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現象分析——沒病找病

“被精神病”現象分析——沒病找病

最近幾年，社會上流行一種“被精神病”的用語，含義如其名，意指本來不

是精神病人，卻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被當成精神病患者。隨著“被精神病”的

案例不斷增加，這個問題也越來越受到社會輿論的密切關注。在網絡上，更有一

些人將個人不情愿但是被迫做某件事情的情況冠以“被??”的稱號，借以來諷

刺政府某些權力被濫用的情形。2003年10月 30日，河南省漯河市農民徐林民

因幫助殘疾人狀告鎮政府而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六年半的時間里，與世隔絕，被

捆綁50次、電擊55次，每天被注射鎮靜類藥物，兩度逃跑、幾度自殺，從而使

得“被精神病”事件更加引起社會關注；2004年，黑龍江農民黃淑榮因上訪被

多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后被多位精神病專家會診鑒定為“連輕微精神病都不

是”；2010年4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的網友彭寶泉，因拍攝了幾張群眾上訪的

照片后，被送進派出所，并被派出所送進當地的茅箭精神病醫院，而家屬竟被蒙

在鼓里??這些“被精神病”案例不禁使我們反思，在一個崇尚法治、權利至上

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讓人感到震驚。被強制收治，在精神

病醫院里，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幾乎接近于絕境，已經漠視了人的尊嚴。

黑格爾曾經說過：“法的命令是成為一個人，并尊敬他人為人”，在精神衛生法領

域，如何規范這一類行為，從而保證作為一個個人享有的權利與尊嚴，值得思考。

在判斷是否患有精神病時候，這個判斷的權力若交由政府機關則會相當危

險，如果你承認自己有病，那么就得在精神病院里老老實實地呆著，并接受治療；

如果你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病，那么他們會說精神病人都不會承認自己有精神病，

因此你還是患有精神病。這個荒謬的邏輯就像美國作家約瑟夫·赫勒筆下的“第

22條軍規”——是一個你永遠也無法逃脫的圈套和陷阱。從而為將上訪群眾強

行送進精神病院進行所謂的治療，實則拘禁別人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大開方便之

門。

“被精神病”案例是綜合性社會問題產生的結果，正常人被非法收治和關在

精神病院的主要原因，其實是把握判斷精神病人的權力出現了問題，當弱勢群體

執著于挑戰強權利益和威嚴時，“被精神病”的標簽就粉墨登場，這更多發生在

現實生活中信訪、反貪、維權的諸多糾葛之中，成為壓制群眾申訴，維護地方政

府形象，侵害公民權利的工具。“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被精神病”

是一種權力病，也是一種“制度病”，是權力失去制約的結果，是制度缺乏有效

監管、監督的結果。有的網友曾這樣形容目前的精神病診斷收治程序：精神病醫

生承擔了公安、檢察院與法院三重機關的職能，偵查、起訴以及審判包括最終入

獄服刑，所有的程序全部被精神病院包干，如此不受監督的程序，讓“被精神病

者”一路綠燈接受“治療”。

精神病與其說被當作疾病，不如說被當作“思想問題”；治療精神病，某種意義上說是

為滿足社會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會上擾亂秩序或可能干擾建設步伐的病人安置起來，迅

速治療，使其早日回歸社會主義建設中。——hhjgwz：《“被精神病”時代：如何飛越權利圍

城的瘋人院》摘編自《華聲論壇》。

“被精神病”事件頻出是制度之弊，是社會之病，有必要對精神病收治制度進行反思，

對一些部門暴力執法的做法進行檢討，尋根溯源、革除頑疾。——寧波日報社：《“被精神病”

事件頻出是社會之病》摘編自《寧波日報》。

精神病診斷事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如果不經嚴格的程序就可以將人送進精神病院，

那將人人自危，它已經成為公民人身自由喪失的一個醫學理由。——長沙晚報社：《“被精神

病”背后是權力濫用》，摘編自《長沙晚報》。

去年9月，鄭州市衛生局下發文件，規定各轄區篩查發現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任務數不低于轄區常住人口數的2?。鄭州市金水區衛生系統內部人士提供的資

