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斯通與騎士伙伴》的后殖民互文性
摘要：《斯通與騎士伙伴》是奈保爾唯一一部與第三世界毫無關聯的小說。這部小說與英美經典文本存在著明顯的互文性關系。這種互文性同時具備了“模仿”與“改寫”的雙重含義，模仿是對語言與文體的延續，改寫則成為顛覆英美文學傳統的有效手段。奈保爾“戲仿者”的后殖民文化身份在小說的互文性中得到確定。
關鍵詞：《斯通與騎士伙伴》后殖民互文性模仿改寫
一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V.S.奈保爾都被文學研究者們視為后殖民主義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亞、非、南美等地社會生活為題材，以“邊緣人”的視角冷靜的記述后殖民時代第三世界與歐美中心世界的碰撞與交融，如小說類作品《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抵達之謎》《模仿者》等，又如非小說類作品《幽暗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等。在奈保爾眾多充滿異域特色的作品中，1963年出版的小說《斯通與騎士伙伴》顯得非常特別。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小說中，奈保爾的主人公們都身處英國以外的第三世界或者來自第三世界，研究者都能在他們身上找到奈保爾本人的影子，而這部小說卻是唯一一部完全以英國為背
景的作品，其中的所有人物亦均是英國白人，他們的身份和經歷與奈保爾本人更是相去甚遠，研究者們似乎很難給這部小說貼上后殖民的標簽。
據筆者了解，目前國外發表的《斯通與騎士伙伴》的相關研究文章并不多，最早可追溯至Walter Allen于1964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又見倫敦》。Anthony Boxill 的《中的春天概念》一文探討了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春天意象和主人公心理變化的關聯。Gillian Dooley發表的論文《奈保爾“失實的”倫敦小說：》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文本分析對該小說的“失實性”做出了論證。在我國，與它之前的《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和之后的《模仿者》（1967）相比，《斯通和騎士伙伴》顯然沒有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通過筆者在中國知網上所做的相關搜索可窺一斑：在摘要檢索中搜索奈保爾上述三部作品，《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模仿者》分別顯示48條結果和43條結果，而《斯通與騎士伙伴》則沒有任何搜索結果。我國研究者僅在介紹奈保爾寫作生涯時對該小說有所提及，且都是一帶而過式的，甚至在研究奈保爾的專著中出現了對該小說的錯誤描述。[10]多年來，國內外研究者不遺余力地反復解讀奈保爾那些有關第三世界作品的政治性、歷史性以及后殖民文化屬性，強調特殊身世與經歷賦予他的獨特書寫視角，分析其小說中眾多人物所具有的文化無根性，卻忽視了這本“小書”所暴露出的
奈保爾本人的后殖民文化身份。
《斯通與騎士伙伴》講述了斯通先生暮年的一段人生經歷。小說初始時，六十二歲的斯通先生還是個孤獨的單身漢，住在倫敦南部的一幢宅子里，由一名同樣上了年紀、邋里邋遢的女管家照顧他的生活起居。斯通先生是一名普通的圖書管理員，供職于一家名叫伊斯卡爾的公司，退休指日可待。在一次
朋友的聚會上，斯通先生結識了小他十來歲的寡婦斯普林格太太，兩人很快相愛結婚，但婚姻生活并沒有消除斯通先生的孤獨感，反而使他感到距離親人更遠了。退休意味著衰老甚至死亡，這讓斯通先生惶恐不已，在此壓力下他設計了一個拜訪退休員工的計劃，這個被稱作“騎士伙伴”的計劃被公司采納并付諸行動，斯通先生藉此登上了人生的巔峰，但事實上真正從計劃中獲益的是他的年輕搭檔，而斯通先生在短暫的榮耀后依然要面對即將到來的退休生活。小說篇幅盡管不長，卻涉及了衰老、死亡、人性、婚姻、家庭關系、工作、友誼等諸多主題，敘事充滿奈保爾慣有的不動聲色和辛辣諷刺的風格。而與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奈保爾這部“白人”小說中多次出現了文本互文現象，互文性成為這本小說的一大特征。
“互文性”概念最先由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轉化。”[1]互文性理論具有極強的包
容性與概括性，許多結構主義理論家認為，從廣義來講，互文性在文學作品中無處不在，不論作家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一個文本有很多方法來提及另一個文本，例如戲仿、拼貼、呼應、典故、直接引用以及平行結構。保羅?瑟洛克斯在其第一部研究奈保爾的專著中盛贊他“也許是現在唯一一位未受他人影響的作家”。[2]但這一褒獎放在任何作家身上都顯得過于武斷，包括奈保爾。曾在牛津大學攻讀英語語言文學的奈保爾，研讀英美經典文學作品是他的必修課，在創作初期寫作題材和寫作風格都還處于摸索階段時，這些來自西方的經典必定成為作家參考模仿的對象，這就解釋了為何奈保爾會在早期
創作出《斯通與騎士伙伴》這樣一部完全由英國白人構成的小說。在一次訪談中奈保爾曾直言自己在創作《斯通與騎士伙伴》期間尚處于“非常搖擺不定”[3]的階段，在作家本人的漂泊經歷不能為他提供充足的參考素材時，向英美宗主國的文學傳統提取靈感并模仿其中經典形象與橋段是作家的必然選擇，因此文學作品間的互文性成為解讀該書一個重要通道，而奈保爾的后殖民文化身份又使得這種互文性具備了“改寫”的第二重涵義。
一、模仿――語言文體的互文
奈保爾的小說語言一貫以冷峻、直接著稱，其中不乏幽默的反諷，讀者經常能夠從他的小說中讀到可與王爾德媲美的機智詼諧，在這本《斯通與騎士伙伴》中，奈保爾更是
以各種方式多次向王爾德致敬，實現與西方經典文本的互文。其中最明顯的當屬斯通先生的侄女格溫曾在一次家庭聚會上表演了王爾德的《不可兒戲》：
在全神貫注的狀態下，她表演了劇中的一段，其間還一人分飾數個角色，用頭部的忽然晃動來表示角色的轉換。她沒有一處忘詞，也沒在表演中失去鎮靜。在壓低了嗓子說“在手提包里”這句臺詞時，因為把聲音壓得太低，以至于“手”這個詞聽起來像是喉嚨間發出的干吼。[4]（P50）除了這樣直接的借用，書中一些幽默辛辣的人物刻畫也可以被看做是對王爾德式悖論（paradox）的互文與效仿。在描述公司老板哈里時，奈保爾是這樣寫的：“老哈里――不熟悉他的人是這么稱呼他的，而那些能和他說
得上話，并以此為榮的人則稱他為哈里爵士――是個讓人敬畏的人物。”[4]（P77）眾所周知，通常人們會用較為親昵的叫法（“老哈里”）來稱呼自己熟悉的人，而用帶有頭銜的叫法（“哈里爵士”）來尊稱不熟悉的人，奈保爾的這段描寫顯然與常識相悖，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描述卻恰好反映出老哈里愛慕虛榮的個性，這樣的行文風格不能不讓人想起王爾德對蕭伯納的譏諷式評價：“他在世上絕無敵人，也絕無朋友喜歡他。”[5]同樣，奈保爾筆下的寡婦格蕾絲與《不可兒戲》中那位喪夫之后“足足年輕了二十歲”“頭發因為悲傷而變成了金色”[6]的哈伯里太太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個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