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發資助理論、資助效果與評價研究述評
吳祖光１，２
，萬迪昉２
（１．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西安７１００５４；２．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陜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
１９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７０９７２１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６６）；陜西省軟科學項目（２０１２ＫＲＭ１０）；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計劃項目（２０１３ＫＪ０１０７
）作者簡介：吳祖光（１９７１－）
，男，陜西西鄉人，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經濟機制設計與技術創新、財務理論與行為金融；萬迪昉（１９５３－）
，男，上海人，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公司金融和機制設計。
摘 要：傳統經濟理論認為研發活動的正外部性導致企業研發投入低于社會最優水平，金融市場不完美帶來融資約束則使企業研發投入水平低于無市場摩擦時的企業最優投入水平。政府資助研發活動是降低外部性和研發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研發資助對于私人研發投入具有激勵效應或者是擠出效應。政府研發資助強度、資助項目選擇方式、信息不對稱程度等因素均會影響政府研發資助實施效果。從理論上探討政府研發資助與研發活動市場進入和退出障礙、風險資本缺失、不同主體合作研發等之間的關系。在實踐上研究如何完善政府研發資助知識共享體系和知識產品的交易機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結構選擇模型或者配對等方法，揭示影響政府研發資助實施效果的因素及其關系。在此基礎上針對具體情境因素，改善政府研發資助資金使用效率和企業研發活動決策彈性，提高政府研發資助的實施效果。關鍵詞：研發資助；研發投入；激勵效應；擠出效應；評價方法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９／ｋｊｊｂｙ
ｄｃ．２０１３０１０４３７中圖分類號：Ｆ２０４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７－０１５５－
０６０ 引言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
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創新型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國家的創新投入比較高，研發投入占ＧＤＰ比例達到２％以上。雖然企業是研發投入的主體，但研發活動具有正外部性等特點，各國政府均會通過政府資助、
稅收政策和金融支持等措施為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持續支持。ＯＥＣＤ認為政府直接資助能夠保證政府對其資助的研發項目進行控制
并有效實現政府目標［
１］
，政府資助成為各國政府提高本國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自２００６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發布以來，我國政府不斷加大對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政府研發補助強度占自主研發強度的比例平均達到了４４．２３％，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的比例都在５０％以上，超過了國際慣例５０％的比例，
政府資助在促進企業創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我國轉型經濟環境下，企業面臨轉型經濟的獨
特制度環境。羅黨論和唐清泉［２］
認為，轉型經濟時期
政府環境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以及企業之間的競爭都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政府資助作為一種政府干預企
業經濟活動的方式，
存在管制權力外溢，導致政府資助行為對于原定目標的偏離和扭曲［
３］
。政府研發資助可能具有多種動機，并不是簡單對創新活動的支持，如存
