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姓制度

印度的種姓制度

是印度與其他南亞地區普遍存在的社會體系。種姓制度以婆羅門為中心，劃分出許多

以職業為基礎的內婚制群敬佩的人作文 體，即種姓。各種姓依所居地區不同而劃分成許多次種姓，這些次

種姓內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許多聚落種姓，這些聚落種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

氏族，如此層層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個印度次大陸的社會體系。因此，種姓制度涵蓋

印度社會絕大多數的群體，并與印度的社會體系、宇宙觀、宗教與人際關系息息相關，可說

是傳統印度最重要的社會制度與規范。

印度人口眾多，百分之八十二為印度教徒，其中分為不同等級的社會集團。

種姓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對伊斯蘭教和錫克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四個不同等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即

僧侶，為第一種姓，地位最高，從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剎帝利即武士、王公、貴族等，為第

二種姓，從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為第三種姓，從事商業貿易；首陀羅即農民，

為第四種姓，地位最低，從事農業和各種體力及手工業勞動等。后來隨著生產的發展，各種

姓又派生出許多等級。除四大種姓外，還有一種被排除在種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觸者”或“賤

民”。他們的社會地位最低，最受歧視，絕大部分為農村貧雇農和城市清潔工、苦力等。

種姓制度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原始社會的末期就開始萌芽。后來在階級分化

和奴隸制度形成過程中，原始的社會分工形成等級化和固定化，逐漸形成嚴格的種姓制度。

種姓是世襲的。幾千年來，種姓制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方面影響很深，種

族歧視至今仍未消除，尤其廣大農村情況還比較嚴重。

獨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消除種姓歧視。首先是制定了有關法律規定。

1948年國會通過了廢除種姓制度的議案。后來憲法和各邦法律也都做出相應規定，保護低

級種姓利益。政府還在教育、就業、福利等方面對低級種姓者提供大量幫助。

隨著社會的進步，印度的種姓制度也在發生變化。如種姓制度中的內部通婚制受到沖

擊，如高種姓的女子現在也同低種姓的男子通婚了。人們對職業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衡量職

業高低不再以宗教思想為基礎，而以金錢、權力為基礎。在城市里，各種姓人們之間加強了

來往與交流。

談到印度教種姓制度這個實行了3000年之久的古老制度和習俗時，你首先想到的是什

么？絕大多數人肯定會說，種姓制度是禁錮印度人民的枷鎖，是限制印度現代化的裹尸布，

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慘絕人寰的悲劇之一。的確，當我們看到印度賤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

生活，又屈辱的死去”，當我們看到許多印度人從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狹小的職業集團內而沒

有任何選擇的自由，當我們看到無數高種姓女子與低種姓男子的愛情被殘酷鎮壓時，我們心

中肯定會升騰起熊熊怒火，從而無法對種姓制度做出公正全面的評價。

雖然現在印度憲法已經明確廢止了種姓制度，對低種姓人民（包括賤民）也給予了優待

政策，但種姓仍然在深深根值在印度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的思想深處，是印度文化體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種姓可能是人類現存的歷史最悠久的文化現象之一，如果我們僅僅強調

它的負面意義，就無法解釋它為什么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為什么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

為什么能夠成為印度這個偉大民族的基本社會制度（當然，現在已經僅僅是一種習俗）。我

們只有客觀、全面地認識種姓制度，才有可能認識印度社會和印度文化。我認為，種姓制度

不僅僅是限制印度發展的枷鎖，更是維系印度民族的磐石，它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種姓

制度，印度的歷史會全部改寫，印度文化能否存續也是一個大問題。

一、種姓制度的歷史和現實

“種姓”這個詞翻譯的其實并不十分準確，它包含了印地語中的兩個概念：“瓦爾那”

（即“膚色”）和“阇提”（即“出身”）。前者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產生，當時入侵

