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遠浩博的中國文化，從孕育發生到恢宏壯大，有一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這一歷程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日臻豐富的歷程，也是“人不斷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進高峰的歷程。而除此之外，各個歷程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處，也是這精髓之特征，書寫了華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
關鍵詞：傳統文化 發展歷程 基本特征 儒家學說
所謂傳統文化，廣義上看應包括中國有史以來的所有文化，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狹義上主要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中國儒釋道文化，特別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學。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從漢武帝始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前期諸子并存、百家爭鳴，后期一儒統天下，雖然也有釋道參雜其中，個別時候甚至蓋過儒術，但總體上是儒家獨步天下，無有能與爭雄。縱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大體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產生的過程中，最早出現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簡單加工的石塊，
考古學上將這一時期稱為舊石器時代。從元謀人直到距今約7000年前的四川資陽人均處于這一時代。其中火的使用是舊石器時代先民的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創造。從距今7000年開始，中華先民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磨制的較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農業、畜牧業取代采集狩獵，成為首要的生產部門。以“泥條盤筑”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廣泛出現。
與物質文化長足進展的同時，中國先民的觀念文化亦日益豐富、深化。原始宗教與原始藝術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態。中華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對象非常廣泛，大致可分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三大類。另外表現在關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處的關系有兩種，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社會內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上古時代主要有男女通婚關系，以及由此關系制約的氏族關系。其組織形式則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發祥于山東半島渤海灣。在初始階段，商人主要從事游耕農業。與此相適應，商人的都城一再遷徒，史稱“不常厥邑”。在長期定都的條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兼具“象形”、“會意”、“形聲”等制字規則的甲骨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文字進入了成熟階段。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使遷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冊有典”。以殷為中心展開活動的商人，脫離原始社會未久，在以神秘性與籠統性為特征的原始思維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體現出強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關于殷商時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屢有記述。《禮記·表記》便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確立的兼備政治權力統治和血親道德制約雙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響深入中國社會機體。雖然漢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現為國家政治制度，但其強調倫常秩序、注重血緣身份的基本原則與基本精神卻依然維系下來，并深切滲透于民族意識、民族性格、民族習慣之中。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話，那么，這種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戰國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輝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會大變革時代為各個階級、集團的思想家們發表自己的主張，進行“百家爭鳴”提供了歷史舞臺，同時，它也有賴于多種因素的契合。所謂“百家”，當然只是諸子蜂起、學派林立的文化現象的一種概說。對于其間主要流派，
古代史家屢有論述。
由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以“仁”為學說核心，以中庸辯證為思想方法，重血親人倫，重現世事功，重實踐理性，重道德修養。具體說來，在天道觀上，儒家承繼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與“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揚“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時又對神靈崇拜作淡化處理。在社會倫理觀方面，它以“仁”釋禮，把社會外在規范化為內在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要求。在修身治國方面，它設計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的發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為鞏固政教體制提供了切實可循的途徑。守舊而又維新，復古而又開明，這樣一種二重性的立場，使得儒家學說能夠在維護禮教倫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過去，一手指向未來，在正在消逝的貴族分封制宗港社會和方興的封建大一統宗法社會之間架起了橋梁。這就是為什么儒學在當時能成為“顯學”，以及雖然于變革動蕩的形勢下顯得迂闊難行，而到新社會秩序鞏固后又被捧上獨尊地位的原因。漢代以后，儒學幾經變化，禮教德治的精神始終一貫，從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諸子中與儒學并駕齊驅的一大流派。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許多方面都是儒家
的對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文飾，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張“有為”，道家倡導“無為”；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醉心于個人對社會的超脫。
法家的先驅人物是齊國的管仲與鄭國的子產，他們力主強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達到富國理亂的效果。他們的理論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嚴不宜寬。墨家的創立者是魯國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從事勞作的下層群眾，尤以手工業者為多。故墨家學說強調物質生產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對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費（“節用”），企圖以“普遍的愛停止戰亂取得太平”（“兼愛”），同時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專制統治（“尚同”），從而典型地映現出小生產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創立諸子學派的孔墨老莊，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他們以巨大的熱情、雄偉的氣魄和無畏的勇氣，開創學派，編纂、修訂《易》、《書》、三《禮》、《春秋》等中國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對宇宙、社會、人生等無比廣闊的領域發表縱橫八極的議論。正是經由各具特色的諸子百家的追索和創造，中國文化精神的各個
