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魯多醫生

共情視角下的醫患共同決策實踐困境及對策研究

曾詩慧;尚鶴睿

【期刊名稱】《《醫學與哲學》》

【年(卷),期】2019(040)024

【總頁數】5頁(P24-27,36)

【關鍵詞】醫患共同決策;心理差異;共情

【作者】曾詩慧;尚鶴睿

【作者單位】廣州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廣東廣州511436

【正文語種】中文

【中圖分類】R-02

1醫患共同決策的實踐意義及困境

1.1醫患共同決策的內涵及實踐意義

醫患共同決策(shareddecisionmaking，SDM)是指醫患雙方共同參與到醫療決

策當中，醫生告知患者疾病診斷與可行的治療方案、各方案的醫學證據及利弊，患

者向醫生訴說自己的擔憂、價值觀和決策偏好，醫患雙方信息互換后共同制定一個

符合醫學科學和個性化的治療計劃[1]。

醫患共同決策是當今世界各地的衛生機構、政策制定者等都倡導的理想醫療決策模

式[2]。這種醫療決策模式使醫患間形成雙向溝通，彌補了目前主流的知情同意決

策模式中單向傳遞信息造成的信息失真或流失[3]。患者在此過程中可更清楚地了

解自己的疾病情況和治療方案，增加對治療風險的認知，從而減少醫生與患者間的

期望不匹配。這種更加深入的溝通為患者提供了了解醫生的機會，增進對醫生的理

解與信任，形成醫患同心的醫療[4]。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護了醫生自身的利益，

減少患者因不理解而產生的抱怨與投訴。患者參與到決策中，可以對自身的疾病管

理掌握一定的自主權，所制定的決策方案符合其實際的社會需求，有利于提高其就

醫依從性和滿意度，同時也實現了醫療決策的個性化[5]。醫生在共同決策時將給

予患者更多話語權，患者在此過程中會提出自己從不同渠道獲得的醫療信息和疑惑，

這些想法有助于醫生不斷反思治療方案的可行性，從而減少不適當的檢查和治療，

改善患者的預后。

1.2醫患共同決策的實踐困境

盡管現今有眾多學者一直提倡醫患共同決策，但在其實踐過程中還是受到了一定的

阻礙。醫患共同決策是醫患雙方有效溝通、建立共同理解的過程，其強調醫患雙方

的主體性、共在性和平等性。然而醫患間由于個人經歷、專業知識背景、決策利益

權衡、所處情境與角度等的不同，存在不同的心理差異。

其一，醫患雙方對疾病的認知差異。在臨床情境下，醫生面對前來就診的患者，更

關注于疾病本身，如患者對疾病的主訴、檢查結果及治療方案等，往往處于理性冷

靜、置身于客觀事實的認知狀態，而容易忽視患者的主觀情感需要。患者則多從社

會角度和個人生活的整體框架中看待疾病。當得知自己生病時，患者更關注于疾病

是否會影響生活質量，自己的經濟能力是否能負擔醫藥費，所患疾病是否會影響自

身的前途和家庭關系等。醫患雙方對疾病不同的認知可致兩者在診療過程中對疾病

呈現不同的態度和行為。醫生由醫學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形成的認知，可使其在決

策時以自認為對患者最優的治療判斷作為主要的溝通內容，而忽視了患者的治療偏

好所需要的信息。Savelberg等[6]在其研究中指出，大多數被診斷為早期乳腺癌

的患者可以在乳房切除術和放射治療(保乳療法)之間做出選擇，但醫生提供的治療

信息相對主觀，且并未考慮患者的治療需求。這種情況下，患者的顧慮與需求在治

療過程中得不到滿足，這種認知差異可直接導致醫生提供給患者的決策信息不全面，

患者少了一定的選擇權，影響共同決策的實踐。

其二，醫患雙方決策主體的認知差異。在長期的醫療決策模式發展過程中，醫生常

處于決策主導地位。盡管新型的決策模式要求醫患之間建立平等主體、參與合作關

系，但由于醫患社會地位的強弱差異及醫方長期的心理定勢形成慣性思維，醫生會

因患者缺少相關的醫學知識而認為患者不具備醫療決策的能力，從而減少讓患者參

與決策的機會。然而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患者獲取醫學知識的渠道增多，決策意

識覺醒使其參與到疾病決策的意愿日益強烈。尤其是對于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長

期的治療使他們了解到更多與疾病相關的知識，對疾病的感受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劉俊榮等[7]對2696名各行各業人員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大多數樣本人群傾向

于指導-合作型的決策模式。因此，醫患兩者在決策主體認知上的差異，易使醫生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始終處于決策主體的位置，忽視了給予患者一定的決定權，以致

