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駕

從十駕齋說到錢大昕及其《全集》

虞萬里

荀子云：“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錢大昕十駕齋之名蓋取意于

此。《年譜》不載是齋名取自何年，唯于乾隆三十三年下云：“始買城中孩兒橋弄宅，名其

堂曰潛研，乞新建曹地山先生書扁。”時錢氏四十一歲。自后編著之詩文集、金石文跋尾等

均題此名。《清史稿吳凌云傳》謂凌云“嘗假館錢大昕孱守齋，盡讀所藏書”，又見故宮

博物院所藏錢氏關于吳彩鸞書《切韻》跋記一則，下署“甲寅三月八日竹汀居士書于孱守齋”。

此甲寅乃1794年，時錢氏已六十六歲。至晚年所定稿之《養新錄》卻冠以“十駕齋”之名，

自序云：“今年逾七十，學不加進，追惟燕翼之言，泚然汗下。”書名取其先大父依張子厚

《詠芭蕉》句榜于讀書堂之“養新”二字，合己齋名而成。是“十駕齋”當晚年所名。由此

可見，錢氏書齋名字依次有潛研堂，孱守齋，十駕齋，或為同一室之異名，或為不同齋室之

名。觀錢氏等身之著作及學術所臻之境，固是潛心專研之結果，謂乃“駑馬十駕”所得所至，

似謙虛太過，然細察其行事、思想及治學方法，卻頗耐人尋味。

錢氏周歲即能認字，三歲能誦堂上扁聯，五歲受經書，十歲學為八股文。十三歲應童子

試，為林上梓所勉。十五復應童子試，為內閣學士劉藻所激賞，謂“吾視學一載，所得惟王

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旋與王鳴盛訂交，并為王之父虛亭先生相中，許以婚姻。其后

科試、歲試，多在一等。十九歲讀李延壽《南北史》，撮故事為《南北史雋》一冊。二十二

歲入紫陽書院肄業，王艮齋先生閱其課義、詩賦、論策，嘆賞不已，詫為“此天下才也”。

巡撫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錢氏下筆千言，致院中名宿莫不斂手敬之。如此經

歷，宜其在青少年時代即有“幼慧”之譽，“神童”之目。錢氏有詩記幼時之娛樂云：“人

日元宵興不孤，小時了了記歡娛。燒燈巧解藏頭謎，對局偷拈謁選圖。”（《初春懷鄉雜詠》）

用“小時了了”之典，是沖和老境對兒時實況的一種謙虛的追憶。

清初以訖乾嘉，學者一反元末明初空疏之學，提倡實事求是，陵唐追漢，于音韻、訓詁、

名物制度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但一些學者也就此自視甚高，如戴東原、段玉裁、王鳴盛、

汪中等。唯錢大昕，其功力、學識堪稱一流，造詣、成就與惠棟、戴震相侔而自成一派，治

學范圍之廣又實過之，但其平心靜氣、謹慎謙雅之風范，卻戛戛獨標一幟圣誕節的來源 ，與眾不同。

戴震曾云：“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是戴氏儼然以第一人自居。檢《戴震全

書》，提及錢氏者僅兩處，一是錢氏與其論及懷疑《古文尚書》乃王肅私為之，一是序段玉

裁《六書音均表》時連及錢氏曾為段氏序《詩經韻譜》。而錢氏，自一見戴震，即對其推崇

備至，目為天下奇才，致書與之討論學問，且向秦惠田推薦戴氏。及戴震歿，鍵盤手 又為作傳，表

揭其學術成就。錢與友朋書云：“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于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

原歿，其學無傳。”（《贈談階平序》）崇敬思慕之情益于言表。

王鳴盛是錢氏的同鄉，少時即訂交，同肄業于蘇州紫陽書院。乾隆十九年同中進士。錢

大昕曾說：“予與西沚總角交，予又妻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

疑義，質難無虛日。”（《西沚先生墓志》）兩人年齒相近，經歷相仿，志趣相投。王作《十

七史商榷》，錢著《廿二史考異》，兩書與趙翼之《廿二史札記》同為乾嘉年間史學名著。

尤應補上一筆的是，兩人都極其聰穎。“相傳宮詹少時，一日在塾檢閱歷書，適光祿至，因

謂曰：‘吾與若偕讀，能先默誦者為勝。’宮詹允之。光祿甫讀一遍，已能背誦，宮詹讀三

遍而始能之，于是同塾之人咸優光祿而絀宮詹。及翌日，請再試之，宮詹一字不誤，光祿則

間有訛舛，以是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清稗類鈔異稟類》）但兩人的性格卻是一傲

慢，一恭謙。惠棟為吳派經學大師，江藩《漢學師承記》謂王、錢于惠氏皆執經問難，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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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事之。惠長于王二十五歲，而王氏《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十國春秋”條稱“亡友惠定