在大量企業在年末收到政府補助，很多企業依賴政府研發補助提升業績，減少本年虧損等現象。這些現象促使我們思考政府研發資助是否完全發揮了促進創新的作用，哪些因素影響政府資助研發活動的實施效果，如何評價政府資助研發活動的效果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利于更好理解政府資助政策及其發揮作用的機理，進而優化政府資助政策，提高政府資助效果。因此，
本文對政府研發資助相關經濟理論、政府研發資助效果與影響因素，以及政府資助研發活動效果評價方法等方面的主要文獻進行了梳理，
為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實踐者認識政府研發資助問題提供較為全面的理論參考，同時也提出了政府研發資助問題的一些未來研究方向。
１ 政府研發資助經濟理論
１．１ 研發活動與市場失靈
傳統靜態經濟效率強調優化資源配置，而動態經
濟效率強調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降低產品生產
成本。技術創新活動通過提高經濟的動態效率進而促進經濟發展。Ｒｏｍｅｒ［４］、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Ｈｅｌｐｍａｎ等［５］均認為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由于技術創新會帶來知識溢出，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正外部性。研發活動的社會收益高于私人收益，私人最優投資水平低于社會最優投資水平，研發活動投入存在市場失靈。Ｒｏ－ｍｅｒ［４］、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Ｈｅｌｐｍａｎ［５］以及Ｇｕｅｌｌｅｃ和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等［６］均認為技術創新投資者難以占有自身創造的知識溢出和消費剩余，這就會導致企業研發活動投入不足。研究開發活動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投資回收時間長。解維敏等［７］研究發現企業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從事研究開發活動。Ａｒｒｏｗ［８］認為如果完全由市場決策，為技術知識或信息生產相關的資源投入就會表現不足，
低于社會最佳水平。利用政府支持將技術創新的私人邊際收益率提高到社會邊際收益率是解決技術溢出帶來的投資不足問題的辦法之一。政府資助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為了降低企業技術創新成本，從而彌補技術創新成果帶來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之間的差額［９］。根據市場失靈理論，政府資助應該選擇具有廣泛技術溢出效應的項目進行資助。
基于市場失靈的政府資助理論也受到學者們質疑。如Ｃｏｈｅｎ和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０］認為知識并不容易吸收，除非模仿企業進行必要的研發活動投資，與模仿相關的成本降低了市場失靈的程度。企業也可以通過專利或者保密方式保護其創新能力，研發活動并不是純粹的公共品，研發活動的正外部性是非常有限的。產業組織理論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１１］等提出了與經典市場失靈理論完全不同的觀點，當一個行業內部的企業為了獲得終身壟斷的專利權時，會進行研發活動投資。但如果競爭失敗，企業就無法收回研發投資成本。因此，從社會角度看研發支出并不完全代表創新活動，反而可能是一種損失，研發努力可能超過社會最優水平，但合作研發會提高社會福利水平。１．２ 研發活動與融資約束
創新活動的高風險特征構成企業從事研究開發活動的障礙。研發項目所特有的信息高度不對稱、投資收益高度不確定，并且高度偏態分布以及缺乏擔保價值等特征決定了其難以獲得債務融資。Ａｂｏｏｄｙ和Ｌｅｖ［１２］認為研發投入往往具有獨一無二性，一般情況下也不存在一個有組織的交易市場來有效傳遞Ｒ＆Ｄ相關信息，投資者很難推斷企業Ｒ＆Ｄ價值及其生產能力等方面的信息，企業研
發活動伴隨更加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源于信息不對稱的逆向選擇問題是融資約束的主要來源。由于存在逆向選擇行為，即使在融資方承諾較高的預期收益時，研發項目也難以從金融市場融到資金。Ｋｌｅｅｒ［１３］認為即使是擅長提供風險資本的資本所有者，也難以發揮緩解研發投資融資約束的作用。而Ａｒｒｏｗ［８］認為信息不對稱引發
