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遼代錢幣的流通問題
作者：任雁
來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3期
任 雁
貨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貨幣最基本的職能就是流通。流通的范圍廣泛與否和交換的頻繁程度，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因而我們研究遼代貨幣的流通問題，不得不考慮貨幣的流通量，沒有一定的量，流通就無從談起。本文就遼代錢幣的流通問題談點粗淺的看法，請方家指正。
一
據史書記載，遼代建國之前就開始鑄幣。《遼史·食貨志》載：“鼓鑄之法，先帝撒剌的（阿保機之父）為夷離堇，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此后遼代各朝都開鑄有年號錢，并發行流通。史載，遼景宗保寧年間（969－978年）設立“鑄錢院”，興宗重熙年間（1053年）又設置“戶部司”、“錢帛司”等機構專門負責鑄錢事宜，可見遼代統治者對錢幣鑄造之事還是很重視的。
《遼史》收錄的年號錢只有乾亨、太平、咸康、大康、大安、壽隆（錢文應為壽昌）、乾統、天慶八
種，對這幾種錢幣的鑄行已得到共識，但“乾亨”錢到目前為止尚未有準確的出土與發現。“太平通寶”、“天顯通寶”、“天贊通寶”、“應歷通寶”、“天祿通寶”、“統和元寶”、“保寧通寶”、“開泰元寶”、“重熙通寶”、“清寧通寶”，在《遼史》中未有記載，但均已出土。更可喜的是“開泰元寶”、“景福通寶”、“神冊通寶”、“會同通寶”均已出土，并為藏家收藏。這樣看來，從太祖神冊年間到遼代末帝天祚帝天慶年間所有年號均應有鑄錢。目前僅有大同、保大、乾亨三種錢沒有出土發現外，其他年號錢均已發現。此外，大遼王朝在歷史上曾經仿鑄了許許多多的歷朝錢幣，這與其行用歷代貨幣有關。這其中有仿漢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不過文字不是完全一樣，有其特色，與漢錢不同。仿唐的如“開元通寶”、“乾元重寶”文字亦不同。仿五代十國的，仿宋的，種類眾多，品種各異。
然而，我們從傳世和出土遼錢情況看，遼錢的數量極其稀少，尤以“上八品”更為突出。為了表明遼代錢幣出土數量與其他朝代錢幣出土數量的比例關系，現將1994年以前的資料摘錄如下：
1. 1958年，遼中京遺址發掘出土大量宋錢，僅2枚遼錢；
2. 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莊，出土銅錢140公斤，僅44枚遼錢；
3. 1978年，赤峰牛營子出土銅錢60多公斤，只清寧、大安數枚遼錢；
4. 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鄉大良溝村出土銅錢47公斤，8枚遼錢；
5. 1981年，林西新城子鎮七合堂村出土銅錢777.5公斤，246枚遼錢；
6. 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場鄉上石匠山村出土銅錢180公斤，遼錢123枚；
7. 1981年6月，巴林左旗豐水山鄉中號村出土銅錢637枚，僅1枚遼錢；
8. 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蘇木輝騰高勒村出土銅錢12289枚，遼錢僅4枚；
9. 1983年，渾源林場鄉破兌白村出土銅錢1875枚，遼錢1枚；
10. 1985年，呼盟扎蘭屯出土銅錢19公斤，遼錢1枚；
11. 1986年，山東微山縣觀城鎮東田陣村出土銅錢104公斤，遼錢1枚；
12. 1986年，北京昌平縣三泉寺古剎出土銅錢1公斤多，遼錢1枚；
13. 1987年，赤峰敖漢長勝鄉烏蘭巴蘇木出土銅錢3.8公斤，遼錢9枚；
14. 1987年，遼寧省康平縣西關屯鄉邊臺子村出土銅錢67公斤，遼錢4枚；
15. 1987年，伊盟烏審旗陶蘇木桃兒廟嘎查出土銅錢430公斤，遼錢23枚；
16. 1988年，興安盟科右前旗躍進馬場十三連出土銅錢1000余枚，遼錢2枚；
17. 1994年，巴林右旗巴彥琥碩鎮巴彥琥碩村出土銅錢2.69公斤，遼錢1枚。
從總體上來看，遼錢在出土貨幣總量中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錢或舊錢。《遼史·食貨志》（卷二九）記載：蘇轍使遼，所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銅錢”。這說明，即使在遼代中期經濟鼎盛時期，流通貨幣仍以外來錢為主，鑄幣業始終處于相對落后狀態，貨幣緊縮現象十分明顯。
二