宇、戴東原”，其序《古經解鉤沉》也稱“吾交天下，得通經者二人，吳郡惠定宇、歙縣戴

東原也”。而錢氏序惠棟《古文尚書考》云：“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余弱

冠時，謁先生于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仆不倦，蓋謬以余為可與道古者。匆匆四十余

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系之。”錢、王兩人是否真的入室執禮姑且不

論，但兩人對這位師長的態度卻涇渭判然。對于歷史上之學者，王鳴盛多肆意指責，如：“陸

德明、張守節皆無知之輩，謬妄殊甚”（《商榷》卷五一），“李延壽也者，于經非但不見

門庭，并尚未窺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庸且妄也”（卷六二），他如譏杜元

凱剽竊，蔡九峰妄謬，前哲時賢，多遭其指斥。而錢大昕認為李延壽《南北史》“事增文省”，

雖有不當，但亦為史家所難。（《跋南北史》）《潛研堂集》有《答王西莊書》云：“得手

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洲何氏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詆訶前哲為

咎。愚以為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

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切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余無足觀’耳。……

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既自命為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

其貽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

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后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

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于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此謂“所撰”，以迮鶴壽《蛾術編凡

例》觀之，似指《蛾術編》一書。透過摯友間的誠意規勸，可以看出王鳴盛俾倪前賢的傲氣

和錢氏平允謙和的沖淵之氣。錢大昕薄責于人的態度還可從下舉事例中得窺一端。

吳縝初登第，上書歐陽修，求預史局。修以其輕佻，不許。后吳遂作《新唐書糾謬》以

詆毀之。錢氏認為吳“讀書既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在歷數其未達于“地

理”、“官制”、“小學”之后云：“《新史》舛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

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跋新唐書糾謬》）又其《跋資治通鑒》云：

“胡身之于輿地之學深矣，然亦不能無誤……予嘗有《通鑒注辯正》二卷，于地理糾舉頗多，

非敢排詆前賢，聊附爭友之義爾。”《跋通鑒釋文》云：“自胡景參(按，三省又字景參)之

注行，而史氏《釋文》學者久束之高閣……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于小學，其音義大率承用

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輒生罅漏，予故表而出之，俾后人知二書之不可偏廢云。”鮑廷博刻

熊氏《后漢書年表》，請其覆校并求序。錢氏云：“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尤

熟于范史，因與參考商略，正其傳寫之訛脫者。”略點表中之訛后云：“此或千慮之失，弟

元文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來學云。”錢大昕信從顏師古攘叔父《漢書決疑》

為己有之說，但他作《漢書正誤序》，沒有肆意謾罵，僅云“夫孟堅書義蘊宏深，自漢訖隋，

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

有未盡然者”，“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蓋出于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為己說；且

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失，更難掩

也”。他對時人專在前人書中尋摘一些流傳抄刻之誤，所謂“文致小疵，目為大創，馳騁筆

墨，夸曜凡庸”，及“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

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者，皆深致不滿，亦僅說“予所不能效也”(《廿

二史考異序》)，而不是痛斥謾罵。在平實的批評中，蘊含著糾謬、求真、不掠人美、誠意

規過的真情，躬自履行著實事求是的治學道路，體現出一種為學與為人之精神，足以端人心、

純學風。

錢大昕之所以能在為學與為人上達到此種境界，是與其家庭教育、自身經歷、學術專攻

等分不開的。他的祖父“生而穎敏，好讀書”，因“家貧”，只能“以課徒自給”，但“親

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雖盛暑冱寒，未嘗一日少輟”，“于四部書靡不研究”，主張“讀

書必先識字，故于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為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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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之平仄，無少訛混”。（《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年逾八十，尚讀書不輟。或云：

“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讀書便俗。”(《記先大父逸事》)其父親“少承

庭訓，以讀書立品為務”，“不屑屑記聞章句，習舉子業，滌煩去濫，壹以先正為師”。因

“家故無負郭田”，“歲時伏臘，四顧壁立，恒相對愀然”，故“弱冠后，亦出授徒，束修

所入，悉以奉菽水”。（《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先考小山府君行述》）錢氏五

歲，綜觀四部書、能辨四聲清濁的祖父即“親授以經書，稍暇，即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

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雖然家無負

郭田，父親仍然貸錢為其購書。大昕本生而穎悟，故可想見其在十五歲時已具備良好的經史

和小學基礎。錢大昕一身殫心史學，自十八歲讀《資治通鑒》及不全本二十一史，萌發尚論

千古之志。二十二歲從王艮齋游，史學益進。觀覽史書，自然熟于史鑒，進而于歷史人物之

驕謙勤惰、功名成敗、高官厚祿、道德文章有透徹的理世界文化遺產手抄報 解。加之家庭影響，形成了他一生沖

和謙退、以博學立言為宗旨的人身哲學。其《嚴久能娛親雅言序》云：“今海內文人學士，

窮年累月，肆力于鉛槧，孰不欲托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

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胸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夸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

