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陳郡謝氏婚姻考略
王連儒 撰
《中國史研究》，1995/04，67─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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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初年，在謝鯤避地豫章，出任王敦長史以前，陳郡陽夏的謝氏家族，似乎并不被人所知。因此，永嘉之亂后，謝鯤率族人辟易江左，無論是與僑姓士族還是江南土著大姓相比，都不堪為人稱說。目前，我們見之于史書的有關謝氏家族的材料，自謝鯤、謝裒兄弟上溯，充其量也不過兩代，這與那些脈望源于兩漢的世家大族相比，根基實在是單薄。
漢魏以來，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鞏固，主要依賴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靠士族成員在政治德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二是靠士族階層在婚姻倫常領域的彼此提攜與利用。永嘉以前，謝氏在政治德業方面并沒有取得明顯的優勢，故其與士族間的通婚也便受到種種限制。有關這一點，我們從《世說新語方正篇》的一段記載中便可看得十分清楚。”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耽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恢兒娶鄧攸女。于是謝尚求其小女
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謝尚為謝鯤之子，此次向諸葛氏求婚，是他為其伯父謝裒之子謝石所為，故諸葛恢遂有“不能復與謝裒兒為婚”的話。諸葛氏
為漢魏舊姓，東晉初年，能與瑯邪氏以及潁川庾氏相抗衡者，唯有諸葛氏一家而已。《世說新語排調篇》所記諸葛恢與王導戲爭族姓高低一事〔1〕， 更可看出其以族望凌人的傲慢心態。
士族社會的婚姻，是一種復雜的倫常政治現象，士族間伊我相顧的聯姻，不僅對皇權政治產生影響，而且尚主納妃的特例，又將皇族與士族連為一體。由于倫常政治的相互滲透與影響，國家政治的屬性往往也因此變得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同時又帶有濃厚的倫常色彩。東晉以來的謝氏婚姻，經歷了一個由沉寂到隆盛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倫常與政治因素對謝氏婚姻之發生與發展，均起著程度不同的制約作用，因此，研究謝氏婚姻的意義，并非僅是借此考察發現謝氏家族繁衍傳接的生理機制，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去研究發現與謝氏婚姻有關的政治倫常現象。
一、謝尚向諸葛氏求婚的機緣及背景
魏晉以來士族間的通婚，正如諸葛恢所說，確實存在有兩種情況：一是所謂的“世婚”，即累世都有姻親關系。這種婚姻既包含有倫常交好的因素，同時又不排除某種政治目的性。二是借助于婚姻“伊我相顧”的彼此提攜與利用。所謂“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貴”〔2〕，雖然指的是一般士族與皇族之間的婚姻關系，但在門閥制度隆盛的漢晉，同樣也有其普遍性。謝尚求婚，雖遭諸葛恢拒絕，但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諸葛恢卒后，其小女諸葛文熊最終歸嫁謝氏。為此，王羲之曾于所著《雜帖》中專門提及此事：“二族舊對，故欲援接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婚事。”〔3〕實際上，諸葛氏家道中衰，也未必發展到婚嫁需人資助的地步，但諸葛恢卒后，因家業中落，其子弟欲接強宗以壯門戶的做法卻是事實。謝尚究竟何時向諸葛氏提出聯姻的要求，我們無從考證，但是，諸葛恢卒前大約二、三年間，謝氏最起碼已經具備了向其求婚的條件，因此，我們有必要就謝尚向諸葛恢求婚的機緣與背景作一分析。
晉元帝渡江之初，謝氏在政治德業方面雖然沒有取得突出的成就，但謝鯤棄儒就玄的名士風操，卻在東晉文人士大夫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有關這方面的情況，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證實。一是謝鯤嘗奉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諸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4〕時人拿謝鯤與庾亮相比， 這對于政治根基尚不深固的謝鯤來說，無疑是一件受寵若驚的事情。因此，謝鯤回答明帝，也就盡量迴避政治而只談風操。謝鯤這樣做，既符合魏晉以來名士以風操特異沽名釣譽的心態，同時也在朝廷政治中大大宣傳和強化了自己的地位。二是王導從弟，也就是晉元
帝之姨弟王廙病逝后，明帝曾與大將軍溫嶠書說：“痛謝鯤未絕于口，世將（王廙字）復至于此。并盛年俊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遠識有志……”〔5〕謝鯤卒于晉明帝太寧元年，從明帝對他的眷惜與褒獎看，至少太寧以前，謝鯤在朝野已經享有較高的盛名。謝鯤之子謝尚，十幾歲時便為東晉名流諸如溫喬、王導等人所知，這說明謝鯤在建康與士族名流有著廣泛的接觸。謝鯤在政治德業以及士操方面所做出的種種努力與嘗試，不僅為東晉士族重新評估謝氏創造了一個好的開端，同時也為其后人順利步入政治創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