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評”講稿
第一篇：“新批評”講稿
英美新批評派
一、新批評派的形成和發展
英美新批評派（New Criticism）是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批評，它對于西方文學，尤其是英美詩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新批評派20世紀20年代起源于英國，30年代在美國最終形成，到50、60年代成為美國學院派文學批評的主流，直到60年代后才漸漸衰亡。
在新批評的形成過程中，T·S·艾略特和I·A·瑞恰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艾略特《圣林》（1917）中的一系列論文為新批評奠定了基礎，他提出的“客觀對應物”、詩的“非個性化”理論，他對文學史中的“感覺性解體”現象的檢討，以及他對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歌的尊崇，為新批評派的文學本質觀提供了基本要點。瑞恰慈則致力于把語義學和心理學引入文學研究，他的心理學方法被新批評派所拋棄，而語義學方法所造成的科學式批評和文本中心批評則成為新批評派方法論的主要基石。概括的說，瑞恰茲的語義學批評是從語言出發
來分析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它的特征。瑞恰茲認為，語言具有兩種不同的功能：“符號功能”和“情感功能”。詩歌是對語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他指出，科學語言與詩歌語言在陳述上是完全不同的。詩歌語言主要用來表達情感，它的許多陳述都是用來表達情感的，不能用經驗事實加以核實，故可視為一種“偽陳述”。瑞恰茲說，當人們對語言進行情感的使用時，“重要的是態度而非指稱”，“在這些情況中指稱是真是假根本無關緊要”。（瑞恰茲：《文學批評原理》，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P.243）瑞恰茲的語義學批評關注語言的基本性質，但更關注語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關注語言在應用中產生的作用和意義。瑞恰茲不僅重視文學語言的情感性特征，而且還多次論述文學語言的多義性和含混性。他認為，科學語言與文學語言的差別除了表現為不同的用法外，還表現為它們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征。瑞恰茲強調，科學語言盡可能地做到表述準確，所以它們總是意義單一，沒有歧義；而文學語言則具有多義性和含混性。瑞恰茲主張從文本的語義結構來理解文學特性的思想對新批評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艾略特為新批評派提供了思想傾向，瑞恰慈的語義學文論則為它提供了基本方法論，新批評派是早期艾略特與瑞恰慈的語義學相結合的產物。
20世紀20年代以后，新批評派的重心由英國轉向美國。其核心人物是美國的約翰·蘭色姆、阿倫·退特、克里安斯·布魯克斯、羅伯特·潘·沃倫等。蘭色姆提出了“本體論”，把新批評建立于明確的文本中心論（Textual Criticism）之上。由于詩的意義與形式在詩中融合在一起，所以應對詩進行全面的綜合的研究。艾倫·退特提出了著名的張力論，“我所說的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展和內包的有機整體”，張力是詩的整體效果，是意義構造的產物。沃倫提出詩必須不純，它可以包括抽象的理性思維以及各種復雜的相互矛盾的因素。布魯克斯1942年出版的《精致的甕》則成為新批評派“細讀”式批評的范本和理論闡述的名著。到了50年代初，新批評成為美國文學批評的主流，一些重要文論家，如威廉·維姆薩特、雷納·韋勒克等人的加盟，使新批評派達到其成就和影響的頂峰。維姆薩特與布魯克斯合著的《文論簡史》從形式主義的立場對西方文學批評史進行梳理，韋勒克與奧斯丁·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則對形式主義批評的理論進行了系統闡述，這兩本極具影響力的書，把新批評的理論推向了高峰。
新批評派（甚至包括所有的形式主義批評）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首先，以西方現代派為代表的新型文學，在批評家面前豎起了一個個的問號，批評家的回
應必須突破傳統批評，尋求“新”的批評理論和方法。例如，被公認為西方現代詩歌里程碑的《荒原》（艾略特，1922）用粗線條框架的敘說取代了詩歌語言的標準陳述，用各組成部分的亂置取代了傳統詩歌的結構連貫性。全詩四百余行，涉及6種語言，包括從35位作家的56部作品中摘錄下來的片斷，并雜以民謠以及6段宗教經文，此外還有大量的隱喻、典故和詳細的注釋。批評對象的如此劇變，迫使批評家尋找解讀這些像“天書”一樣的作品的方法。