的道德風險會阻礙高風險的商業活動（如創新活動）獲得外部融資。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Ｗｅｉｓｓ［１４］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模型說明高成長小公司的投資（包括Ｒ＆Ｄ）獲得融資的主要途徑就是內部資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決定了技術創新活動難以從企業外部融資，導致研發活動投入不足。因此，Ｂｒｏｗｎ等［１５］認為企業研發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導致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低于金融市場不存在摩擦情況下的最優投資水平。政府資助研發活動可以降低研發活動的融資約束，研發活動面臨的資本市場不完美問題常常作為政府資助的依據［１６］。另外，Ｔａｋａｌｏ和Ｔａｎａｙａｍａ［１７］認為政府資助本身也降低了源于資本市場的資金需求，因而有利于降低市場融資的資本成本。
１．３ 政府研發資助與信號傳遞
政府資助通常需要經過專家對項目進行評估，所以政府資助項目往往是一個好的投資項目，政府資助行為本身很可能成為私人投資的信號。Ｌｅｒｎｅｒ［１８］發現獲得中小企業創新激勵計劃資助的
企業，其銷售額和員工人數增長均顯著高于沒有接受資助的企業。Ｌｅｒｎ－ｅｒ將這種差異歸因于資本市場不完美，特別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研發項目難以從資本市場融資，而政府資助行為發揮了甄別企業質量和企業項目技術優勢的作用。Ｆｅｌｄｍａｎ和Ｋｅｌｌｅｙ［１９］以美國參加１９９８年促進技術進步項目的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獲得政府資助的企業，得到外部融資的可能性也較高。特別是獲得政府資助能夠明顯促進中小企業獲得外部融資。全美州長協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牵铮觯澹颍睿铮颍蟆。粒螅螅铮悖椋幔簦椋铮睿玻埃埃改甑膱蟾嬲J為，獲得中小企業創新激勵計劃資助本身向天使投資（ａｎｇｅｌ?。椋睿觯澹螅簦铮颍螅﹤鬟f了“該項目是有希望的”這一信號［２０］。Ｍｅｕｌｅｍａｎ和Ｄｅ－Ｍａｅｓｅｎｅｉｒｅ［２１］發現，政府資助確實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鑒證作用。對于初創企業和難以評估的項目，這種鑒證作用的效果更加明顯。
Ｔａｋａｌｏ和Ｔｏｎａｗａｎｄａ［１７］通過建立理論模型分析了政府資助發揮的信號傳遞作用，認為政府是正直的并且有能力甄別企業的質量，政府資金的投入預示了該研發項目有很高的成功概率。Ｋｌｅｅｒ［３］認為基礎研究風險更大，且對競爭者產生較大的溢出效應，私人投資對基礎研究的投資相對較低。而應用研究風險小，能夠給私人投資者帶來較高收益。企業會就所有項目申請政府資助，政府機構甄別項目并觀察項目類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資助決策。銀行僅僅通過觀察政府機構的資助行為來決定是否為項目提供貸款，即政府機構具有完美甄別能力而銀行不進行甄別。在此
基礎上，Ｋｌｅｅｒ［３］通過建立政府、銀行和企業三方博弈模型，說明政府資助傳遞了項目質量信號。
市場失靈導致企業最優研發投入低于社會最優水平，融資約束則使企業研發投入水平低于無市場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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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進步與對策 ２０１３年
時的企業最優投入水平。因此，需要通過政府直接參與研發活動，或者通過政府資助Ｒ＆Ｄ活動來矯正“市場失靈”，政府資助向金融市場傳遞關于研發活動質量的信號，緩解研發投入融資約束進而將研發活動投入提高到社會最優水平。政府對研發投資提供激勵的主要方式為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政府直接資助能夠保證政府控制資助的研發項目類型并實現政府目標，且相對于非直接的財政支持措施，政府直接資助的效果更容易衡量［１］。同時，政府資助不受具體稅制結構的影響，并且政府資助一
般都偏向具有較高社會收益的項目［２２］。但政府資助也會面臨激勵政府機構如何選擇出具有良好社會收益的項目這一問題。Ｋｌｅｔｔｅ等［２３］和Ｌｅｒｎｅｒ［１８］認為決策者的政治影響，以及激勵扭曲會導致政府機構選擇對社會福利來說并不是最好的項目進行資助。政府分配資源可能沒有市場分配資源有效。Ｇｕｅｌｌｅｃ等［２４］認為政府對部分企業提供資助也會扭曲企業競爭行為。
２ 政府研發資助效果與影響因素
２．１ 政府研發資助效果
２．１．１ 激勵效應
