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

樊綱:既得利益在，改革就會有阻力

作者：張軍紅王德民

來源：《經濟》2019年第10期

簡介：

樊綱，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

究基金會秘書長，2006年-2010年間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委員會委員，2015年6月再次被國務

院任命為該委員會委員至今。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暨“轉軌

經濟學”，2005年、2008年、2010年相繼被美國《外交政策研究》與英國《觀點》雜志評選為

“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2010年為“世界100位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

有《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漸進之路——對經濟改

革的經濟學思考》《中國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

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時，樊綱很不理解，勞動創造價值，但為什么20多人的農

場盈利，100多人的反倒虧損了。帶著這種疑惑，他的三個高考志愿都填了經濟學。

他是漸進式經濟改革的倡導者，他認為任何一項改革，舊制度再不好，都會有既得利益集

團維護，只要有既得利益，改革就會有阻力，要在保證既得利益存在的前提下發展新制度，打

消反對意見，改革才能繼續推進。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樊綱認為最重要的是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既能為市場經

濟發展奠定基礎，也能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

大規模改革，90%以上的新增就業是民營經濟提供的，如果沒有民營企業托著，3000多萬國企

下崗職工將無法有效安置。”

對于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過渡，他表示，這不是一個平穩轉型的過程，而

是需要不斷努力創新才能實現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要充分發揮想

象力，形成高級增長要素，包括好的人力資本、好的科學技術、好的創新體制、好的教育體

制、好的經濟體制，才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善，保障質量的提高。

漸進式并不意味著沒有曲折

《經濟》：您是漸進式經濟改革的倡導者，在您看來，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處于什么階

段？

樊綱：當前仍然處于漸進式改革過程中，這一模式一旦啟動，就是一個漸進展開的過程，

但是漸進式并不意味著就沒有曲折，也會走彎路，去年的國企民企爭論就是一種反映。

截止到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的數量已經超過2700萬家，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超

過60%，其實這一比例曾經達到過70%，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實施刺激政策，增加政府

財政開支，國有企業近水樓臺，再加上改革使得國有企業效率提高，在一些競爭性領域優勢開

始凸顯，也就出現了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

這一現象中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在企業兼并重組時，國有企業不要直接收購民營企業的

股份，混改本身就是為了增強民營企業的作用，這種“逆混改”會改變民營企業的性質，要想從

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向民營經濟為主的市場經濟發展，就應該創造條件發展民營企業。

總體來看，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進展，但是依然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深層次

的問題需要解決，一些已經確定的事情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等，也需要進

一步推進落實，法制方面也需要逐步健全完善。

《經濟》：漸進式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于哪些方面？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

色？

樊綱：應該說基本規律沒有變，改革的問題就是阻力問題，有既得利益在，改革就會有阻

力。有人說以前改革沒有什么既得利益，現在利益越來越大，改革越來越難改。其實任何一個

體制都有既得利益，以當年的價格改革為例，價格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涉及老百姓的既得利益

且人數眾多，也正因如此，糧票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才慢慢過渡取消。

對于改革，基本辦法有兩個，一是努力保護既得利益。在改不動原有體制的情況下，先發

展新體制過渡，雙軌制逐步往前走，只要新體制比舊體制的增長速度快、效率高，一段時間之

后自然就會實現改革，這就是漸進式改革的基本邏輯。如果仍然有人反對，還可以進行適當補

貼，減少既得利益的受損失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必然會有利益沖突，也一定會有人反

對，這是無法避免的。

在漸進式改革中政府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多數情況下改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比如

去年提出的金融開放，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推動;也有自下而上的情況，即概括總結地方的實踐

經驗，以政府的力量向全國推廣，例如最早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兩三年就完成了改革。

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阻力也來自于政府。各部門之間互相掣肘，有些部門對現有機制已經

輕車熟路，不愿再改，怕既得利益被打破，增加管理難度;政策在落實過程中，也會因各種問

題推進不下去，成效甚微。因此，政府作為改革的推動者和政策制定者，一定要看準方向，與

時俱進，先不爭論，先做事情，讓時間來發現問題再進行調整。改革需要有打破既得利益的魄

力，在越來越復雜的經濟體系中，推動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一步步深入下去。中國的改革一定

要往前走，不能停止，也不能倒退。

越接近前沿，越需要自我創新

《經濟》：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制度經驗？

樊綱：這要從研究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著手，現在市場經濟不再是早年的原始狀態，增加了

4個方面，一是法制，因為需要處理的市場之外的糾紛越來越多，包括污染治理、食品安全等

問題，用外部法制來規定利益分配尤為必要。

二是社保，1900年前后西方各國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我們搞市場經濟也應學習這一