其次，新批評派又是在對傳統歷史傳記批評的否定和印象式批評的超越中逐漸形成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于英美的歷史傳記批評，關注的重心在作者及其社會背景，忽視作品自身語言和結構的研究；而印象式批評的個人感受和經驗描述，就文學談文學，有美的感悟卻缺少闡釋的系統性和嚴密性。瑞恰慈在劍橋等地作講師時作過一個教學實驗，這個實驗是“把印有詩的卷子發給聽講人并要求他們任意地寫評論評這些詩。這些詩的范圍,從莎士比亞的詩一直到E·W·威爾柯克斯的詩。我不透露作者為誰,而且除了個別例外情況,原作者也沒有被認出來。”（《新批評文集》,第364頁。）實驗的結果是杰作與平庸之作在評論中被互換了位置。克里安斯·布魯克斯和羅伯特·潘·沃倫兩人在美國一所頗具規模的州立大學教“文學種類和樣式”的課時，也發現學生不知道怎樣讀小說和戲劇，尤其不懂讀詩，“有的
讀濟慈的《夜鷹頌》就像讀地方小報社論或者讀百貨公司商品介紹目錄上的廣告，其指導思想和所抱的期望居然毫無二致。”（《新批評文集》P.539）傳統的文學教育是：先談幾句詩人的生平，再介紹詩人在創作這首詩時的一些情況，最后來幾句含含糊糊、玩弄詞藻、全憑感情支配的印象式評語。面對這種實際情況，布魯克斯強調對作品本身的“細讀”，認為真正的文學作品具有某些共同要素，文學閱讀首先要弄清楚這些要素。
韋勒克曾指出：“從整個美國文學批評史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出，所有的批評家對過去批評界的一般狀況都是持反對態度的。他們不滿于遍及大學內外的那種印象主義的、含含糊糊的、浪漫主義的、多愁善感的‘鑒賞’；他們也不贊成門肯的那種純粹新聞似的批評及其對美國自然主義小說的贊揚；他們對新人文主義那種敵視當代創作的態度和死板的文學道德觀也感到不快。”“在反對這種現狀時，新批評派的批評家大都轉向對詩歌，特別是現代詩歌的研究，至少在開始時如此。他們的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作品的文本。他們強調一部作品的獨特性，認為作品是相對獨立于其歷史、作者生平和文學傳統等多方面背景的。在這種將注意力轉向文本，強調作品的有機整體性，拒絕把文學歸結為純因果關系的結果這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新批評派的共同特征。”（《美國的文學研究》）
二、新批評派的批評理論
1、本體論詩學
新批評派認為，文學作品涉及三R原則，即作者（writer）、作品（writing）和讀者（reader），研究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批評，關注作者創作作品的過程就是歷史社會式批評，關注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文藝社會學批評。新批評派以作品為本體，蘭色姆提出的“本體論”，把新批評建立在明確的文本中心論（textual criticism）之上。
蘭色姆在《詩歌：本體論札記》(1934年)中,將詩歌分為三類:事物詩、柏拉圖式的詩、玄學詩。蘭色姆認為,只詳細敘述事物的詩歌為事物詩,其特征在于以意象對抗概念。概念是衍生的、被馴服的,而意象則處于自然的或未馴服的狀態,它所具有的那種原始的新鮮性,是概念不可能具有的。柏拉圖式的詩,指概念詩。這類詩寫事物的目的在于說明概念,意象僅僅是一種對于概念的圖解。蘭色姆認為,科學滿足了一種理性的或實用的沖動,并顯示了最少量的感覺；藝術滿足了一種感覺上的沖動,并顯示了最少量的理智。藝術頑強地不讓科學享有它的意象，以便重新組成感覺世界。詩歌的技術手段就是為了增加感覺和感性的分量而發展出來的，像韻律、虛構、比喻。玄學詩的目的是補充科學以及改進論述。柏拉圖詩太理想主義，事物詩又太寫實,因此,詩人就引進了能造成奇跡心理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曲喻。
蘭色姆還提出詩歌結構的“構架—肌質”說。他認為“一首詩有一個中心邏輯或者情景或者‘可以用語言發揮的核心’,這個邏輯或者情景或者核心可以使人毫無疑問發生一種相應的興趣,這樣說來,詩就好像一篇科學論文,而在論文背后,有一種足夠的熱情。??詩也是一些活的,局部的細節的結合物,同時在這些細節上有另一些獨立的興趣附麗。照這樣說,詩就不同于科學論文了”（《征求本體論批評家》,《新批評文集》第96頁）。這里所說的詩中“活的、局部的細節”是詩的意象,是詩所寫的事物，也就是他說的“肌質”；詩中的“邏輯或者情景或者核心”是指詩描寫的意象和具體現象中隱含的普遍意義。可見,蘭色姆的詩的結構論內部兩種成分是分離的:詩的邏輯核心,是詩的可以意釋而換為另一種說法的部分,它與科學論文是一致的。意象所表現的是世界的肉體,是詩之區別于科學論文的特異性之所在。詩的獨異性及其對于世界本體的表現，都在于意象,而與可以意釋的部分無關。這樣一來,詩的邏輯核心部分實際上就架空了。由此,蘭色姆發現了一個危險,即為了同散文分家而“犧牲了邏輯性或者普遍性”（《征求本體論批評家》,《新批評文集》第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