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之間的差距要求政府干預研發活動，而政府期望通過降低私人研發投資成本或者幫助企業把握科技發展機會促進企業創新。如果政府資助政策有效，公共資金和私人投資互補，進而提高研發投入水平和創新規模，政府資助對私人投資具有激勵效應。激勵效應得到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持，Ｓｃｏｔｔ［２５］、Ｌｅｖｉｎ和Ｒｅｉｓ［２６］、Ｔｏｉｖａｎｅｎ和Ｎｉｉｎｉｎｅｎ［２７］和Ｄｕｇｕｅｔ［２８］等人均發現政府Ｒ＆Ｄ補貼對企業Ｒ＆Ｄ的影響顯著為正，兩者存在互補關系。Ｈｕｓｓｉｎｇｅｒ［２９］應用德國制造業公司數據，使用半參數選擇模型進行研究發現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具有正向激勵作用。程華和趙祥［３０］發現政府科技資助對企業的Ｒ
＆Ｄ產出具有明顯促進作用，但作用不及企業自籌資金。胡永健和周寄中［３１］發現我國創新基金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各級政府和社會資金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投入。程華和王恩普［３２］對政府資金和金融機構貸款對研發產出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資金投入對企業研發產出有正向影響。王?。郏常常萃ㄟ^建立靜態和動態回歸模型，研究發現政府Ｒ＆Ｄ補貼對企業Ｒ＆Ｄ投入產生了顯著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在專利決定方程中政府Ｒ＆Ｄ補貼的激勵效應卻不顯著，說明政府資助會促進企業研發投入，但不一定促進企業創新。
２．１．２ 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可能是政府資金對私人投資的簡單替代，也可能是通過影響供求關系對研發投入產生影響。政府為研發活動提供資金存在替代私人投資的風險。擠出效應也可能通過價格機制，表現為政府資助通過增加研發活動的需求進而提高其成本。Ｄａｖｉｄ和Ｈａｌｌ［３４］認為政府資助最主要的效果就是提高研發人員的薪酬，結果在高研發成本的情況下，企業會轉向其它投資。在價格機制影響下，可能是表面上研發投入總量增加了，但調整成本之后的實際研發活動投入反而降低。學者們通過理論模型和經驗研究得到了擠出效應的證據，如Ｗａｌｌｓｔｅｎ［３５］應用美國的樣本研究發現，政府資助研發活動對企業研發投入存在完全擠出效應。Ｄａｖｉｄ［３６］等對政府資助研發活動的文獻進行了回顧，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文獻支持政府公共資助與私人研發投資之間存在擠出效應。梁萊歆［３７］等對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究，發現政府資金比重過大會抑制企業技術創新效
果。顧元媛［３８］通過建立理論模型，研究發現政府研發補貼無論是對企業收益率、專利數量，還是對社會稅收、經濟增長率，都是顯著的負效應。高宏偉［３９］認為政府補貼對大型國有企業研發投入存在擠出效應，政府減少補貼的政策能提高制造型、服務型國企的研發投入，但對研發型國企的效果并不明顯。
２．２ 政府研發資助效果影響因素
政府研發資助是發揮激勵作用還是產生擠出效應受到資助規模、資助對象選擇方式等眾多情境因素的影響：①資助規模會影響資助效果。程華和趙祥［３０］、朱平芳和徐偉明［４０］均發現政府科技資助強度達到一定程度后反而會減少企業自籌的Ｒ＆Ｄ投入，中等資助強度的效果最好。楊朝峰和賈小峰［４１］發現政府資助研發對企業Ｒ＆Ｄ，進而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是遞減的，因此政府資助研發的規模也要保持適度。姜寧和黃萬［４２］發現政府補貼效果與政府補貼率有關。趙付民［４３］等發現政府直接資助處于中等或者偏低（６％～１２％）或高于１８％時，對大中型企業Ｒ＆Ｄ投入的杠桿作用非常顯著。高宏偉［３９］認為過多的政府補貼不僅降低大型國企研發投入的規模，而且現行的補貼結構也會擠出大型國企的研發投入；②政府資助對象選擇方式影響資助效果。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４４］發現通過競爭方式獲得的政府研發資助能夠激勵企業的研發投入，但非競爭方式獲得的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具有負面作用。Ｃｏｌｏｍ－ｂｏ［４５］等應用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資助效果指標，發現選擇性資助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正向影響，而自動資助對全要素生
產率的影響并不明顯。上述結果也說明政府機構在選擇資助項目時發揮了質量鑒證功能；③信息不對稱程度。安同良［４６］等認為企業會經常發送虛假的“創新類型”信號以獲取政府Ｒ＆Ｄ補貼，因而信息不對稱會影響政府研發資助效果。周紹東［４７］發現當政策制定者擁有關于企業創新類型的真實信息時，提高補貼能有效激勵企業增加自主創新投入，而當兩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且用于自主創新的要素投入價格足夠低時，提高自主創新補貼將刺激企業加大模仿創新強度；④行業和受資助技術的成熟程度。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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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