側面得到充分的展開和升華，中華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確定。有鑒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的概念，將春秋戰國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四、秦漢文化：
秦漢帝國的盛大根植于新興地主階級的生氣勃勃、雄姿英發。由統治階級精神狀況所決定的社會文化基調也處于一種不可抑制的開拓、創新的亢奮之中。宏闊的追求成為秦漢文化精神的主旋律。萬里綿延、千秋巍然的秦長城，“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氣勢磅礴、規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水域總面積超過北京頤和園五倍的長安昆明池，“包括宇宙，總覽人物”的漢賦，以百
科全書式的恢宏眼光觀照歷史的《史記》，無不是在秦漢宏闊文化精神的統攝下產生出來的輝煌制作物。
開拓進取、宏闊包容的時代精神作用于中華文化共同體內部，激發了工藝、學術的創作高潮；作用于共同體外部的廣闊世界，則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漢時代，中國文化從東、南、西三個方向與外部世界展開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廣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
文化活動是漢武帝時期導致絲綢之路開辟的張騫通西域。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產品遠抵西亞和歐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斷地涌進中國，中國文化因此增添了燦爛的色調和光彩。
五、魏晉南北朝文化：
戰亂與割據打破了帝國的一元化政治與集權式地主經濟體制，定型于西漢中期的以經學為主干、以儒學獨尊為內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動活潑的多元發展局面。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宋書·謝靈運傳》）玄學是魏晉時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隨后，道教形成。與道教勃興的同時，另一支宗教大軍也氣勢日增地開進了魏晉南北朝文化系統，這就是來自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學（儒學、玄學）、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頡頏、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蕩的格局。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玄、佛、道二學二教的相互沖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識形態結構的激烈動蕩。這一時期因匈奴、鮮卑、羯、氐等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引發的胡漢文化的大規模沖突，更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豐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與融合中，中國文化得到多向度的發展和深化，強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異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氣象恢宏，與地主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休戚相關。魏晉南北朝，活躍于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是門閥世族地主階級，他們憑借門第、族望而世代盤踞高位，享有各種政治、經濟特權，“高門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門則進身不易。然而，門閥世族勢力在隋唐時期趨于急劇沒落。給予門閥地主致命打擊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農民大起義，繼之而來的則是楊隋和李唐政權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舉制在內的一系列全面壓抑門閥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門閥世族衰落的同時，大批中下層士子，由科舉人仕途，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從而在現實秩序中突破了門閥世胄的壟斷。
在隋唐之際巨大社會結構變動中登上中國文化舞臺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階級的精英分子，有為的時代，使他們對自己的前途與未來充滿自信和一瀉千里的熱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種明朗、高亢、奔放、熱烈的時代氣質。
中國文化發展至唐，顯示出一種階段性的集大成的燦爛風采，其輝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兩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乃是理學的建構。兩宋理學，不僅將綱常倫理確立為萬事萬物之所當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強調人們對“天理”的自覺意識。為指明自覺認識天理的途徑，朱熹精心改造了漢儒編纂的《大學》，突出了“正心、誠意"的“修身"公式。
宋詞雅，宋畫雅。蘇軾在《跋宋漢杰畫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畫”這一觀念，強調融詩歌、書法于繪畫之中，以繪畫來表現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為總背景，兩宋繪畫富于瀟灑高邁之氣與優雅細密、溫柔恬靜之美。宋詞、宋畫、宋文以及宋代理學構筑成一個精致遼闊的上層文化世界，而在這一世界之外，別有
一種文化形態崛起，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頭攢動的瓦舍勾欄中成長起來的野俗而生動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風波叢生的快節奏都市生活中，市民們無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濃郁迷離的詩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調熱烈地滿足感官享受的藝術樣式，因此，市民文化從其誕生起，便顯示出一種野俗的活力與廣闊的普及性。
八、遼夏金元文化：
契丹、黨項、羌、女真以及后來的蒙古勢力對宋人世界的長期包圍與輪番撞擊，產生了雙
重文化效應。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動挨打而生的憂患多南宋人因國破家亡而生的憂患，滲透于宋文化的各個層面。李清照、陸游、辛棄疾、岳飛等優秀詞人的憂患之作與悲憤之唱，范仲淹與王安石所推行的變法，莫不是這種文化大背景孕育的產物。另一方面，契丹、黨項、羌、女真等游牧民族從漢文化中吸收到豐富營養。
元蒙統治時期，漢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離破碎，科舉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進堵塞，一部分窮困潦倒者于是與盛行勾欄間的雜劇產生了親緣聯系。元雜劇不僅憤激地譴責黑暗，凝重地傳遞、傾吐內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種充滿希望的熱情，去謳歌非正統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大規模開放，使大批中亞波斯人、阿拉伯人遷居內地。他們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異邦的先進科技，尤其是當時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學、數學，以他們為媒介，流人中國科技界。與外域文化輸入中國的同時，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以蒙古軍和阿拉伯人的戰爭為中介，傳人阿拉伯，再傳人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