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詞

1/7

xx的發展脈絡及其主要流派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閬苑里，唐宋詞是一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姹紫嫣紅，

千姿百態，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妍，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

歌里汲取營養，又為后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有機成分。直到今天，她那些

閃爍著人文主義精神光輝而又達到很高藝術境界的作品，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

操，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

詞起源于隋代，她的誕生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她所配合的曲調，是同時

興起的，以漢族民間音樂為基礎，糅和少數民族音樂及外來音樂而形成的新聲

“燕樂”(“燕”同“宴”，因常在宴會上演出，故名)。公元589年，隋文帝滅陳，結

束了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通貫，民族間的

融合，自必帶來文化上的匯流。詞出現在此時，決非偶然。她是應運而生，是

南方和北方、漢族和少數民族、中國和外國音樂文學的水乳交融。

詞的全名為“曲子詞”。“曲子”指她的燕樂曲調，“詞”則指與曲調相諧和的唱

辭。由于“曲子”的唱法今已失傳，現在我們所能欣賞的，就只剩下文辭了。因

此，“曲子詞”也就通行省稱為“詞”。

詞雖起于隋，但隋代的詞作卻未能保存下來。人們僅能從某些打有隋代印

記的詞牌名稱上去辨認她們的蟬蛻。這樣，我們介紹詞的發展歷史，便不得不

從唐代說起。

(一)

上世紀初在甘肅敦煌莫高窟中發現的“敦煌曲子詞”，主要是唐代(兼有五代)

的民間創作。誠如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詞集敘錄》所言，其間“有邊客游子之

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

子之贊頌，醫生之歌訣”，更有少數民族剝削階級統治下“敦煌人民之壯烈歌聲

"，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相當廣闊，較多地體現著下層人民的喜怒哀樂。她樸

素、率直、活潑、清新，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盡管大部分作者的文化水平

并不高，許多作品的筆觸還很粗糙、稚拙，但玉蘊璞中，連城之價畢竟是掩沒

不了的。

2/7

產生于民間、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任何一種文學新樣式，總具有強大的生

命力，遲早總會引起文人雅士的矚目和效仿。詞也不例外。盛、中唐時期民間

詞已很發達，影響所及，倚聲填詞在文人圈子里亦浸成風氣。

不過，從李白到白居易，此期文人詞作者大多數還應算是詩人而非詞人，

其創作的主要成績也在詩而不在詞，因此，這時的文人詞僅處于萌芽抽枝的階

段。只有到了晚唐，她才可以說是基本成熟了。其標志是大詞人溫庭筠的出

現。溫氏雖也工詩，但詩名已為詞譽所掩，這表明文人詞已從文人詩那里爭得

了自己的獨立。溫詞深美閎約，精艷絕人，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準。然而也

正是在他手里，詞專主艷情、香而軟的傳統格局定型了。前此，文人詞在題材

的廣泛性上即便不能和民間詞同日而語，卻也未至于像溫詞那樣狹隘。可以

說，晚唐文人詞在藝術方面的長足進步，是以社會內容的消減為代價的。推究

其原因，殆由于溫詞半是替權臣代筆去取悅那篤好聲色的宣宗皇帝，半是為了

供給青樓女郎侑酒時的歌唱之需，并不以展示自己的理想與抱負為宗旨。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戰禍頻仍，民不聊生，相對來說，南方的局勢卻較為