期 吳祖光，萬迪昉：政府研發資助理論、資助效果與評價研究述評
寧和黃萬［４２］發現政府補貼在高技術產業的５個細分行業間存在較大差異。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４８］
等發現政府對低技術領域的資助效果較好。程華和趙祥［３２］、王俊［３５］
均發現
政府資助對中、
低技術產業的研發活動產出有明顯促進作用；⑤資助對象的規模。Ｌ
ａｃｈ［４９］
應用以色列的面板數據發現，政府資助對小公司具有正向激勵作用，但
對大公司的激勵作用不明顯。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４
８］等發現政府對小規模公司資助效果好于大規模公司。除此之外，
Ｃｏｌｏｍｂｏ［４
５］
等發現政府資助位于發達地區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要提高得多一些。Ｈｉｎｌｏｏｐｅｎ［５０］
發現企業合作程度對政府研發資助效果具有影響。安同良［
４６］
等發現在原始創新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價格過低時，原始創新補貼將產生“
逆向”激勵作用。總的來說，環境因素、資助對象選擇方式、企業自身特征等因素對政府資助效果具有重要影響。
３ 政府研發資助實施效果評價方法
目前政府資助相關文獻一般是通過回歸分析，研究政府資助對私人研發投資、
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專利產出等因素的影響來評價政府研發資助的實施效果。①私人研發投資與政府資助之間關系。大量研究將私
人研發投資作為因變量，政府資助研發作為解釋變量，檢驗私人研發投資與政府資助之間關系。如果政府資助代理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負），即說明存在激勵作用（擠出效應）；②行業或者企業全要
素生產率與政府資助之間關系。一些文獻通過建立政府資助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對政府資助效果進行評價。其思路為將制造業生產函數簡化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企業當年的價值增加量為實物資本（Ｃ）、勞動力資本（Ｌ）和知識資本（Ｋ）
（知識資本即研發投入）的函數，即Ｙｉ，ｔ＝Ａｅλｔ
Ｃαｉ，ｔＬβｉ，ｔＫγｉ，ｔ
ｅεｉｔ
，其中λ代表無形的技術變化，在估計過程將時間趨勢λｔ用虛擬變量代替。εｉｔ為誤差項，
包括企業生產函數可能存在的差異引起的誤差或者變量計量誤差等。Ｃｏｌｏｍｂｏ［４
５］等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既反映產出業績，也反映投入效率，應該通過研究政府資助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來衡量政府資助效
果；③專利產出與政府資助關系。Ａ
ｃｓ［５１］等認為專利指標是企業技術創新實現的最直接結果，因此可以作為
衡量創新活動的可靠指標。高艷慧和萬迪昉［５２］使用專
利申請數來檢驗不同研發資金來源對企業創新能力等的影響；④案例研究。一些文獻使用案例研究方法評價政府研發資助實施效果。如Ｈａｍ和Ｍｏｗｅｒｙ［５３］
通過
調查數據研究了促進國家實驗室和私人公司有效合作
的因素。張武農和陳文波
［５４］
使用調查數據分析了湖北
省科技政策實施效果。案例研究主要是通過調查獲得數據，通過分析政策實施帶來的變化，說明政策實施效果。
４ 政府研發資助未來需要研究的問題
４．１ 政府資助研發活動理論創新
現有政府資助研發活動的理論研究主要基于市場失靈和融資約束分析框架，知識的公共品特性帶來的市場失靈和金融市場不完美造成的嚴重資金配給，使得風險高的研發活動難以融資成為政府干預研發活動的重要理論基礎。隨著企業研發活動組織形式變化、專利保護體系的完善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關于政府資助的其它一些理論問題需要深入探討：①政府機構在研發資助項目甄別過程中激勵問題、
政府機構在政府資助研發過程中的監管激勵以及政府資助過程中的尋租問題等相關理論。防止政府資助虧損企業以及技術成熟的企業而不資助企業創新行為。在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下，
需要研究解決政府傾向于補貼國有企業的問題，以及研究如何通過政府資助研發活動降低民營創新企業進入成本相關機制；②其它“市場失靈”與政府資助的相關理論問題。如研發活動融資的高風險金融市場與政府研發資助之間的關系。不完美競爭帶來的研發活動市場進入和退出障礙情況下，
