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晉商的理解

我對晉商的理解

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

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

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就是憑借當時天下最精華

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

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論，給

予很高的評價。這一時期，晉商雄居中華，飲譽歐亞，輝煌業績中外矚目。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晉商稱雄過程中，晉商一共樹有3座豐碑，那就是駝

幫、船幫和票號。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晉商的輝煌人物

有喬致庸等。

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

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晉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捐輸助

餉、購置土地、高利貸資本等方面。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

大商幫”。

李克強總理在山西調研期間指出，晉商精神是華商精神的精髓，山西要

挖掘好晉商精神這座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富礦。

如何理解晉商，如何理解晉商精神？

晉商特指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及其商業活動。

晉商是明清時期以山西為標志的商人群體，是從山西走出去的商團，曾

經攜領中國商業和金融革命，是擁有共同商人精神的山西商團。

晉商是一個群體——以山西為標志的群體

自古以來，山西地勢險要，三面環山，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兵家必爭

之地。境內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臺地等多種地貌類型，身居國中，

貫流而居，表里山河。早在春秋時期，山西大部分土地被晉國占領，故簡

稱為晉。山西物產資源豐富，尤以煤炭聞名遐邇，地下資源的豐富程度可

見在原始時代晉地的繁茂與生機。在黃河母親的哺育下，依偎著母親的山

西大地上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歷史名人與悠久的文化古跡。如女皇武則天、

名相藺相如、狄仁杰，大文豪王維、王昌齡、柳宗元、白居易等，而古文

物方面，則有豐富的建筑遺產，上迄唐代，下至民國，各類建筑品質超群，

蔚為壯觀。其中，喬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皇城相府、曹家三多

堂等都是山西民俗的杰出代表，這些磅礴大氣又精美華貴的大院文化也彰

顯了晉商輝煌的歷史,因此得來“地下文化看陜西，地上文化看山西”的美

譽。良好的外部環境促使山西的經濟一直穩健發展，直至隋朝時期，山西

仍是全國的經濟重地，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隋朝太原留守李淵從太原起兵反抗隋朝，李淵父子帶領太原精兵強將在

晉商的財力支持下一舉奪取風雨飄搖中的后隋政權，618年，建立唐朝，七

年后一統中國。這可以說是晉商最早以財力支撐政權的淵源，初顯晉商在

政治與商業方面完美結合的遠見與卓識，晉商的發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

封建政權的庇護。李淵稱帝后對山西太原十分重視，認為這里是“龍興”

之地，此后，太原又稱“龍城”，寓意黃龍誕生之地，興旺發達。由于唐

朝對山西的重視與喜愛，使得山西經濟發展曾經居全國前列。

宋元時代是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在經濟領域的發軔期，由于地理位置的

優越，山西商人在宋遼之間的貿易往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元朝建立政權

一統各國以后，隨著元代驛站制度的完善，明代開中制的推動和茶路的延

伸，物貿的繁榮，票號的新盛，晉商的商貿活動范圍得以快速發展，直到

14世紀中期，山西商人逐漸成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山西“經濟符號”與

“文化符號”。明代末年已經形成了“無西不成商”的影響力。清代則有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晉商”的傳說。

