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法律家群體的歷史影響
民國時期的法律家群體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條件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由于 受到民國動蕩的政治形勢和嚴酷的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制約，這一群體的法律思想呈現出 開放、多元、復雜的特征，法律家們在運用西方的法治理論來改造中國法制現實的過程 中，其研究觸角已經涉及到近代中國法制建設的方方面面，其理論思維已經將純粹的西 方法治理想與中國的現實相結合，但其主要的學術觀點往往是不統一甚至是前后不一、 相互矛盾。正是這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和強烈的關注現實法制的學術責任，法律家們以 自己的法律知識背景，或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或投身現實、矢志司法實踐，或興辦 學校、培養法律人才，為民國的法學研究、法學教育和司法改革與法律發展、以及中國 近代法學體系的創建等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成為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過程中一筆寶貴財富。 法》，起草完成后交由張繼等九人組 成的特別審查會審查，又交付王有蘭、王正廷、趙士北等九人的法律審查會修改。南京 臨時政府成立后，許多學習法律的人士擔任了臨時政府的要職，如王寵惠為外交總長、 伍廷芳為司法總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宋教仁為法制局長、居正為內務次長等，同時 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機構參議院的議員中也多有學習法律的人士，如王正廷、湯化龍等 ，他們對于推動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建設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立法為例，南京臨時 政府成立之初，設法典
編撰會，會長由法制局長宋教仁兼任。在南京臨時政府的行政行 為中，專業的法律人士又通過具體主持政府部門工作來實現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促進中 國法制近代化的進程。如，畢業于耶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并獲清“法政科進士” 的陳錦濤主持財政部，先后制定了《商業銀行暫行則例》、《海外匯業銀行則例》、《 興農銀行則例》、《庶民銀行則例》、《惠工銀行則例》、《貯蓄銀行則例》等，體現 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對于民國法制建設的要求。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為實現“法律制袁”目的，1913年4月第一 屆國會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擬訂“天壇憲草”。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有呂志伊、李 國珍、伍朝樞、汪榮寶、孟森、張耀曾、曹汝霖、朱兆莘等人，他們都有海外的法政學 習背景。在北京政府時期，法律人士參與起草或議決的重要法律還有伍朝樞、汪榮寶等 起草的《大總統選舉法》、嚴復、王世澄、程樹德等起草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王 世澄、程樹德等起草的《中華民國約法》、余綮昌、黃右昌等起草的《民律草案》等。 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王寵惠、胡漢民、居正等都擔任了立法和司法機構的重要職務， 直接參與了法律的制定工作。如，王寵惠主持起草了 1928午的《刑法》；同年，王寵惠 被聘為國民政府民法起草委員會顧問，直接將自己的民法思想融入到民法草案中。王寵 惠、戴季陶等在1929年— 1930年主持起草了《民法》、《公司法》、《票據法》、《海 商法》、