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撟，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多

讀書，善讀書，是他治學的心得，也是他一生的寫照。既已胸羅萬卷，也不率爾為文，恃才

傲物。他認為：“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帨，雖多奚為！”(《文箴》)雖數十年間勤

于著述，卻始終恪守著作中“間與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

的準則，今見《考異》中引當代學者及門弟子之說，皆標舉姓名。他自戒云“竊人之言，以

為己詞，欺世啖名，為識者嗤”(《文箴》)，并深以“郭象、何法盛之事”為恥。古人有失，

援據匡之；今人有善，表而出之。他序臧琳《經義雜識》云：“以古為師，師其是而已矣，

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

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經義雜識》是一

部質量相當高的學術著作，錢氏不但肯定其書之價值，更從臧氏著述的立意予以褒揚。倘若

稍讀一些錢氏的著作，便可體味到這既是對臧著的褒揚，也是他一生躬自實踐的信條。

錢大昕一生學問，可謂博大精深，足以自是，但他卻信奉“博而孱守，默而湛思”(《文

箴》)。其治學態度，即是在他著作中出現過數十次，并且也體現得最充分的“實事求是”。

其等身著作，是天資與勤奮的結晶，而他卻以“潛研”、“孱守”、“十駕”名其齋，謙然

若使人不解者。但是，當我們清晰地了解了他的行歷、思想及治學方法后，就可深切地把握

他一貫的人生哲學——“懷孔之璧，守老之黑”。(《圓硯銘》)

綜論錢氏之學問成就，大致可分為：經學，主要是小學；史學，主要是職官、輿地、譜

牒之學，元蒙史學以及金石學，避諱學，天文歷法學等等。這些學問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

本、目錄知識為樞紐而貫串之，綜合之。以上各門學問，當今學者均有專論，以探討錢氏在

各領域中之成就與得失，無須贅論。茲就筆者曾稍涉足或初有觀想者略述一二。

一、古聲紐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五提出“古無輕唇音”、“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后人概括為“古無舌上音”)二說，并以大量例證來證成其說。又著《聲類》四卷，以

一千五百余條例證來發明正轉、變轉之理。清代研討聲韻而先于錢氏者有顧、江，同時

者有戴、段，但諸家所論多偏重韻，唯錢氏獨求古聲。此說一出，學者翕然風從。清末

以還探求古聲紐者：如黃侃論證“照穿神審禪古讀端透定”，曾運乾論證“喻三歸匣，

喻四歸定”，及其他論證古聲紐文章者，皆循錢氏之方法。今有符定一等人據此而反證

古有輕唇音、古有舌上音，而學界大多還是信從錢說。筆者曾研討三禮漢讀、異文中之

古聲類，深感諧聲、異文所反映之古聲類有古今之變，亦有方音之異。錢氏對方音也是

有認識的，他與段玉裁書云：“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遍于天下，久之遂失

其最初之音。”又云：“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訛變。”(《答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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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錢氏能本著這種思想，對所輯集的古音資料再作一種微觀的方音研究，則古聲

類的真實面貌必然會進一步得到呈現。

二、避諱學錢大昕倡導經史無二，提高了史學的地位，使彌漫在歷史文獻中的避諱史料凸

現出來。錢氏抓住這個現象，深入研究，解決了大量歷史文獻中由避諱而引起的問題。

這些考訂分散在《考異》《金石文跋尾》和《養新錄》等著作中。與錢氏同時的周廣業

于嘉慶二年著成《經史避名匯考》，就避諱史料的搜輯而言，古今獨步，無人能出其右。

但因錢氏于廿二史逐史考證校勘，故其所論證的避諱史料亦有出周書之外者。陳垣先生

著《史諱舉例》，當今奉為避諱學之圭元宵節的圖片大全 臬。筆者因欲撰《避諱研究》與《避諱詞典》，

曾廣泛搜輯資料，發現《史諱舉例》乃取材于《日知錄》《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札記》及自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元典章校補》等書，而稍作倫次排比，

