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簡介
一、《論語》的命名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⑴“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于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⑵“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后來別人給他的。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并稱“四書五經”。
二、《論語》的篇章及作者
《論語》是由20篇斷片的篇章集合而成，每一篇章以開頭兩字為本章題目。篇章之間的排列沒有一定的道理，即便是前后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么關聯。
從整體看來，這些篇章絕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因為在僅僅20篇章中，出現了多次重復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重復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于《學而篇》，又重出現于《陽貨篇》；又有基本重復的，如“君子不重”一章，同是講君子之德，先見于《學而篇》，后《子罕篇》載“主忠信”以下十四個字，《顏淵篇》又載為“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這種現象的出現蓋是因孔子對不同品性的提
問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后來才匯集成書。至于最后的編定者，學者們多疑心是曾參的弟子編定的，具體理由可參考楊伯峻先生所撰《論語譯注》之導言。（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26-30．）
三、內容闡釋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于變化，娓娓動人。主要闡釋如下：
1、《論語》論“仁”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在《論語》中，孔子對“仁”的解釋盡管有許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內容還是很明確的，這就是“愛人”。孔子極力鼓勵人們“為仁”。
孔子說：“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可見為仁并不難。但孔子從來沒有以仁贊許當時的任何人，就算是他本人，也從不敢以仁自居，“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可見仁又不容易做到。
說仁不容易做到，是把“仁”作為一種完美的道德境界來理解，這種境界完美地體現“仁”的觀念，達到這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行為就都能完美地體現出“仁”；說為仁不難，是把“仁”看做向作為道德境界的“仁”前進的具體進程，或者說是實踐活動，盡管“仁”的境界很難達到，但向著這個境界有所前進，則并不是難事，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人們不能因為“仁”的境界難以達到而不敢向這一境界努力，不能因為某些具體的努力容易為而不屑為，也不能將向“仁”這一境界前進中達到的某些階段錯當成“仁”的境界而停止前進。
人們都應該不斷地向“仁”這一境界努力，《里仁》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達到這一境界固然難，堅持下去也不容易。孔門弟子之中，顏回也只能“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本人，雖然沒有以仁自許，但堅持不斷地為仁，則是他平生自負之處“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而已矣。”因此，為仁貴在堅持。
2、《論語》論“禮”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到底怎樣來處理？總得有個準則，這個準則就是“禮”。（當然還有法，但法也是由禮出）“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范，“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也”。每個人都在社會中充當不止一個的社會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會角色有哪些權利和義務，行為當如何，當然就無法自立于社會。
具體說來，《論語》中言禮，大致言其有互相聯系的三大功用。
第一，禮能創造和諧。“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社會上每個人都按照禮所示相應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和行為準則行事，整個社會則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井井有條，安定和諧。若有矛盾，大家依禮為準，達成共識，矛盾也就消除了。這樣，社會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云：“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第二，禮能明示行為規范。行為必須有個規范，有個標準，過與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禮就是這種規范，或云標準。人們的行為，從各種典禮一直到舉手投足，都要依禮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種美德，但過度的恭敬就顯得卑下，不夠恭敬又顯得傲慢。那么，怎樣才算恰到好處的恭敬？以什么為標準來衡量？以禮為標準。今人常說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么為標準？也是以禮為標準。當然，古今之禮，大有差別。《泰伯》中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恭、慎、勇、直，無疑都是美德，
但如果失去了禮的規范，這些美德就會成為缺點。因此，孔子云：“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第三，禮有文飾作用。一個人本質很好，心地善良，清純無邪，這當然是不錯的。如果他對待人接物、周旋應對等種種禮節一無所知，不知怎樣跟人交往、合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正如質地極
好的物品未加文飾，還不能稱完美。因此，對一個人來說，禮還有文飾的作用。子路問孔子，怎樣才算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回答“文之以禮樂”，又說“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一個人質雖美，但還有待于禮的文飾。現代社會中的公關禮儀，不就是一種“文飾”么？
孔子所說禮的這三大功用，現代社會的禮也是同樣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古代的禮，包括了現代社會中許多屬于“法”的內容。因此，現代社會中禮所起的作用，不如古代社會中禮所起的作用那樣廣泛和重要。
3、《論語》論孝、悌、忠、信、智、勇、恕
人歸根到底是社會的人。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都是從他與社會、與其他人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仁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人類的其他種種美德，都包括在“仁”之中，或者說，這些美德都是“仁”在某些方面的體現。
《論語》中講得比較多的美德，主要是孝、悌、忠、信、智、勇、恕，下面略作介紹。
孝、悌。孝是敬愛父母，悌是敬愛兄長。《學而》中說，孝、悌是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愛父母，愛兄長，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推廣愛心，愛及社會而成仁德，所以說孝、悌乃為仁之根本。《論語》中悌講得不太多，不外要順從兄長，對兄長恭敬有禮。孝講得比較多。如何做到孝呢？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對今天仍具意義。