《保險法》：由王寵惠主稿，胡漢民、吳敬恒、于右任、孔祥熙、邵力子等參 與起草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而《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一些行政 法也是在胡漢民、居正、張知本等人的主持下制定的。其中，1928年胡漢民出任南京國 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后，為“六法體系”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孫科接任立法院 長以后，致力于法律的制定工作，到1948年11月為止，在他的主持下制定頒布了《五五 憲草》和《中華民國憲法》，同時大力修正民刑各法，為“六法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作 出了一定的貢獻。期間，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立法院長孫科為委 員長，吳經熊、張知本為副委員長，史尚寬、樓桐孫、黃右昌、陳茹玄、呂志伊等三十 七人為委員，戴傳賢、伍朝樞、王世杰、覃振為顧問。1934年憲法起草完畢后，又組成 了史尚寬、馬寅初、吳經熊、郗朝俊、呂志伊等三十六人為審查委員。實際上《中華民 國憲法草案》基本上是由吳經熊主稿。王世杰在任法制局局長期間，延攬北京大學、朝 陽大學的法學家，積極制定民刑實體法及程序法。此外，著名的朝陽大學畢業生、后留 學日本的荊磐石博士被南京國民政府選派以法律專家身份代表中國政府參與《聯合國憲 章》的起草。 云盡符立法之原意，要亦不中而不遠。”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公布后， 刑法學者郗朝俊撰寫《刑法原理》一書，他在說明寫作目的時指出，該書的內容分為三 點：一是討論刑法的根本原理，二是闡
明現行刑法的真正意義，三是參酌文明國刑事立 法例。關于第二點，郗朝俊認為：“凡一法令，各有主義，主義不同，意義自異。故同 一文字，又宜擴張解釋者，有宜狹小解釋者。本書就現行法意之所在，說明真意之如何 .”[5]郗朝俊認為自己的解釋，是將相近的法條匯集在一起，同時將《中華民國暫行 新刑律》實行以來的相關學者的解釋、大理院的判例統統列出，以便于比較現行刑法的 優劣。同年《中華民憲法草案》公布后，立法院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說明書》， 孫科在序言中認為，憲法宣布以來已經引起國民的廣泛注意，但一般國民對于憲法的含 義卻不甚明了，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會將草案說明書公布，對憲法條文逐條解釋，以便 于探源求旨。有的學者也出版了專門的解釋著作，如耿文田出版了《中華民國憲法釋義 及表解》一書，他認為自己出書的主旨是宣揚憲法的時代精神，增加國民對憲法的徹底 了解。因此，寫作時文字力求簡潔明了，避免晦澀難懂，注重詮釋而不重視理論。[6] 對于法律家們圍繞憲法所作的解釋，薩孟武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既要有崇高的 理想，又要照顧到現實國情，學者的解釋就起到了溝通理想與現實的作用，意義十分重要。 參事，王鎮遠、孫善才、呂渭等十余 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推事，其他擔任過地方高院庭長推事的教授還有許多，不勝枚舉。 這些教授們以其精深的法學功底、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大大增加了我 國近代法律教育的學術底蘊和理論水
平。因此，朝陽大學創辦伊始，即以培養掌握近代 法律知識的人才為主旨，其校風受大陸法系自由心證、罪刑法定等觀念影響極深，特別 重視成文法。并在學習紀律、生活秩序、考試規則等方面要求極嚴，校風即是埋頭苦讀 、規矩莊重。這種風格暗合我國近代以來向大陸法系學習的趨勢，也符合我國的歷史傳 統和近代國情，其所培養的新式法律人才法學知識扎實、工作作風樸實，篤信法制、追 求法理，堪稱民國時期獨特的優秀法律人才群體。可以說，朝陽大學的法科畢業生從事 司法實務工作者，其人數之多，分布地區之廣，在民國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沒有那一所學 校能與朝陽大學相比。而且這種影響，直接影響到對新中國法制建設。早在解放前，朝 陽大學就為民主革命輸送了大量的干部，僅1939到1940年間，就輸送鄭森林、董仲平、 彭為果、陳明燁、楊錫以及盛衍遒等到延安和抗日根據地，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后來都 投身到革命法制建設工作中，為根據地法制建設做出杰出的貢獻。在全國解放后，朝陽 大學被改建為中國政法大學，在成立典禮上，朱德就提出，中國政法大學的任務十 分重大，新中國需要大量法律人才，它身上寄托著黨和國家的重托和期望。后來為組建 中國的“東方莫斯科大學”，當時的中國政法大學與華北大學合并成立今日的中國人民 大學，完成了中國近代法學教育搖籃的歷史使命。而朝陽大學留在大陸的教師學者和培 養的法學人才，也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如朝陽大
學教授倪征燠先生 ，先是任外交部法律顧問，而后又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成立恢復聯合 國合法席位后參加并當選國際司法界這一最高職位的第一人。其他諸如江庸、關世雄等 都成為新中國司法或是法學教育的中堅力量。朝陽大學所培養的學生，如李景禧、陳守 一、賈潛、謝韜、關懷、孫國華等等，或是著作等身的大法學家，或是名動一時的大法 官，他們為新中國法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及司法機制的運轉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