歸納為例。顧、錢、王、趙書中有關避諱論述以《考異》為最多，故可以說《舉例》主

要是歸納錢氏《考異》中避諱論述而成。

三、版本一般談清代版本學者，恒數顧、黃諸人，鮮及錢氏。今讀錢氏著作，知黃丕烈在

考證宋元善本時，多請其參證定奪。由于錢氏精于小學、目錄、校勘、輿地、職官、譜

牒、避諱，熟于史事，故其鑒定版本，往往能綜合運用各種知識，別白精審，既能定其

刊刻時代，又能考明其源流。何元錫所編錄之《竹汀先生日記鈔》記載了盧文弨、黃丕

烈、顧千里、周錫瓚、袁廷檮、江聲、李銳、吳騫等向錢氏請教并與之討論宋元版本之

事實。如能將此書與《潛研堂文集》《十駕齋養新錄》《金石文跋尾》等著作中有關版

本的論述輯集并加以研究，不僅可以確定錢氏在清代版本學中的地位，同時對理清清代

版本學史暨學者間之關系亦有裨益。

四、金石岑仲勉先生撰《貞石證史》，為本世紀很有影響的以碑刻證史的專著。岑先生以

為，“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數，然專金石而兼史者居多”，其弊在于“過信石刻”，“偏

責史失”，“專史而兼金石如錢大昕輩，寥落如晨星也”(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八本四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三十萬字，以“辨別小學，考證史事為主”(《鄭

堂讀書記》卷三四)。自王國維倡“二重證據法”，今人多推為首倡，奉為科條。其實，

《跋尾》之作，已無其名而有其實。

學術在發展，錢氏當初詮釋解決之問題，今天來看不免會有修正或需重新論證者，但就

當時而言，他追求實事求是，為學為人已達到了較完美的境地。乾嘉時期學者對他稱譽良多，

即如輕視漢學，與惠派經學家唇槍舌劍地論戰的袁枚，亦稱贊錢氏為人，并向其請教官制問

題。段玉裁以精于經學、音韻與《說文》著稱，且自以斷識精審，于其著作中動輒罵人。錢

氏在《竹汀日記》中對段注《說文》武斷增刪，“自信太過”表示過不滿，在《與段若膺書》

中對其《古文尚書撰要》《六書音均表》皆提出過尖銳意見，而段氏在《潛研堂文集序》中

自稱“后學”（段僅比錢少六歲），對其著作推崇備至，認為古人能以文集傳且久而著者，

數十家而已，錢集“好玩單機游戲 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

錢大昕一生著作豐富，其生前已刊行部分，嘉慶九年逝世后又續有刊行。道光二十年

（1840），錢師光將乾嘉年間所刊者匯集重修，成《潛研堂全書》十七種印行于世。光緒十

年（1884），長沙龍氏家塾增補《聲類》等五種，題為《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重印行世。

此雖題為《全書》，但專著、遺文仍漏略不少。今人陳垣、顧荻、劉渭平、朱瑞熙諸先生于

錢氏佚文均有輯集，張蔭麟、顧吉辰、朱瑞熙先生對錢氏著作之存佚均曾作考錄。光緒以還，

錢氏之各種專著，以抄本、刻本、石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等不同版本流行于世。陳文和先

生《錢大昕著述考》對錢氏著作及不同版本進行著錄考訂，搜輯頗勤，基本勾勒出錢氏著作

的存佚流傳情況。偶有失錄者如：上圖藏有清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抄本《洪文惠公年譜》一

卷及嘉慶四年黃廷鑒抄本《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一卷，《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尚有1958

年商務排印本，前者又有1994年岳麓書社《二十五史三編》本；《潛研堂答問》又有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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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重刊巾箱本；《王深寧年譜》又有《四明叢書四明文獻集》本；《疑年錄》又有小雙

寂庵《疑年錄匯編》本；《十駕齋養新錄》又有1983年上海書店影印本等等。陳文和先生

在諸家輯佚的基礎上，進一步參校搜輯，將佚文佚詩編為《潛研堂文集補編》，并與《全書》

及新輯專著十三種匯編成《嘉定錢大昕全集》，共十冊，約四百萬字，1997年由江蘇古籍

出版社出版。由于錢氏在當時已儼然一代宗師，求文者多，著述亦勤，編纂文集時未能搜全，

后人兩次輯印，亦只是略增專著，而無散篇。時推世移，像《元史紀傳稿》這種巨著已難覓

得，遺文散篇更不易遍搜，盡管筆者近來仍新發現錢文之一鱗半爪，但這已無礙新編《全集》

之輝光，新編《全集》可謂錢氏逝世后近二百年來最完善之版本。此書的出版，將使錢氏之

學術得以發揚光大，同時也應了段玉裁“傳而能久，久而愈著”的預言。

乾嘉考據學作為一個時代的學術已成過去，今方學術所憑借的出土資料已非清人所能夢

見，利用的方法也與他們有所不同，但乾嘉學者“無徵不信”、“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仍

然應成為現代學人的座右銘。錢大昕作為乾嘉學術代表之一，他的著作固然是一筆豐富的文

化遺產，但筆者認為，這位學術巨子在其勤奮著述的一生中所體現出來的“博而孱守，默而

湛思”的風范，“實事求是”、“無綠豆芽的做法 徵不信”的精神，平允謙和、薄責于人的學德，更值得

我們現代學人去體味，去思考。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虞萬里于榆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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