和平。于是經濟重心和文化重心便聯袂自中原南遷。而劍門關外的天府之國，

揚子江畔的魚米之鄉，這萬里長江的上下兩端，天險堪恃，地利可依，正是戰

亂時代最理想的割據之處。因此，在這兩塊綠洲上立足的前后蜀和南唐，理所

當然地成了當時經濟、文化最繁榮的國度。“西蜀”、“南唐”兩大詞派，就在這特

定的歷史條件下先后崛起。

“西蜀詞派”亦稱“花間派”，因后蜀趙崇祚編《花間集》，集中所收十八位作

家大多在前、后蜀做過官而得名。

該派成員之一的歐陽炯為《花間集》作序，曾這樣描繪六朝樂府艷辭的創

作背景：

“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

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其實，這也正是花間派詞自身的炮制過

程。盡管歐序頗有微辭于“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但花間派詞中仍有

不少“宮體”和“娼風"的混合物。不難看出，此派的作風是效法溫庭筠的。而《花

間集》的首選恰是溫詞!無怪后人稱溫氏為花問派的鼻祖。須知道，前、后蜀的

某些君主如王衍、孟昶等，縱情聲色的程度比唐宣宗有過之而無不及；西蜀詞

3/7

人狎妓宴飲的風氣，也不亞于晚唐才士。所以，花間派之脈承溫飛卿，以醇酒

美人為主要創作對象，可謂順理成章。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言；若具體分析，

則《花間集》中也還有些抒亡國之深悲、發懷古之遐想、摹寫北陲戰伐、描繪

南疆風情的作品，別開生面，未可一概而論。

西蜀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韋莊。其作品主題固然多寫艷情，與溫庭筠差異

不大；但偏向于自己親歷的悲歡離合，主觀色彩較強烈，風格也較清麗疏朗，

有別于溫詞的注重客觀描摹和秾艷縝密。

“南唐詞派”前期作品的取材范圍，與“西蜀詞派”大致相同。但時代稍晚，代

表作家較為集中，主要是南唐的兩位君主(中主李琮、后主李煜)和一位宰相(馮

延巳)，不像西蜀詞人群那樣成分復雜，上至帝王將相，下及一般官員和士人。

又，該派形成之日，已是國祚衰微、風雨飄搖之時。后周以及代周而繼起的

宋，虎視眈眈，陳兵境上，這樣嚴峻的形勢，不容許南唐的君臣們忘形地陶醉

在“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前蜀后主王

衍《醉妝詞》)之類輕快的小夜曲里，一一如西蜀貴族們之所曾經。于是，我們

在前期南唐詞中就已看到了較多的冷色。要說南唐詞與西蜀詞在風格上有什么

區別，那就是多了_層心理上的陰影，從而辭筆也就較為凄清，不同于西蜀詞的

綺艷。

都城金陵的陷落，標志著南唐國政治命運的完結，也標志著南唐詞文學價

值的升華。南唐詞派最后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李煜，入宋后以亡國降虜的恥辱身

分，在“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李煜本人與舊宮人書中語)的軟禁生活中，寫出了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虞美人》)等許多泣盡以血的詞句。誠然，他所魂牽夢縈的不過是一個封

建帝王失去了的天堂，究其實質，本不足稱道；更何況他在位時的奢侈腐化是

導致南唐覆滅的直接原因，今El階下為囚的種種怨愁悔恨，無非咎由自取?？?/p>

是，其創作畢竟是真摯的，是用高度洗練的辭句去概括一般入在失去最美好的

一切時都會產生的那種沉痛心情，故而其美學意義超出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具

體社會生活內容，自有一股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清人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中說：

“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

4/7

飛卿(溫庭筠)，嚴妝也；端己(韋莊)，淡妝也；后主，則粗服亂頭矣。"形象

地道出了三家詞的特色。而“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八字，正是對后主那些直抒

胸臆、洗盡脂粉、純用白描之佳作的高度評價!

(二)

