認為“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經濟發展必須守

住生態紅線，而且生態紅線就是生態安全的底線，不能

僅僅用發展經濟的思維去對待生態文明建設，要處理

好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通過綠色發展推

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

008/

同進步

。在2015年發布的國家

“十三五”規劃中也首次

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

念，這五大發展理念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密切相關、相

輔相成，其中引人注目的綠色發展更是首次在國家五

年規劃中被多次提及。實施綠色發展就是要大力發展

生態經濟、循環經濟，加快推進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美

麗中國建設，盡快建成生態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

自然和諧的社會形態。實現綠色發展，一是要建立企業

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企業環境信

息披露的內容和時間，量化污染物排放指標，特別是要

對化工、造紙、紡織類等重點排污企業嚴密跟蹤，規范

它們的環境信息披露行為；二是強化對企業環境信息

披露的評價和監督，建立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考評體

系和獎懲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和中介機構，實施第三方

評價和監督制度，將評價結果與企業融資、項目申報、

財政支持相掛鉤，發揮評價的引導作用，使之成為生態

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導向和約束；三是建立健全生

態責任追究制度，生態環境是一種典型的純公共產品，

也極易出現“公地悲劇”，對此，要將綠色發展和生態保

護納入各級政府官員的考核指標，建立官員綠色發展

績效考核體系和生態環境破壞終身追究制。

3.6協調供給與需求的關系

供給側改革并非孤立地進行供給領域的改革

，供

給和需求是市場上不可分割的兩個領域，他們彼此相

互影響，因此，在實施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要結合

需求側改革。從改革的整體來看，真正的結構性改革，

應該既包括供給側，也包括需求側，只考慮需求或者只

考慮供給，都無法全面徹底地進行結構性改革。［11］從短

期來看，穩住需求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要基礎，沒有穩

定的需求就不可能順利開展供給側改革。從長期來看，

就是要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增長動力

的轉換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使生產供應更好地適

應市場需求。

需要強調的是，供給側改革能否順利實施并取得

滿意的效果，除了改革本身以外，外部環境也很重要，

具體包括創新的環境，穩定的制度和政策，以及相應的

行政、法律手段等作為保障。在改革的過程中，要有完

善的法律制度為市場主體的創新和創業行為保駕護

航，特別是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厲打擊市場上的投

機取巧行為和假冒偽劣產品以及不正當競爭，為市場

的自由有序競爭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環境。

結語

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是新一輪改革的重點內容

，也

是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重要舉措。我國供給體系

的長期積弊嚴重阻礙了經濟轉型升級，在此背景下，供

給側改革勢在必行。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在于供給體系

的結構性調整，通過大力實施創新驅動實現經濟發展

動力轉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進而提升供給

結構對需求變化的反應靈敏度。通過調整財政政策，激

發市場主體活力，矯正資源要素配置扭曲，引導資源和

要素的合理配置。此外，還要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通

過政府自身改革和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改革以及金融體

系改革，破除供求之間的體制障礙。最后還要把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作為主攻方向，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發展生

態經濟，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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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宏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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