從山西商人做買賣的方式來看，它順應著貨物流通的規律形成了一種良

性循環，并且建立起良好的業內準則，只有達到標準的商人才能進入這個

圈子，想要飛黃騰達，投機取巧是短暫的，最后只能葬送前途，祖上父輩

傳下的訓誡也讓繼任者秉承著“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的傳統，在重

視互利共贏的同時，更重視在危難時刻團結力量救他人于水火之中等于拯

救自己的古訓，這是日后形成山西會館的原因，也是晉商作為一個大團隊

持續輝煌下去的根本力量。商幫文化是晉商文化重要的方面，它以一種行

業準則的方式，規范商人的行為，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締造了晉商文化

的輝煌。

自明清起，晉商作為一個群體真正走向全國和世界各地，影響了中國經

濟的發展進程，山西商人們在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因素中漸漸發跡，在走

出山西，南下北上中，造就了一個偉大的商業傳奇，開啟了中國金融業的

發展歷程。

晉商是一個團隊——從山西走出去的商團

晉商是一個團隊，一個從山西走出去的開放型商業團隊。他們用自己的

勤勞與智慧，開辟了一個又一個商業領域，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城市；

他們用自己的堅韌與擔當，締造了一段又一段輝煌；他們開拓與進取，行

大道、重仁義，走出了一條晉商的成功之路。

晉商的成功之路，是一條走出來的“茶葉之路”。這一路歷盡艱辛，灑

下了晉商的汗水，埋沒了錚錚白骨，留下了晉商的千古印記。在這500年

中，風雨無阻、來往穿行其間的就是晉商商幫。在清中前期較為寬松的宏

觀政策下，晉商在對外貿易中取得了長足發展，旅蒙貿易與東北齊齊哈爾

驛站以及通過蒙古草原通往新疆的商路等都是晉商用勤勞與智慧換來的豐

碩成果，這一路上的艱辛與煎熬換來了豐厚的家業與富可敵國的美譽。

晉商不僅僅開辟了“茶葉之路”，河東（運城）、平陽（臨汾）、澤州

（晉城）、潞州（長治）、并州（太原）、平（平遙）太（太谷）祁（祁

縣）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經營的業務涉及鹽鐵、物貿、金融等諸多

領域。

晉商的成功之路，是一條締造中國金融業的創新之路，不僅締造了中國

早期金融業——票號，而且把票號開遍了中國的每一個城市和貿易可達之

地，票號的全國性連接功能，有力推動了中國的跨區域貿易，票號的產生

和發達，推動了中國經濟整體上開始向商品經濟邁進。

晉商是一個時代——曾經攜領中國商業革命

晉商在明清時期引領了中國商業與金融領域的革命和創新。

著名金融史學家孔祥毅教授認為“清代中期的票號及其業務的開展可以

說是當時的一大創舉，也是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雛形，是商品流通和貨幣流

通矛盾解決的必然。其起源時間尚未定論，但由晉商創辦在理論界基本取

得共識，并在清代中期取得了長足發展，其分支機構遍布國內外，在日本、

外蒙、新加坡、俄羅斯等國都有分支機構，國內其業務也延伸到廣東、香

港、烏魯木齊等地。主要業務是異地匯兌和存貸款。其作用要遠大于銀號

和錢莊，且銀號和錢莊的業務范圍主要服務于本地，而票號的業務遍布國

內外，且票號還有代理國庫和省庫的作用，其對清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

作用及對清政府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外國人曾統稱山西貨幣商人的企業為“山西銀行”。德國學者李希霍芬

在同治年間多次在山西考察，在其著作《中國》中曾寫到“山西具有卓越

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當時居于領導地位的金融機關——票號，掌握著全

中國，支配著金融市場，可以說計算的智能勞動是該省的唯一輸出的商品，

這也是財富不斷流入該省的原因。”晉商的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混合生長，

有許多創新之處。晉商在金融領域一系列的創新制度對晉商商幫的茁壯成

長添磚加瓦，為日后建立起宏偉基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步步的摸索探

尋，融合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在實踐的基礎上尋找到一條獨特而適合自身

發展的道路。

攜領中國商業與金融革命的重任并不只是在金融領域的革新和創造，在

國家競爭方面，晉商集團作為強有力的國家后盾和物質支撐為整個國家鞠

躬盡瘁，竭盡所能保衛國家應得的權益。中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

條約》的簽訂，打開了兩國交往的大門，特別是《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極

大地促進了中俄貿易的發展，而晉商作為與沙俄貿易的主要商幫，從中獲

得了極大的利益，也為晉商的資本積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在西方侵略

者的貪婪本性與殖民主義傾向的預謀下，原本是良性貿易的晉商與俄商的

利益爭奪戰最后演變為爭取國家尊嚴的戰爭。侵略的號角已然吹響，在這

一場與俄貿易的對抗中，晉商實力、才智以及對策都遠勝俄商一籌，在堅

持貿易戰持續的過程中，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以及對外國列強的縱容讓晉商

在這場商戰中慘敗。雖敗猶榮是對這次爭奪戰的最好詮釋，晉商團結一致，

出謀劃策共同對抗侵略者，在幾次拉鋸戰中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勝出，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難能可貴的。晉商不僅成為了攜領中國革命的一面