料顯示，在鄭州市指標分配下去后，金水區在上級分配的1742人的排查指標基

礎上，對下轄的各個社區按照人口數進行了分配。合計要求39個社區完成2023

人的排查任務，任務層層分解到每個居民小區（10月9日新華社）。篩選精神

病患者，竟然攤派指標，真是令人大跌眼鏡。如此的做法，難道不會造成一些社

區單位為了完成指標，即使沒有精神病患者，也要無病稱有病，想著法子變幾個

出來，真是沒病找病，強制性的指鹿為馬，人人豈不自危了。如此的篩查變得教

條化、形式化。其實類似的攤派指標，在政府的工作中并不少見，例如罰款指標、

破案指標、計生指標、死人火化指標??各種指標層出不窮，各種亂執法現象屢

見不鮮，才會產生如此之多的尸體倒賣、冤假錯案、“被精神病”現象。搞攤派

指標，其實就是一種“行政精神病”，經過層層攤派任務指標，上級政府領導就

可以強逼著下屬拿出符合要求的數字，而自己則可以拿著標尺檢查驗收，向更高

的上級領導交差；這些數字是否都是真實的，則可以不管不顧了。

被寄予人們厚望，期望根治“被精神病”的《精神衛生法》于今年5月1

日開始正式實施。《精神衛生法》明確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

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礙的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這個法規的頒布，

著實邁出了以人為本、尊重個人愿望與需求的一大步，是進步的。但是，這個能

從根本上解決“被精神病”的問題所在嗎？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處理好五個問

題：一是誰有權判斷“精神病人”？二是誰有權決定對“精神病人”實施強制醫

療？三是如何在精神衛生醫療機構中建立完備的救濟制度，成立監督機構，對其

診療程序進行嚴格監督，對診斷的復檢，鑒定等也應加強審查監督的力度。四是

需賦予被強制醫療的被申請人以異議權，使得“被精神病”者也擁有訴訟的權利。

五是進行強制收治的門檻要提高，不僅要考慮其暴力危害程度，且是否住院由患

者決定，住院后也要由監護人、近親屬和民政部門組成的第三方監督機構進行定

期檢查。

“被精神病”現象折射出公權力的肆意擴張和濫用，權利如何得到制約，如

何在制度上完善監管措施，這是立法者的任務，完善強制送治制度、建立有效的

診斷制度以及強制住院治療制度等等方面，保障有一個司法獨立的、客觀的精神

病鑒定機構，防止政府行政權力的不當干預，以及需要檢察機關的外部監督，充

分調動新聞輿論的監督,促成“第四種權力”對政府權力的制衡。當然執法同樣

重要，如果有規則，大家都不遵守，那么法律只會形同虛設。執法要求合法，現

今，如何規范政府執法是政治體制改革所必須面臨的問題，最根本的是堅持依法

行政，按規則辦事，在法律上即為正當法律程序。。

程序正義最早可追溯到英國古老的自然正義原則，在美國的憲法修正案第5

條也有此規定。自然法學家富勒在《論法律的道德性》提出了一組相對應的觀念，

即“法律的內在道德”與“法律的外在道德”。 法律的內在道德即“程序自然

法”，指真正的法律制度所應該具備的條件，只有符合這些條件，法律才能成為

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是使以規則管理人類行為的事業成為可能的道德，也就是法

律能夠成為法所必須的前提條件；法律的外在道德即“實體自然法”，指通常意

義上的道德，是法的各種實體目的或理想，如公平、正義、好壞等。富勒在特別

強調法律的內在道德，認為內在道德包括八個要素：（1）法律的一般性；（2）法

律應當頒布；（3）法律不應當溯及既往；（4）法律內容應該清晰明白；（5）法律

不應該要求不能或無力做到之事；（6）法律不應存在矛盾；（7）法律在時間之流

中應該具有連續性；（8）官方行動與頒布的規則應該一致。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富勒追求的價值是一種秩序的價值：一種不是由暴力所建立的，也不是以一種命

令式的提出的，更不是通過扭曲人們的意志以貫徹某種目的的。反之，它捍衛著

一種最低的底線，在此之上，人們可以充分地運用自己的智力和創造力，通過彼

此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去達成一個共同體所期望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