遼朝是公元10世紀至12世紀我國北方古老的民族———契丹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然而人們研究遼的歷史，卻發現遼代鑄幣極少，這似乎與遼代強盛的國力和繁榮的經濟等歷史發展情況不太相符。筆者以為，遼代自身鑄幣業始終發展不起來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首先，客觀上遼代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商業活動頻繁外，廣大農牧區閉塞落后，尚處于自給自足或實物交換狀態，而城市不僅數量少，而且規模不大，其商業活動無法與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業主要為滿足統治者的需要而服務，對貨幣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二是遼鑄幣業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動性大，嗜武尚戰，性好掠奪，其錢幣來源十分廣泛。其中，從漢地輸入的漢唐五代舊錢及宋錢成為主要流通貨幣。遼建國后繼續推行這一政策，著力吸引宋錢，逼石敬瑭進獻邊地舊錢，鑿大安
山取劉守光所藏錢，還曾從民間征集錢幣，大安三年，海云寺進獻濟民錢一千萬緡（卷六○《食貨志》）。澶淵之盟后，更是每年從宋朝得到大量歲幣銀，從1004~1221年的117年間，總共獲歲幣銀3150萬兩，絹1907萬匹，其中很大一部分應以銅錢折算。三是遼境內鐵多銅少，原料缺乏，歷代統治者都實行銅禁，并嚴禁私鑄，致使銅鑄幣稀少。同時，遼境內盛產金銀，礦冶發達，再加澶淵之盟后宋每年進貢的大量歲幣銀，在發現的貴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銀器隨葬，金銀也自然會大量流入市場，充作支付手段。由于金銀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錢幣，這也是造成遼代鑄幣量少的一個原因。四是契丹傳統流行實物交換，在很多地區，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張一直用于充當支付手段。而早期鑄幣大多為了紀念，晚期也只是補充宋錢的不足。
此外，作為傳統的游牧國家，遼統治者從主觀上對鑄幣業就沒有足夠的重視，只是漢化過程中吸收漢文化的結果之一，也是貫徹“因俗而治”為妥善處理多民族關系而采取的一項措施。遼代民族關系比較復雜，燕云地區以漢人為多，北方牧區，以契丹為主，奚、漢、渤海人聚居雜處，遼統治者“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繼承漢人錢幣制度，大量使用漢錢。這一措施，除了客觀上有利于自身經濟發展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遼代幣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觀上遼統治者處理民族關系的遠見和大度。
縱觀遼代200多年的歷史，盡管鑄幣量極小，規模不大，但由于大量引進宋錢，嚴禁私鑄，終遼一代并未發生嚴重的錢荒。
據《遼史·食貨志》、《契丹國志》等史書文獻記載，遼朝統治中期以后，流通交換領域使用錢幣交易支付的事例大為增加，無論南部還是北方貨幣使用到處可見，似乎表明當時遼朝境內已經開始進入貨幣經濟時代。這一時期，遼代自鑄錢數量略有所增加，但較之唐朝和北宋所鑄錢幣來說，數量仍然較少。流通中大量使用的是中原宋朝以及宋以前的鑄幣。據對原屬遼境的內蒙、遼、吉、晉等省區出土遼代錢幣窖藏統計分析，宋錢及宋以前舊錢數量占90％以上。這些宋錢及舊錢是通過戰爭掠奪、官方榷場貿易、民間互市貿易以及宋朝向遼供應“歲幣”等途徑流入遼境的，它們對促進遼朝經濟的繁榮興盛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總之，從遼代錢幣的出土情況、流通情況看，遼代的商品經濟水平已達到相當的程度，尤其是遼中后期開始大量鑄行本朝幣就是一個明證。我們不能因為遼代本朝錢幣鑄量少，流通量小而片面認為遼代社會經濟落后。事實上，這正是遼朝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錢幣上具體反映的一大特征，其本國的貨幣政策是以前朝貨幣，尤其是宋幣為主幣，而以本朝貨幣為輔助，甚至大量仿鑄前朝貨幣和宋幣，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遼宋經濟一體化水平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社會經濟和文明發展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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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單位：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