經過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間眾多作者的共同努力，詞業已由發源時僅可濫觴

的一泓清淺，演為初具波瀾、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入宋后，因著創作隊伍的

不斷壯大，創作視野的不斷開闊，創作技巧的不斷新變，詞的發展形勢更有如

江出三峽，一瀉千里，吞天坼地，濺玉噴珠，挾五湖百瀆之水赴海朝宗。今存

唐五代詞僅八十家、不足兩千首，而宋詞卻多達一千四百三十余家、近兩萬一

千首。單從這個量的對比，我們也可約略窺見宋代詞壇的繁榮氣象。

北宋統治者有懲于晚唐五代藩鎮割據、兵連禍結、禁軍怙亂、擅主廢立的

歷史教訓，早在建國初就誘導高級將領交出兵權，“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

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后來又擴大科舉取士的規模，設置一

系列疊床架屋的行政機構，建設起一支龐大的文職官僚隊伍，作為保障中央集

權的基干力量。為了換取這一階層的忠勤服務，封建君主也須給他們以優厚的

生活待遇。因此，當時達官貴人蓄養家妓、士大夫們文酒雅集的風氣之盛，是

前朝所無法比擬的。此外，大一統政權的鞏固，又給飽受晚唐五代干戈傲擾之

苦的人民提供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使他們得以用辛勤的勞動將社會生產力恢復

并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隨著農業、手工業、商業的日趨興旺發達，都市經濟的

日漸繁榮，市民階層的人數急遽膨脹著，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他們

口腹之余，自然也要娛樂，于是便有那民間樂工、歌妓“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

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風尚所趨，凌轢往世。上流

社會與中下層社會對于聲歌的共同需求，構成了推動宋詞發展的合力。而由于

這兩種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藝術旨趣，與之相適應的詞的創作面貌也就大相徑

庭。這在北宋前期表現得尤為典型。

官僚士大夫們得利較早，因而宋初詞壇是他們的一統天下。但官僚士大夫

詞藝術高峰的出現，還在開國后第三代君主仁宗統治時期，代表作家是晏殊、

歐陽修。他們都官至宰輔，詞作側重反映士大夫階級閑適自得的生活和流連光

景、感傷時序的情懷；所用詞調仍以唐五代文人駕輕就熟的小令為主；辭筆清

5/7

麗，氣度閑雅，言情纏綿而不儇薄，達意明白而不發露，詞風近似南唐馮延

巳。藝術造詣不可謂不高，但因襲成分較重，尚未擺脫南唐詞的影響。晏殊的

幼子晏幾道也擅長小令，與晏殊并稱“二晏”。他是由貴公子降為寒士的，經歷

了較多的人世滄桑，故其詞高華之中，深寓悲涼。論時代他已入北宋后期，論

流派則仍是晏、歐的變調嗣響。

市民階層的勢力不可能因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而立刻壯大，

它需要經歷一個社會生產水平提高、社會勞動總量積累的過程。因而市民詞起

步較晚，今存宋初詞中尚不見她的倩影。但她發展的勢頭很猛，也在仁宗時期

達到了高潮。其代表作家是柳永。柳永一生飄泊，沉淪下僚，較能接近民眾；

所作多描繪都市風光，傳寫坊曲歡愛，抒發羈旅情懷，內容比晏、歐詞豐富，

語言也俚俗家常，頗合市民階層的口味。

他精通音律，長期混跡秦樓楚館，與民間樂工歌妓合作創制了許多新腔，

大都是更宜于表現繁復多變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長調。慢詞在民間早已有之，但

自唐以迄宋初的文人較為矜持，寧愿擇用句度類似五七言近體詩(那本是他們的

拿手戲)的短調，而不甚措意于所謂哇聲淫奏的慢曲子。柳永是扭轉此風的第一

人。詞的篇幅拉長，容量加大了，表現手段自然也要出新。于是，柳永將六朝

隋唐小賦的技法引進詞的領域。他那層層鋪敘、處處渲染、淋漓酣暢、備足無

余的作風，確與崇尚含蓄、講究韻味、抒情小詩般的傳統文人詞大異其趣。由

于柳詞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較新鮮的時代風貌，故而風靡四方，贏得了“凡

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引西夏歸朝官語)的盛譽。

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時期，詞壇上就呈現著這樣一種官僚士大夫詞與市

民詞、雅詞與俗詞、令詞與慢詞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局面。當然，晏、歐未

始沒有俗詞、慢詞的創作嘗試，柳永也并非不作雅詞、令詞，以上不過是各就

其主導傾向而言罷了。

宋詞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轉變。但這轉變只是翻新了音樂外殼，并未

能從內容上根本突破“艷科”的藩籬。因此，當文學史家站在更高的層次為宋詞

劃分流派時，仍將柳永與晏、歐一齊編入“婉約派”的陣營。

而拓寬詞的意境，擴大詞的表現功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和發揚早已