政府資助對中小企業創新的影響。過度市場力量或者市場過度分割情況下，政府資助與行業研發合作或者地域研發活動的關系等；③根據產業組織理論，企業間的技術合作與交流有利于提高社會福利。政府資助會影響企業的競爭地位，需要從理論上研究政府資助對企業間Ｒ＆Ｄ合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利用政府資助促進不同主體參與Ｒ＆Ｄ合作等問題。
４．２ 政府資助研發活動管理體系創新
科學的政府資助研發管理體系是保證政府研發資助效率的前提，知識基礎設施缺失、政府研發資助項目協調失敗等問題均會降低政府研發資助的效率。政府研發資助管理體系創新需要重點研究以下幾方面問題：①完善知識基礎設施，實現知識共享，降低重復資助帶來的低效率問題。企業可能就同一創新項目向不同層級政府或不同政府部門科技管理機構申請資助，造成資源浪費，降低了政府資助資金的創新激勵效果。因此，需要研究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創新項目政府資助平臺，
實現政府資助項目共享并利用該平臺發揮對研發資助活動的監督作用。政府資助項目共享平臺一方面有利于社會對政府資助進行有效監督，消除重復資助，提高政府資助預算實施效果和資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為不同主體合作研發提供基本的知識基礎設施條件；②完善研發活動知識產品產權保護和交易機制。在完善知識基礎設施、實現研發項目知識共享的基礎上，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研發活動知識產品交易機制，利用有組織的交易市場來有效傳遞Ｒ＆Ｄ相關信息，既可以有效緩解企業研發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同時也保證企業能夠在購買自身需要的知識產品、
·８５１·科技進步與對策 ２０１３年
合作研發以及自身研發之間作出科學決策，改善企業研發活動決策彈性，從而有效提高科技資源利用效率，從整體上提高社會福利。
４．３ 研發資助效果影響因素與途徑
政府研發資助效果基本存在激勵效應和擠出效應，資助強度、資助對象選擇方式等具體情境因素會影響政府研發資助實施效果。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和Ｂｒｉｓｏｌｌａ［５５］認為政府干預政策的性質、時機和組合較是否需要政府干預的爭論更加重要：①政府資助可能受到法律環境等企業生存環境因素影響。契約實施、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以及市場競爭等環境因素均會影響政府研發資助的實施效果。如理查德認為政府補貼面臨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如果缺乏對企業自主創新產品的專利保護，那么企業必然沒有動力去研發新產品，這會弱化政府Ｒ＆Ｄ補貼的激勵效應；②企業作為接受政府研發資助的主體，政府資助政策實施效果受到企業特征的影響。公司治理、技術成熟程度、產品競爭力、融資約束以及政治關聯等因素對政府資助效果具有影響。雖然現有文獻對這些問題有一定涉及，但缺乏系統性。哪些因素直接影響政府研發資助效果以及這些因素影響研發資助效果的機理還需要深入研究。充分揭示不同因素發揮的調節作用和中介作用，對于提高政府資助過程中的甄別效率，提高政府資助的實施效果至關重要。
４．４ 政府研發資助效果研究方法改進
不同的政府研發資助評價方法具有各自特點及局限性：①通過建立回歸模型，分析政府資助對私人投資的影響，實際上僅僅檢驗了私人投資對政府資助的短期反應，并不能評價政府資助的長期影響；②通過回歸分析檢驗政府資助效果可能受到內生性問題的影響。一些不可觀察的因素可能同時影響企業是否獲得政府資助和企業研發投資水平，政府資助成為一個內生變量，導致估計結果出現偏誤；③如
果研究樣本僅僅包含獲得政府資助的公司，估計結果會存在自選擇效應；④以問卷為基礎的評價方法可能存在誘導性問題，答卷者在答題過程中也會受到社會期望的影響等。未來研究需要克服這些方法的局限性，一方面，在政府資助研發活動效果計量指標方面不僅考慮政府研發資助的短期效應，同時也需要考慮政府研發資助的長期影響，如使用專利質量等指標衡量政府資助效果。同時也需要使用多種指標衡量企業創新業績，避免單個指標本身固有的局限對估計結果的影響；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結構選擇模型或者配對方法等，降低政府資助的內生性以及自選擇效應等問題對估計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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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
期 吳祖光，萬迪昉：政府研發資助理論、資助效果與評價研究述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