印度河流域的、白皮膚的工會活動方案 雅利安人自稱“雅利安瓦爾那”，而將被征服的、黑皮膚的原住民

稱為“達薩瓦爾那”。雖然《梨俱吠陀》也提到“原人之口，生婆羅門；彼之雙臂，生剎帝

利；彼之雙腿，產生吠舍；彼之雙腳，生首陀羅”，但一般學者都認為是后世婆羅門竄入，

真正分為四大種姓是較晚的事情。在四大種姓中，主管神權的婆羅門、主管政權的剎帝利和

從事生產的吠舍都是雅利安征服者，作為仆役的首陀羅則是被征服的土著（有可能是達羅毗

荼人），賤民的產生則稍晚于此。最晚到公元前7世紀，瓦爾那制度在雅利安人的統治范圍

內已經得到了基本確立。

瓦爾那制度具有種族、社會和宗教的三重含義。它首先是由于雅利安人對達薩人的種族

壓迫而起的，它的本義就是“膚色差異”；此后雅利安人內部也開始分化，各種社會地位被

世世代代地固定下來，這就超出了種族壓迫的范疇；最后婆羅門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性地位，

又將瓦爾那作為吠陀教、婆羅門教的基礎教義，在宗教意義上確定了瓦爾那制度的神圣性。

在人類古代史上，種族壓迫、社會地位分化十分普遍，但在種族內部再進行嚴格的社會分工

并不多見，將這些社會分工以宗教的形式確定下來就更是罕見了。瓦爾那制度之所以穩固，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與宗教緊密結合，不僅在肉體上統治被壓迫者，更從精神上摧毀被壓

迫者的反抗情緒，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瓦爾那制度的神圣性。

作為婆羅門教基礎的瓦爾那制度發展到公元前6世紀，遇到了佛教、耆那教的強力挑戰。

這兩種新興宗教都主張種姓平等，反對婆羅門至上，抬高剎帝利、吠舍的地位。婆羅門教是

根植于農村自然經濟的，維持穩定的瓦爾那制度也必須限制人口流動，而此時印度的商業尤

其是外貿得到了很大發展，人口流動頻繁，對瓦爾那制度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然而這種沖擊

畢竟是不徹底的。首先，無論是佛教還是耆那教，都沒有從根本上否認瓦爾那制度，也不可

能否認瓦爾那制度。

剎帝利和吠舍支持佛教、耆那教，主要是想否定婆羅門至高無上的地位，為自己謀求更

多利益，而占人口大多數的首陀羅和賤民仍然是受壓迫的，剎帝利也決不可能允許取消瓦爾

那制度。其次，印度商業雖然發展，但貿易的主要對象是奢侈消費品，對農村自然經濟構不

成根本性的威脅，印度社會從整體上看還是比較穩定的，這就使瓦爾那制度能夠得到維持。

第三，吠陀教-婆羅門教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在廣大北印度人民（無論是雅利安人還是

達薩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隨著雅利安人和土著的交流融合，瓦爾那的種族意義有所淡化，

社會和宗教意義則越來越強，這使得雅利安人之外的民族也支持瓦爾那制度。

隨著希臘人的入侵和統一的孔雀帝國的建立，瓦爾那制度遇到了不少新的麻煩。對于

外族入侵者和南印度、東印度的各民族來說，婆羅門教的瓦爾那制度無疑是歧視性的、令人

生厭的，即使是異族的統治者，在瓦爾那制度中也只能被視為“不純的剎帝利”而遭到歧視，

因此皈依佛教倒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孔雀帝國在印度歷史上實現了空前的統一，婆羅門教

的瓦爾那制度顯然既不利于民族團結（雖然瓦爾那的種族意義已經有所淡化，但畢竟還存

在），也不利于各地區、各階層的物質文化交流，“婆羅門至上”的說法也不利于帝王的權威。

阿育王采取大力鼓吹佛教的方針，雖然婆羅門教并未受到限制，但畢竟地位不如以前。隨著

提倡瓦爾那平等的佛教的蓬勃發展，瓦爾那制度受到了更大的沖擊，許多規定已經不像原來

那樣嚴格了。此后的貴霜帝國和南印一些小國的統治者也崇奉佛教，尤其是貴霜帝國的統治

者本身就是異族人，他們更不會大力提倡瓦爾那制度。因此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后4世紀，

瓦爾那制度面臨著中衰時期，雖然婆羅門編造的《摩奴法論》中仍然竭力強調瓦爾那的區別，

但在現實中已經大打折扣。當然，只要印度的農村自然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只要印度文化