旗幟，并且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晉商在危難之時，勇于承擔的強烈民族責

任感。

晉商在明清500年間，開辟茶路，建立商業規則，探索新的商貿與經營

模式，帶動商貿城市的繁榮，創立票號，不斷創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業務，

構建管理模式，成為了中國商人和金融業的引領者和帶動者，是中國明清

時期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導力量。

晉商是一種精神——擁有共同堅守的商業精神

“誠信義利，開拓創新”的晉商精神，成就了晉商。

在以封建小農經濟為主導的古代中國，從商被人詬病，總被認為是投機

倒把之流，耍小聰明又不踏實勤勞。晉商扭轉了當時社會重農抑商的思想，

在重商立業的過程中，對子孫后代的道德教育更加重視，凡有實力的晉商

家族對商業合作伙伴的德信義的重視上升到了原則性高度，若人品不好，

道德信譽不強，即使雙方能夠合作獲取最大利益，晉商也會遵守自己的處

事原則，不會與之合作，這是重商立業的基本立足點。

誠信是商業合作達到長久的根本，只有值得信賴，才會有更多商機，才

會有更好的發展前途。從開中制壟斷鹽業生意到旅蒙貿易再到中俄茶葉之

路，從商場買賣到票號領域的創新，更可謂是開創了中國金融革命之先河，

正是這種開拓進取的品質讓晉商在明清五百年間不斷進取，追求卓越。

晉商作為中國著名的商團，在中國商業歷史上播種下了中國商業走向繁

榮的種子——商人精神。

在晉商的傳統觀念中，同鄉情誼十分深厚，對同鄉也給予比外鄉人更多

的信任，因此在晉商發展興盛的過程中，彼此互利共贏，誠信義利，同舟

共濟成為大家一致尊崇的信條。清光緒三年（1877），山西遭受了三百年

一遇的旱災，莊稼顆粒無收，許多人都因饑餓流落他鄉或死在半路上，當

時的清政府無能，腐敗的朝廷無法擔任救災的重任，于是晉商扛起救災重

任，當時的大戶人家喬家和常家最為傾盡全力。“常家在自身貿易萎縮至

正常年景4%的情況下，捐出賑災銀3萬兩。另一個大戶喬家的掌門人喬致

庸當時已年逾八旬，但他親自做出決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無論男女

老幼生活一律從簡，災年期間一律不許做新衣服，更不許吃山珍海味；第

二，凡喬家堡的人，按人發給足以維持生活的糧食，直到災年過去；第三，

在街上設鍋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達到“插上筷子不倒，解開布

包不散”的標準。”喬家和常家只是救災中的代表人物，整個晉商都參與

這場救災當中。“短短幾個月內，晉商共捐銀12萬兩。”這種同舟共濟的

作風是每個晉商大家族傳承下的美德，家族中不論長幼尊卑都有禮節講和

氣，從不趾高氣昂，但凡在這一個大家族中奉獻終身的仆人都會得到安穩

豐足的回報來安享晚年。晉商這種“有難必幫，共度難關”的品格為世人

所稱頌。贈人玫瑰，手有余香，晉商深知幫人就是幫自己，這種成人達己、

同舟共濟的精神也成為晉商傳承的美好品質。

晉商 “誠信義利，開拓創新”的商人精神，不僅是晉商成功的精神引領，

同時成為了中國商人的共同精神所在，正如李克強總理高度評價的“晉商

精神是華商精神的精髓。”正是這種精神使得晉商不僅與徽商并稱中國兩

大商幫，而且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成為了締造中國商人精神

的商界領袖。

晉商的輝煌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必然的結果。晉商精神在其成長和發

展的各個階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引領著晉商的行為方向，成為支撐晉商

輝煌的內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