患者不能參與到醫療決策當中。當患者的權利意愿得不到滿足時，容易與醫生產生

沖突以致溝通不暢，阻礙共同決策的順利進行。

其三，醫患雙方個性心理特征的差異。醫生常以減輕患者痛苦的角色存在，救死扶

傷的工作特性使其具有優越感并處于較強勢的角色地位，在患者面前易出現高姿態。

目前，大多數醫生還需面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與紛亂的醫療環境，有些醫生難免出

現高傲、浮躁、沒耐心、嚴肅等個性。患者則因疾病求助醫生，在理想與現實醫患

關系的對比中產生不平等的心理體驗，容易將自身角色地位歸于弱勢方，就醫時多

表現為順從、軟弱、憂郁等個性。這樣的個性使患者害怕表達自己的想法，難以參

與到決策當中。如若醫生的個性無法滿足患者的心理需求，或患者的個性呈現以自

我為中心、易激、沖動等，醫患雙方就容易在相處過程中發生沖突，不利于醫患互

動和共同決策的進行。

其四，醫患雙方的情緒差異。醫生在臨床環境中付出醫療技術、體力和情感，背負

著重大的責任和風險，這使其常處于高度緊張的心理狀態，壓力和負性情緒都有所

增加。對患者而言，健康狀況的改變、各項檢查與治療帶來的恐懼與擔憂，容易產

生焦慮或抑郁情緒，這種情緒常表現為身體上的反應而非言語表達，如顫抖、惡心、

臉色蒼白、出汗等。盡管醫患雙方都有各自的痛苦情緒，但這種情緒是平行且隔絕

的，雙方均難以體會對方的感受，加大了建立主體間性和真誠關系的難度。

其五，醫患雙方的心理期望的差異。Tamirisa等[8]研究發現，一些患者認為醫生

沒有提供他們希望獲得的信息，且所提供的信息對他們沒有幫助。患者在獲取疾病

信息時渴望醫生關注其想法，并希望醫生為他們提供更多他們想要知道的信息，而

醫生卻認為他們所提供的信息就是患者想要的，由此造成了醫患雙方對疾病信息的

心理期望差異，加深了信息不對等的程度，以致患者沒有真正參與到醫療決策當中。

此外，醫患雙方的心理期望差異還體現在患者對醫療技術的過高期望。雖然如今醫

療水平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飛躍，但其發展還是相對局限，與疾病相關的各方面還

有待我們不斷探索。當患者的治療結果與原本的心理期望形成落差時，容易遷怒于

醫生。而基于醫生視角而言，這樣的治療已是盡力而為、相對理想的結果。這種心

理期望的差異會導致醫患沖突，影響醫患關系，后續康復治療中的共同決策也將受

到影響。

以上醫患間的心理差異可導致醫患雙方無法互相理解，在溝通時易出現障礙，產生

誤解和沖突，進而影響醫患共同決策。Montori等[9]指出醫患共同決策的實現在

于建立醫患間的共同理解。而這種共同理解的建立，需要彌合醫患間的差異。只有

彌合差異，減少醫患間信息不對等的程度，在決策溝通中實現疾病治療信息和情感

的有效交流，才能最終在疾病決策上達成共識。

2共情彌合醫患差異，促進醫患共同決策

2.1共情的內涵

共情最早由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引入心理學領域[10]。臨床情境中共情是指醫