式微了的唐代民間詞的現實主義精神，使詞能像詩一樣自由地、多側面地表達

6/7

思想感情，觀照社會人生——宋詞發展進程中這更為艱巨，也更有積極意義的

第二次轉變，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異軍突起。

北宋建國六十年后，社會繁榮背后隱藏著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

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表面化。為了緩和這些社會矛盾，

維持宋王朝的長治久安，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政治、經濟改革的主張并付諸行

動。自仁宗慶歷年間的“新政"到神宗熙寧、元豐時的“變法"，雖因大官僚地主保

守勢力的阻撓而終至失敗，但它們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影響卻不可低估。

宋詞“豪放派”的興起恰在這一時期，恐怕很難用巧合二字來解釋。由于政治、

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進程有不平衡性，未必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豪放派"，所有的

“豪放派”都是改革者；然而改革精神必定會曲折地反映到文學包括詞的領域中

來，則是可以斷言的。

“豪放派"的發軔之始，可追溯到與晏、歐、柳同時的范仲淹。他出身貧

寒，貴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曾親率

宋軍抗擊西夏黨項族政權的武裝侵略，后又主持過“慶歷新政"。

其詞雖只傳五首，卻頗有新意。如《漁家傲》寫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

悲涼為慷慨；《剔銀燈》借詠史發泄政治牢騷，于詼諧見狂狷：

在當時以批風抹月為能事的詞壇上，不啻是振聾發聵的雷鳴。豪放之作在

唐代民間詞中已有一定數量，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的其他文人詞里亦偶一露

面，不可謂無，只是湮沒在婉約詞的茂草底下，呈間歇泉狀態，未曾噴涌成溪

而已。至范仲淹出，它才正式成為文人詞的一種自覺的創作傾向。我們之所以

這樣說，是連同范氏那些散佚了的豪放篇什一并考慮的。宋人魏泰《東軒筆

錄》記載道：

“xxxx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

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倘若諸詞一一俱存，那么

豪放詞在其可知見的詞作中，就該占有數量上的優勢了。

進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創作上步武范仲淹，以

《桂枝香》等剛健亢爽的懷古詠史詞騁其政治長才、豪杰英氣，一方面又從理

論角度向詞須合樂的世俗觀念發出了挑戰。他說：

7/7

“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后有聲，故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詞，卻是永依聲也。"(見宋趙令疇《侯鯖錄》)這話實質上

是以破為立，“豪放派"的創作綱領，已然音在弦外。前此詞中之所以充滿著“婦

人語”和“妮子態”，英雄志短而兒女情長，多陰柔之美而少陽剛之氣，關鍵即在

以詞應歌。而晚唐以來世尚女樂，歌者多是妙齡女郎，為適應她們的鶯吭燕

舌，詞就只好以男歡女愛、離情別緒、傷春悲秋為主題，以婉約為正宗?！昂婪?/p>

派"要解放詞體，打破“詩言志”(泛指情志)而“詞言情"(特指情愛)的題材分工，沖

決“詩莊詞媚”的風格劃界，就一定要松開束縛著詞的音樂枷鎖。在這一點上，

時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蘇軾走得更遠。

蘇軾“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陸游《老學庵筆記》)，他只

把詞當成一種句讀不葺的新體詩來作。他在詞里懷古傷今，論史談玄，抒愛國

之志，敘師友之誼，寫田園風物，記遨游情態，“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清

劉熙載《藝概》)；其詞或表現為平岡突騎、錦帽貂裘、挽弓射虎時的激昂慷

慨，或表現為驟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嘯徐行時的開朗曠達，或表現為大江酹

月、故國神游、緬懷英杰時的沉郁悲涼，或表現為長路走馬、酒渴思茶、叩問

農家時的隨和平易，“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

不止”(蘇軾《答謝民師書》)。他是“豪放派"當之無愧的奠基者。

蘇軾的沖擊波在北宋晚期詞壇上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反響，贊成者有之，持

異議者亦有之。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慣性，因而蘇軾對詞體的革新暫時還不能為

大多數人所接受，連他最鐘愛的學生秦觀也還是學柳永作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