點，貧富差距擴大是不行的，沒有社會保障的市場經濟也維持不下去。

三是監管，行業標準、行業安全、技術保障等都需要監管，瑞士的牛奶之所以品質好，能

夠成為“牛奶大國”，也是因為在解決各種問題的過程中，慢慢建立起了嚴格的監管制度。

四是宏觀調控，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最大的奇跡不是高增長，而是沒有出現危機，政府

管理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雖然政府管理有時也會出現問題，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政府

對經濟過熱還是有很高的警惕性，比如采取限購措施干預住房過熱，雖然這種做法存在爭議，

但是只有把泡沫控制住，才不會產生大的危機，世界上所有重大危機的爆發，都是因為之前存

在泡沫，沒有及時管理，導致最終失控。

從理論層面來講，如果只搞市場經濟也沒有錯，但是發達國家起步較早，在這方面已經很

成熟了，中國沒有后發優勢，沒有足夠的競爭力，想要快速發展很難，因此需要政府的力量來

助力市場經濟發展。當然這個度很難把握，現在也有點做過頭了，有些領域補貼扶持過度，反

倒壞了事。但是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基礎科研在政府的助力下，發展得很突出。

《經濟》：很多人提到現在后發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如何煥發新

動能？

樊綱：任何一個國家都面臨兩大問題，一是改革的問題，二是發展的問題。隨著改革的逐

步深入，中國發展進入一個高潮，這得益于3個優勢的充分發揮，一是比較優勢，二是后發優

勢，三是本土優勢。

中國40多年的發展，最初依靠的是廉價勞動力、資源等比較優勢，但最重要的是后發優

勢的疊加。后發原本是劣勢，世界市場已被跨國公司、發達國家瓜分，我們要進入其實很困

難，但是后發的優勢在于不用從頭試錯，有些經驗教訓可以直接吸取，比如如果沒有日本的房

地產泡沫破裂在前，我們的房價可能會越來越高，所以我們才能以較低的學習成本走捷徑。

但是，后發優勢只是在特別落后的情況下，才會發揮作用。落后的原因是什么？缺少知

識。知識的缺乏涉及很多方面，會影響增長的各個要素，教育環節的缺失，使人力資源水平無

法提高;不會管理，體制機制上就容易出現缺陷，影響生產效率的提高;沒有技術，就沒有創新

能力，形成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路徑就是開放學習，引進外資，讓跨國公

司在中國設廠，由此帶來知識和技術。當然，我們學習模仿獲得的知識都是非專利保護的知

識，或者過了專利期的知識，沒有偷誰搶誰，就是學習、模仿的過程，這個過程得益于全球化

的發展，得益于過去的投資、貿易、人文、科技、大學等一系列的交流，使得發達國家的很多

知識能夠外溢到發展中國家來。

但是真正的核心技術都是保密的，越接近前沿就越需要自我創新。之前的試錯成本都是別

人支付的，進入無人區之后，有很多困難都需要自己去攻克，同時還要形成長效激勵機制，使

大家在學習的同時逐步加大自我創新的力度。

中國決定性的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經濟》：2006年-2010年您被任命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當時正值國際金融危

機，為此我們采取了哪些措施？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主要會考慮哪些因素？

樊綱：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與美聯儲不同，他們有決策權、投票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嚴格說來是一個咨詢機構，只提建議，并不涉及決策。

金融危機之后的很多決策其實已經超越了貨幣政策的范圍，導致當時經濟過熱的重要因素

也不是貨幣政策，而是一種機制性變化，比如允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這與貨幣發行量無

關，是一種債務失控，從政府角度來講是決策機制的問題。

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增長，保證經濟增長穩定，包括就業問題;其次是

物價。在這方面世界各國都一樣，就是讓增長和物價兩者保持穩定。

《經濟》：如今各國央行都在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也在微調，您如何看待當前的這

種調整？

樊綱：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還不太一樣，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刺激政策力度過

大，2011年之后開始收縮，當時的貨幣發行量每年增長18%左右，2018年降到8%左右，應該

說貨幣政策還是比較緊的。而歐洲和日本基本上都是負利率、零利率，日本甚至從寬松上升為

超寬松。

總體來說，中國的貨幣政策、物價基本都比較穩定，相對而言還可能有點過緊，在一定意

義上，過緊有很多因素，比如債務過高、杠桿率過高，產能過剩卻未及時解決，都會導致經濟

比較低迷，不見得就是貨幣政策的問題。在貨幣政策過緊、下行壓力沒有完全解除的狀態下，

又遇到外部環境的變化，這就需要我們及時調整政策，以適應更好的發展。

但是貨幣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只是局部的，而不是決定性的，中國

決定性的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制改革，這不是貨幣政策能夠解決的，貨幣政策只是定

向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扶持小微企業等，但解決不了基本的結構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