生具有認知能力理解患者特有的處境、經歷和需求，感受患者的情感，并以一種有

益的行為方式表達這種理解及感受[11]。共情是醫患雙向互動、有效溝通的最佳紐

帶，也是醫學人文的一種體現。

目前的學者認為共情包括個體的認知、情感和行為等多種成分之間的交互作用[12-

13]。因此，筆者將從認知共情、情感共情和行為共情這三個維度闡述共情對醫患

共同決策的影響。

2.2認知共情轉變醫生固有思維

認知共情是指在歸因過程中自上而下地理解和推斷他人的行為思想[14]。其本質特

征在于個體處于認知共情狀態時，需去自我中心化，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認

知共情包含觀點采擇、換位思考和角色扮演等認知活動[15]。

在醫學發展進程中，社會及醫生自身對醫生這一角色形成的認知是救死扶傷，具有

高知識、高文化的人群。長期以來形成的這種認知促使相當數量的醫生產生習慣性

的臨床思維。這一固有的臨床思維是醫生懷疑患者是否具有參與醫療決策能力的主

要原因之一，其主要體現在陳舊的醫學認知論，即只有醫生具有發言權和決策權，

以及以靜止的、片面的理化檢查作為實證進行決策的形而上學思維[4]。這使醫生

在面對疾病時，容易忽視個體間存在一定的生理差異和疾病差異，不同患者因不同

的社會因素對疾病治療有不同的需求，同時也易輕視患者的心理活動對疾病治療的

影響。認知共情可使醫生突破醫療過程只有醫生能做決策的認知，降低對自我的關

注，轉變看待問題的慣性思維和角度，真正設身處地地以患者的視角認識和理解患

者對疾病和決策主體的認知、動機、心理期望等與自身認知觀念的不同。如在是否

對病變的骨關節采取置換術的決策選擇時，醫生可能依據專業知識、行醫經驗認為

手術是最佳選擇，但有的患者則因擔心預后而出現焦慮、恐懼等心理障礙，或因經

濟、宗教等社會文化因素而排斥手術治療[16]。這時就需要醫生具備并運用認知共

情，做到自我表征與他人表征的相對獨立，充分了解患者對疾病的疑惑和看法，發

現阻礙治療進程的癥結所在，在不斷的溝通中平衡理論最優和患者所需，同時也在

患者的述說中對自己提出的決策方案進行反思，不斷修正原本的思維定勢，與患者

一同尋找最優的治療方案。

彭崢嶸等[17]對130例耳鼻喉科患者參與手術決策的感知進行調查發現，醫生鼓

勵患者參與決策是影響患者參與決策的因素之一。認知共情能使醫生對患者的認知

有所了解，尊重患者的角色地位與自主權，把患者視為有能力參與到決策中的人，

令患者意識到自己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鼓勵患者參與到醫療決策過程中。同

時這也使醫生能夠真正結合患者所需，為患者提出個性化的醫療決策建議。

2.3情感共情調適醫患情緒偏差

情感共情是感同身受的情感分享所形成的主觀感覺，能使醫生辨別患者的情緒，體

驗患者的情感[15]。對患者而言，身患疾病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刺激，會產生焦慮、