沒有被徹底改造或同化，瓦爾那制度就會根植在印度社會的深處，不可能消亡。

當瓦爾那制度有所松動時，另一種更嚴密的種姓體系——“阇提”制度卻不知不覺地建

立起來。阇提雖然是從瓦爾那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其夢都是反的嗎 立足點卻和瓦爾那不同，復雜程度也遠

遠超過瓦爾那。由于印度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趨勢越來越強烈，原先的四大瓦爾那已經

不能滿足社會分工的需要，因此從瓦爾那內部又產生了種種更小的職業集團——阇提，甚至

連某個地區的某種職業者都可以組成一個阇提。社會分工明細化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趨

勢，但阇提制度卻力圖將社會分工通過血緣、姻親等關系固定下來，一個家族世世代代必須

從事同一種職業，不同職業集團之間的通婚是被禁止的。這樣，雖然瓦爾那制度的大囚籠有

所松動，人們卻又把自己關進了阇提制度的小囚籠里，受到更嚴重的人身束縛和精神束縛。

與瓦爾那相比，阇提的種族意義很弱，社會意義卻很強，它是與印度的社會經濟狀況密不可

分的。一方面，印度的經濟在孔雀帝國及其后得到了很大發展，社會分工的需求強烈；另一

方面，印度的自然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各地區各階層的交流還很少，即使在少數大城市

里，各個職業集團也帶著強烈的內斂傾向，所有人都希望能夠有盡量穩定的職業和生活。這

樣，社會分工最終發展為一個個封閉的小圈子，且與原先的瓦爾那制度相輔相成。隨著阇提

制度的發展，婆羅門教上層也開始將它和瓦爾那制度相提并論，使其具備了一定的宗教意義。

公元4世紀笈多帝國建立后，婆羅門教重新開始興盛，后來經過6-7世紀商羯羅等人的

改革，終于發展成為更成熟的印度教。自7世紀戒日帝國滅亡后，印度長期處在分裂狀態，

佛教逐漸失去了活力，印度教則如魚得水，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注：筆者在《東方三大宗

教的斗爭和交流》一文中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此時的印度教在哲學體系和教規、儀式

上都已經大大改善，更容易得到從統治者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強大的統一帝國不復存在，商

業急劇衰落，剎帝利、吠舍對婆羅門地位的威脅減弱了，人口流動也減少了，種姓制度的基

礎更加穩固了（公元7世紀玄奘法師在其《大唐西域記》中確定了“種姓制度”這個稱謂，

此時瓦爾那和阇提制度實際上已經融合）。婆羅門以及部分剎帝利趁機對低種姓人民進行更

加殘酷的種姓壓迫，在過去幾百年中本來已經松動了的種姓差別此時又被大大強化。然而，

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民間以宗教手段對這種強化種姓壓迫的行為進行了反抗，性力派、虔

誠派、林伽派等印度教非主流教派都強調種姓平等、男女平等，雖然它們不可能改變種姓壓

迫的現實，但也為廣大底層人民提供了另一種信仰選擇，使他們在種姓制度的囚籠中多少有

喘息的余地。

突厥人的入侵在印度歷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從突厥人建立德里蘇丹國起，印度主

要地區一直處于突厥、阿富汗、莫臥兒穆斯林征服者的統治下，伊斯蘭教對印度社會帶來了

全面深入的影響，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的韌性和包容性，印度始終沒有完全伊斯蘭

化，穆斯林在印度始終是少數。印度教及其種姓制度已經根植于印度社會的最深處，穆斯林

王朝不僅不能消滅印度教，反而必須借助印度教才能有效地實行統治（注：筆者在《東方三

大宗教的斗爭和交流》一文中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伊斯蘭教“信士皆平等”的觀點對節日兒童畫

印度教種姓制度帶來了比較大的沖擊，一些比較開明的印度教思想家在吸收伊斯蘭教的神學

和社會綱領的同時，開始反思種姓制度。但是，雖然有許多人提倡“種姓平等”，但幾乎從

來沒有人提出過取消種姓制度，而僅僅是希望在種姓制度內部進行改革而已。在廣大農村，

種姓隔離、內婚制、種姓歧視等依然非常嚴重。甚至伊斯蘭教本身也染上了種姓制度的色彩，

在印度的許多清真寺中，穆斯林都按照自己的種姓分開禮拜，各個種姓“井水不犯河水”，

這種把信徒分為三六九等的做法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中也是非常罕見的。具有強大同化力的伊