一是能敬。子游問孝，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孝道之要在于敬。贍養父母，若只滿足于使父母免于凍餓之患，則與養犬馬有什么區別呢？《禮記?祭義》引曾子語云：“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這也是強調行孝當以尊敬父母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則未必能行大孝。給父母長輩創造優裕的物質生活，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則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問題，后者是“為不為”的問題。認為誰給父母錢物最多誰就是最孝，這實在是孝的誤區。因此，孝父母長輩，首在于敬，真正能敬者必“能養”。
二是能諫。君有過不諫，是謂愚忠；父有過不諫，是謂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過，父母有過，儒家都主張必諫。父母有過而能諫，方能稱孝。孔子說：“事父母，幾諫，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諫要注意兩點。一是諫時不能聲色俱厲，而是“幾諫”，“幾”，微也。二是諫而不聽，必須一直諫下去，且終不失其敬，終無其怨。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當以父母的缺點為憂，能憂而后能諫，諫而父母能改正缺點，父母改正缺點而能免于禍患屈辱。能使父母免于禍患屈辱者，當然是孝子。后來的荀子也認為，大孝之人，不應該盲從父母，孝子當是“爭子”，“父有爭子，不行無禮。”爭者，能諫也。
三是能體察父母的愛子之情。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為孝乎？”出力為父母服務，有了美食先敬父母，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內容，并不難做到，只有“色難”。“色難”，色養為難也。“色養”就是子女的顏色表情，要使父母愉悅。父母愛子心切，子女的不順心之事，會使他們難過。子女要體察父母的這種愛子之心，就盡量不要使父母為自己難過，因此，有憂患，有慍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于色。一個人，如果真正能體察父母的愛子之情，就應該謹于守身，免辱身以貽父母羞，免傷身以貽父母戚，免行為無常以貽父母憂，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色養”。
忠、信。《論語》中提到“忠、信”之處甚多，孔子兩次說應該“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學內容就是“文、行、忠、信”。
先講“忠”。朱熹云“盡己之謂忠”，亦即盡心盡力之意。《論語》中講的“忠”，不是特指對國君的“忠”，盡心盡力為別人操勞，這就是“忠”，不管對方是什么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為人謀而不忠乎”一條，反省自己為人謀劃是否盡心盡力。某“鄙夫”向孔子請教，孔子也竭盡所知以告，這也是“忠”。當然，《論語》中所講“忠”也包括對國君的“忠”，《八佾》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再講“信”。朱熹云“以實之謂信”，實事求是，誠實不欺，講信用，言而有信。《學而》中孔子提倡“謹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個方面，就有“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項。
從個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國平天下，“信”都是至關重要的。《為政》中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兒，小車無兀，其何以行之哉！”《憲問》中孔子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為完人的一大標準。《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誠實”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諧一致，辦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智。《論語》中的“智”，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明白事理。樊遲問智，孔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為什么要敬鬼神？因為老百姓相信鬼神，為政者不敬鬼神，就不能利用鬼神治理百姓。為什么要“遠之”？因為鬼神不能賜福，為政者不能把希望
寄于鬼神賜福，不能一天到晚向他們祈福。為政者不能做到“敬鬼神而遠之”，就是不明白事理，就是不智。能敬能遠，才是智者。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會中，總要跟人相處、交往。不知人，何以在與人交往、相處時采取合適的舉動？何以擇師擇友以益其學問道德修養？何以選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須知人，并在此基礎上正確地對待別人。樊遲又一次問智，孔子回答“知人”，知人方能“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用有道者來教化鄙野無知者或邪惡者。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要做到“不失人”、“不失言”，當然先要“知人”，并且明白事理。
勇。《論語》中的勇，大致有兩個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氣，如“卞莊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為，如“見義不為，是無勇也”。此主要是指后者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種美德，雖然勇者不一定是仁
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個仁者，必須先做勇者。孔子將“勇者不懼”列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將勇列為完人的標準之一。孔子說：“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惡勇而無禮者”。合于禮、合于義的事，敢作敢為，當然是好的，但不合于禮、不合于義的事也敢作敢為，那就大錯特錯了。因此，勇必須以禮、義節之。
恕。朱熹說“推己之謂恕”，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恕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仲弓問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語，可知恕確實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們說話辦事，設身處地為有關人考慮，這也是恕。當然，恕必須合于道義，必須與“智”相結合，否則易被邪惡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4、《論語》論教與學
《論語》中充分強調“學”的重要性。在《陽貨》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說。仁、智、信、直、勇、剛是六種美德。一個人崇尚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這些美德，當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學，就會與初衷相違，不僅得不到這些美德，還會得到愚、蕩、賊、絞、亂、狂六種毛病，因而誤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這些話有某些偏見，但強調學的重要性，鼓勵人們認真學習，則是不錯的。孔子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他強調將學習道德修養放在首位，文學技藝次之，這正是后世常說的德和才的關系。
孔子論學講求好學與善學。好學貴在堅持，不斷前進，為學“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