恐懼、抑郁、孤獨等情緒變化。這種心理變化來自于對軀體癥狀和社會活動水平下

降的不適感，對疾病轉歸和預后的不確定感和對醫院環境與檢查治療過程的陌生感。

醫生是患者就醫時主要的接觸對象，因而患者渴望并需要其提供更多的安全感與情

緒認同。醫生在診療過程中具備共情能力時，可以使醫生感受患者因患病產生的悲

痛、焦慮和渴望健康的情緒狀態，對患者產生更多的理解，發現患者真正的需要，

及時給予幫助和情感支持。特魯多醫生的墓志銘上寫著：“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

助，總是去安慰。”這真正體現了醫療過程中醫生對患者情感支持的重要性。

Derkn等[18]研究表明，共情能使我們與他人積極或消極的感受產生共鳴。在這

一氛圍較為緊張的醫療情境中，醫生應盡可能走進患者的內心，以溫暖的人文關懷

和積極的情緒感染患者及其家屬，努力構建情緒認同，調適情緒偏差，避免因自身

的負性情緒與患者產生共鳴。這種負性情緒的共鳴，可誘使雙方封閉自己的內心，

造成溝通不暢，信任度減少，影響醫患關系和決策效果。Henlmans等[19]的研

究發現患者不敢與醫務人員進行交流，常常是因為他們害怕自己被認為很麻煩。但

情感共情能讓患者體驗到醫生的情感流露，使患者感到自己被理解和被尊重，心理

能得到慰藉與滿足，卸下心理防御，進而更勇于向醫務人員表達出心中所想和治療

體驗。

除此之外，患者感受到醫生的情感共情，可使其情緒趨于平和，減少對醫生潛在的

害怕、敵意與行為沖動，避免醫患間的情緒差異引發沖突。醫患共同決策需建立良

好的醫患關系來支撐共同決策過程的進行。在情感共情的作用下，醫生與患者可建

立情感共同體，為形成和諧的醫患關系提供有利條件，更好地實現心與心的交流。

2.4行為共情建立起有效溝通，助力醫患共同決策

2.4.1共情式溝通構建良好醫患關系

共情是人文醫學的核心能力，具備共情能力的醫生能將患者的認知理解和情感感受

轉變為恰當的行動。耐心傾聽、良好的言語表達均是行為共情的一種表現。

醫患共同決策是醫生與患者互動交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傾聽是建立積極治療

關系和有效溝通的首要條件。傾聽是收集信息的過程，需要醫生全神貫注并不帶主

觀判斷，這對真正理解患者至關重要。若缺乏耐心傾聽，可能會使醫生錯失或誤解

患者重要的主訴信息，以致診斷錯誤，甚至造成醫療事故。同時，傾聽是醫生對患

者表示尊重和關注的一種反饋，能使患者感受到自己和談話內容受到醫生的重視，

這有利于患者更加坦率地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為后續的溝通奠定良好基礎。

其次，合適的表達時機是促進醫患信任關系形成的傾向性條件。在日常的醫患溝通

過程中，我們不乏會看見門診患者陳述病情時，未能訴說完整就被醫生打斷，或醫

生對患者的描述反應不及時。王曉燦等[20]研究表明，正確及時的回應能使患者感

受到醫生真正在傾聽自己的訴說。可見，醫生應掌握適當的回應時機，例如，在患

者表達自己的情緒時，及時給予反饋并與之共情，能使患者內心產生強烈的共鳴，

增加對醫生的滿意度。

在把握合適的表達時機后，醫生具備較好的語言表達能力是醫患溝通的必要條件。

醫生面對不同的患者應采用符合其年齡、知識認知水平的言語進行表達，有利于患

者對疾病信息的進一步了解，減輕醫患間信息不對等的程度。正如李明芳等[21]指

出在醫患交流的過程中，使用通俗化詞語和淺顯的例子，能淡化患者因對醫療信息

不了解而產生的憂慮。醫學專業術語的通俗化使患者更容易理解醫生表述的病情信

息和提出的治療建議，進而轉變自身對疾病的認知和心理期望，減小了醫患間的差

異。

除此之外，共情式溝通還要求醫生需將共情過程中對患者傳達出的認知理解和情緒

感受信息通過自己的整理辨識，準確地反饋給患者，以達到真正的共情。否則，即

便對患者有了深入準確的了解，也易因語言表達的局限影響共情的效果。目前眾多

學者所提倡的敘事能力也是共情式溝通的一種延伸。在臨床情境中，醫生常用床號

作為患者的稱謂，但合適親昵的稱謂是醫患溝通的橋梁，對年長者稱呼“伯伯”、

“阿姨”等，對年幼者稱呼小名、昵稱等，會使患者的自尊心得到滿足，拉近醫患

的心理距離。概而論之，共情式溝通有利于醫患雙方建立有效溝通機制，達到醫患

雙方對疾病治療和轉歸的共同認識，使患者對臨床決策持理性實際的態度，促進醫

患共同決策的實現。

2.4.2非言語溝通拉近醫患距離

共情的表達除了言語溝通外，也包括非言語溝通，如眼神交流、面部表情、聲音特

征、身體姿勢、肢體接觸等。

醫生對患者真誠熱切的目光示意，溝通中與患者的目光交流，可使患者感受到尊重

和重視。在門診就診時，許多患者都會遇到醫生只盯著電腦或埋頭寫病歷的情況，

醫生并未與患者進行目光交流，這阻礙了雙方建立共情連接，易使患者產生不信任

感，不利于雙方做進一步交流。

面部表情與人的情緒及內心體驗相關聯，是反映人情緒的重要部位[22]。醫患關系

作為一種社會交往關系，醫生的面部表情能給患者傳遞其相應的內心體驗并影響著

患者。因此，面部表情的展現是醫生表達共情的重要方式。倘若醫生表情淡漠，患

者也容易與之“共鳴”，降低患者表達自我的意愿，致使溝通障礙。醫生應根據治

療過程中不同階段，對患者情緒需要的變化適當適時地運用面部表情，把對患者的

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通過這種身體語言傳達給患者，為醫患關系的建立及共同決策

的開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再者，醫生說話時的音調、語速、語氣也是醫患溝通過程中應引起注意的要素。語