斯蘭文化和具有強大包容性的印度文化互相碰撞、滲透，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種姓制

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質疑，但其根基并未動搖，最終適應了外來的伊斯蘭教。

在漫長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自給自足的農村自然經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

但印度的經濟在整體上仍然是落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統一的，種姓制度依然在下層占據統

治地位。許多有識之士也并沒有全盤否定種姓制度，而是認識到了種姓制度對印度民族和文

化的重要性。“圣雄”甘地就曾經說過：“我之所以是印度教徒，是因為我信仰種姓達摩。”

1947年印度獨立，印度憲法明確規定印度是“世俗主義的”共和國，印度教不是印度的國

教，種姓制度（包括賤民制度）被明文廢止。經過長期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目前在印度的大

城市已經基本看不到明顯的種姓歧視現象；但在較為落后的廣大農村，種姓制度的經濟基礎

——自然經濟還沒有完全解體，印度教傳統文化的影響仍然很深，種姓制度的殘余十分嚴重。

可以想象，只要印度的廣大農村經濟文化沒有徹底改觀，只要印度的自然經濟沒有完全漂流瓶聊天記錄 讓位

于商品經濟，只要印度沒有真正完成現代化進程，印度教種姓制度就不可能消亡，就將繼續

發揮影響。

二、種姓制度既是枷鎖又是磐石

在漫長的歷史上，印度經常遭到外來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種姓制度后，希

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過印

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之所以如此頻繁地遭到入侵，與種姓制度不無關系；然而印度能在

屢次被入侵、被征服后仍然保存自己的社會文化體系，也離不開種姓制度的功勞。種姓制度

像一副枷鎖，限制著印度政治經濟的統一，使印度人在外敵面前無法形成凝聚力，從而一再

被外族統治；但種姓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文化）又是印度文化體系的一塊堅固的磐合同怎么寫 石，

它維護著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的存續。

在印度歷史上，凡是統一帝國大都是短暫的（穆斯林的莫臥兒帝國已經是延續最長的

了），其統一范圍也十分有限，這固然與印度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有關，但很大程度上

也是由于種姓制度加強了地方離心力，不利于統一。瓦爾那制度首先把人們為四個大的等級，

阇提制度又把人們分為成白上千和狹小的職業集團，在各個小集團之間缺乏交流員工證明 ，也缺乏凝

聚力。以德里蘇丹國的建立為例，當突厥人帶著伊斯蘭教信仰入侵北印度時，他們面對的是

戰亂頻繁的諸多小國，以及缺乏統一組織的民各月份的英文 眾，因此很容易就達到了各個擊破的目的。在

最正統的種姓體系下，只有占人口極少數的剎帝利才可以當兵，占人口多數、一貫吃苦耐勞

的吠舍、首陀羅和賤民反而都沒有資格當兵，這無疑是在外敵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在高層，

婆羅門和剎帝利之間及其內部本來就經常爭權奪利，消耗了其力量；吠舍被排斥于統治階級

之外，缺乏反抗外敵的能力和熱情；長期被壓迫的首陀羅和賤民更不可能有意愿拿起武器與

外敵作戰。這樣，只要印度教上層王公貴族被打垮，諸印度教國家就像紙糊的墻一樣倒下了。

但任何一個外族征服者很快就會發現，想要征服印度教國家非常簡單，但想要征服印度

教文化就難上加難了。印度教的力量不在于上層的政權機器，而恰恰在于基層組織和群眾基

礎。印度的整個經濟基礎都是建立在種姓制度上的，基層行政體系也是以種姓為框架，如果

沒有種姓，政府的命令根本無法傳達到如此廣大的地域，也無法收稅。種姓制度之于印度人，

就好比教區制度之于歐洲人、宗族制度之于中國人一樣，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框架，外族人

需得先融入這個框架，然后才可能對印度實行統治。然而外族人融入種姓制度的框架并不是

那么簡單，這意味著承認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全套文化體系，將本族上層變成剎帝利，下層

變成吠舍或首陀羅——也就是完成了一次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民族融合。從此以后，外族征服

者就被納入了印度民族的體系，他們一樣信奉印度教，一樣實行印度的習俗，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不這樣就無法生存、統治。