速快、音調高會讓患者有咄咄逼人之感，也難以理解醫方傳達的信息，出現信息流

失或扭曲，從而產生反感情緒；語速慢、聲音低沉甚至含糊不清，會耗費更多時間，

影響雙方交流的效果。因此在診療過程中，醫生應根據患者的年齡、性別、不同問

題及其情緒變化，采用抑揚頓挫、變速、適當停頓等技巧，充分運用聲音特征，使

語言充滿生氣和吸引力，調動患者的情緒，使決策過程順利進行。

醫生的體態、坐姿會在有意無意之中會影響到患者。例如，身體后傾，翹二郎腿，

會給人一種傲慢、冷漠、不易接近的感覺；若身體過分前傾，會給患者造成無形的

壓力。因此，醫生在平時的工作過程中應注重禮儀行為，采用適當的姿勢，向患者

表明自己的關心和傾聽，為患者營造輕松自如、溫暖舒適的傾訴氛圍。此外，醫生

可適當進行專業性的肢體接觸。如當患者在病痛、憂傷、恐懼時，輕輕地握握手、

拍拍肩等，這種觸摸傳遞出的溫暖與關懷，會使患者的心理得到安慰。

由上可見，非言語表達能使患者更直觀地感受醫生傳遞出來的關注與溫暖。醫生的

這種非言語的行為共情反應使其在行動中真正為患者著想，讓患者感到自己被尊重、

被接納，從而增加對醫生的信任感，提高就醫依從性和滿意度，最終達到醫患共同

參與決策并努力對抗疾病的目的。

3結語

醫患共同決策是醫患雙方不斷溝通的過程，需要良好的醫患關系作為基礎。醫患雙

方存在的心理差異會影響溝通的流暢性和有效性。當醫生具備共情能力時，就能站

在患者的立場上理解患者的想法與情感，彌合認知差異，調適情緒偏差，構建醫患

共情鏈接，從而促進醫患雙方有效溝通，建立互信和諧的醫患關系，以期達到有效

的共同決策過程。

參考文獻

【相關文獻】

[1]STIGGELBOUTAM,PIETERSEAH,decision

making:Concepts,evidence,andpractice[J].PatientEducCouns,2015,98(10):1172-1179.

[2]CAOJ,ionoftheperceptionofthedoctor'srolein

China[J].Lancet,2014,384(9945):742.

[3]陳化,劉俊榮.從知情同意到共同決策:臨床決策倫理的范式轉移:從Montgomery案例切入[J].醫

學與哲學,2017,38(10A):16-19.

[4]杜治政.共同決策:彌合分歧,營建醫患同心的醫療[J].醫學與哲學,2018,39(4A):1-6.

[5]RATHERTC,WYRWICHMD,t-centeredcareandoutcomes:A

systematicreviewoftheliterature[J].MedCareResRev,2013,70(4):351-379.

[6]SAVELBERGW,MOSERA,SMIDTM,olforapre-implementationandpost-

implementationstudyonshareddecision-makinginthesurgicaltreatmentofwomen

withearly-stagebreastcancer[J].BMJOpen,2015,5(3):e007698.

[7]劉俊榮,吳開,謝漢春.醫療決策模式與決策主體的選擇傾向研究[J].醫學與哲

學,2018,39(10A):14-20.

[8]TAMIRISANP,GOODWINJS,KANDALAMA,tandphysicianviewsofshared

decisionmakingincancer[J].HealthExpect,2017,20(6):1248-1253.

[9]MONTORIVM,KUNNEMANM,HARGRAVESI,decisionmakingandthe

internist[J].EurJInternMed,2017,37:1-6.

[10]ralbasforempathy[J].Neuroscientist,2011,17(1):18-

24.

[11]魯琳,李久輝.美國醫學共情探究及對醫學人文教育的啟示[J].醫學與哲學,2017,38(6A):41-44.

[12]劉聰慧,王永梅,俞國良,等.共情的相關理論評述及動態模型探討[J].心理科學進

展,2009,17(5):964-972.

[13]GOUBERTL,CRAIGKD,VERVOORTT,othersinpain:Theeffectsof

empathy[J].Pain,2005,118(3):285-288.

[14]王妍.共情研究述評[J].心理技術與應用,2015(3):13-16.

[15]鄧文華,胡蓉.心靈哲學的醫學人文關懷:共情說的回歸[J].醫學與哲學,2017,38(6A):36-40.

[16]王君鰲,劉瑜.保留還是切除：骨科疾病治療中的醫患共同決策[J].醫學與哲學,2017,38(1B):81-

84.

[17]彭崢嶸,吳建芳,周平,等.耳鼻喉科病人參與手術決策的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護理研

究,2018,32(19):3060-3064.

[18]DERKSENF,BENSINGJ,KUIPERS,y:WhatdoesitmeanforGPs?A

qualitativestudy[J].FamPract,2015,32(1):94-100.

[19]HENSELMANSI,HEIJMANSM,RADEMAKERSJ,ipationofchronicpatientsin

medicalconsultations:Patients'perceivedefficacy,barriersandinterestinsupport[J].Health

Expect,2015,18(6):2375-2388.

[20]王曉燦,耿小平,王維利,等.優化醫患關系的策略：醫護人員主導下的醫患互動雙向共情[J].醫學

與哲學,2016,37(1B):94-97.

[21]李明芳,孫萍.人本位醫療理念下共情技術在醫患溝通中的運用[J].現代醫藥衛

生,2017,33(22):3506-3508.

[22]雷婕,丁亞平.面部表情:一些爭論[J].心理科學進展,2013,21(10):1749-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