在站穩腳跟后，外族統治者很快就會發現，其實種姓制度自有它的妙處——首先，它從

精神上和肉體上給予下層人民雙重束縛，使其既不想反抗，又無力反抗；其次，它也阻止了

印度人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使他們始終處在四分五裂之中，易于被控制。美中不足的是，外

族統治者往往會被視為“不純的剎帝利”，受到其他婆羅門和剎帝利的鄙視。不過他們也可

以用賄賂婆羅門編造家譜的方法來證明自己與其他剎帝利一樣純凈，這也促進了他們與本土

貴族的融合。這樣，過不了幾個世代，征服者就會在宗教上、文化上、習俗上乃至血統上都

與本地人融合為一體，甚至后世的歷史學家也無法判斷他們的祖先究竟是外來人呢，還是本

地人的一支？而外來民族的下層也與本地的吠舍、首陀羅乃至賤民融合為一。

這就是印度教文化能夠長期保持包容力的秘訣。

到了德里蘇丹國和莫臥兒帝國時期，情況又有不同。此時的穆斯林入侵者擁有了自己的

宗教——比印度教更“高級”的伊斯蘭教，這種宗教不僅有強大的哲學理論，還有完備的教

法學、行政學理論和經驗，使他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和印度原有的體制抗衡。穆斯林征服者

不是沒有想過消滅印度教，但只要他們觸及印度人民的信仰基礎，各個種姓就都會拿起武器

還反抗，因為這不是一個政權的危機，而是整個民族、整個文化的危機。穆斯林征服者最終

意識到，除非他們能徹底鏟除印度舊有的基層結構，按照伊斯蘭教的方式重新建立一種社會

模式，否則消滅印度教就是不現實的。他們最終與印度教達成了妥協，在歧視印度教的同時

寬容印度教的存在，并且依靠印度教和種姓制度作為它們統治的根基，自己則滿足于只控制

上層建筑。但這也在印度上層和基層之間制造了越來越深的隔膜，使得基層的離心傾向越來

越明顯，這樣的統一無疑是不穩固的。

事實上，德里蘇丹國時期充斥著叛亂、起義和政變，莫臥兒帝國也很不太平，印度教徒、

錫克教徒乃至伊斯蘭教徒的起義層出不窮，最終導致帝國的崩潰。如果印度能夠保持長期的

和平穩定，伊斯蘭教或許真的能夠在漫長的歲月里慢慢改變印度的下層社會結構，使《古蘭

經》、圣訓和伊斯蘭教法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為一體，從而完成整個印度的伊斯蘭化。遺憾

的是，大部分穆斯林統治者并沒有采取緩和矛盾、促進文化融合的策略（阿克巴等少數君主

除外），而是力圖維護“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對印度教采取敵視、限制的態度，這樣就動搖

了自身的統治基礎，也使印度教下層民眾不容易接受伊斯蘭教。可以想象，即使印度真的全

盤伊斯蘭化，種姓制度也不會消亡，而是會以另一種方式在伊斯蘭教內部存在下去。印度教

改宗的穆斯林不都保持著自己原來的種姓嗎？畢竟改造利用原有的社會體系，要比從頭建立

一個新的社會體系容易的多。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種姓制度“枷鎖”和“磐石”的雙重作用更加顯露無遺：它使印

度民族無法一致對外，而是分為許多王公、許多亞種姓、許多小集團，即使在征服者已在三國演義好詞佳句 家

門口的時候仍然爭執不休；但它也喚起了整個印度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歸屬感，因此當甘地為

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時候，他強調自己“信仰種姓達摩”，種姓制度成為了劃分印度人和殖

民者的一個重要文化特征。印度有60%以上的人口是低種姓，他們平時也飽受高種姓的歧

視和凌辱，但在共同的敵人——西方殖民者面前，種姓制度恰恰成為了他們與高種姓一致的

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也是最能夠將整個印度民族聯系、團結起來的社會因素，它在印度人民

爭取獨立的進程中功不可沒。但是印度的有識之士也深刻認識到，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來臨，

古老的印度需要有新的價值觀、新的社會模式來達到新的勝利。持續3000年的種姓制度已

經接近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印度人民先是在法律上、然后在行動中慢慢消除它的殘余影響，

尋求新時代的價值觀。我們有理由相信，印度這個偉大的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創

造更加輝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