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關下——
國軍84師血雨腥風肉搏戰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國山西省西北角上，那個叫“團城口”的村莊外險要山梁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為了父輩的榮譽，抗日名將高桂滋的子女，70年來一直追尋著真相。
中國民眾熟知“平型關大捷”，實際上，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戰，是整個平型關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整個戰役中最慘烈的血雨腥風，籠罩在高桂滋指揮的84師拼死防守的陣地。
高斌是中國抗日名將高桂滋的獨生子。“西安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就被軟禁在高公館——那是高桂滋剛建成還沒有來得及搬進去住的住宅，被張學良借去派了這個臨時用場，現在這里是陜西省作家協會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高桂滋請纓抗戰，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線，后被任命為第17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井兒溝、喜峰砦兩役，與藤井少將指揮的兩個配備精良武器的偽蒙軍教導
團惡戰，俘敵280余名，打死打傷800余人，繳獲迫擊炮6門、輕重機槍13挺等大量武器裝備和120余匹馬，藤井僅以身免，被史家稱為“平綏線戰場僅有的勝利”。9月14日，在廣靈火燒嶺與日軍板垣師團又惡戰了一場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命令，倉促趕到平型關北翼的團城口、迷回村一帶，在全長約30里的許多山頭布防。
中國民眾熟知“平型關大捷”，實際上，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戰，是整個平型關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整個戰役中最慘烈的血雨腥風，籠罩在高桂滋指揮的84師拼死防守的陣地。
高斌回憶，我爸爸率領的84師，是“雜牌軍”，當時交給他指揮的李仙洲21師，是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參加平型關戰役的晉綏軍、陜軍、晉軍、中央軍和八路軍有十來萬人，其中像我父親指揮的84師、21師，晉軍的73師、獨3旅等部隊從前方退來，傷亡減員嚴重，沒有得到休整補充；而像晉軍郭宗汾的軍隊從后面開到，并無對日作戰經驗；口音混雜，裝備懸殊，士氣和戰力差別很大，主軍、客軍又打算各異，根本來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溝通……沒有辦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機，有名的精銳之旅坂垣師團，帶著偽蒙軍隊，正馬不停蹄一天幾十里急速追來！
臨戰變卦
汪精衛曾有個一針見血的說法：中國并無真正的“國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數省聯防”。這道出中國面對日寇侵略的一個要害問題：無論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還是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哪有什么“全國一盤棋”、“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觀念，幻想著讓自己的地盤僥幸躲過一劫。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山西王”閻錫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種手段和社會關系，企圖把日寇禍水引到別處，但日寇沿著平綏線直撲他的地盤，避無可避，只得匆忙調兵遣將抗擊。南京中央政府擔心日寇攻占山西，長驅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調來援軍。
1937年8月底，閻錫山把前線總指揮部設于雁門關下一所窯洞，同周恩來、彭德懷會商制定第二戰區戰役計劃，作戰方針為“利用山地殲滅敵人”。閻錫山在日寇洶涌而來之際分析：日軍欲圖晉綏，必先爭太原；欲爭太原，必先奪大同，于是調集重兵布下迎戰陣勢。
沒想到，日軍于9月13日攻占大同，主力板垣師團卻打了個“左勾拳”，避實就虛，揮軍直指平型關，沿著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強橫地假借“游歷五臺山”而親事勘查的路線，要越過平型關天險，抄擊雁門關中國軍隊的后方。閻錫山大同會戰計劃流產，雁門關一帶兵力雄厚而無用武之地，而平型關一帶則危如累卵，只好趕緊調兵趕往平型關。
閻錫山原來的構想是：我方11個軍、10余萬人，放日軍進入平型關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關以西、繁峙以東沙河一帶開闊地決戰，打一個包圍戰。這一方案風險很大，但若下定決心就這么打，也未必沒有勝算。閻錫山自詡這個部署為“口袋陣”，親召他的嫡系陳長捷、郭宗汾兩名軍長面授要領，又派高參到平型關、團城口等處，向高桂滋等將領傳達。
在關鍵時刻，前線指揮官卻猶豫起來。
前線指揮官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副總司令是孫楚。孫楚深得楊的信任，楊對之言聽計從。正是孫楚，突然對這一放日寇進關、關門圍殲的計劃產生了懷疑。他首先說服了楊，然后趕到閻錫山那里，力陳這一方略之弊，使閻在大敵當前時臨場變卦，決定不放日寇進平型關，改為拒敵于關外。
軍情本來瞬息萬變，必須根據敵我戰況靈活應對，但是這一次改變卻實在太倉促。
如果只有晉綏軍，守土有責，平型關這一仗閻錫山硬著頭皮也得打。可是來了三支客軍：八路軍115師，高桂滋17軍，劉茂恩15軍，閻錫山的想法就復雜了。他本想讓八路軍和高
桂滋一起守平型關正面，周恩來、彭德懷提出，這非八路軍所長，不如讓115師隱蔽集結于日軍前進道路的側面，從敵后伏擊，閻同意了。
我軍布防時，雖然并不確知日寇的主攻矛頭所向，但根據地形地貌判斷，平型關、東西跑池和團城口應是主戰場。事實證明，84師防守的團城口，承受了日軍最大的進攻壓力。
靈丘縣與繁峙縣交界處內長城上的團城口，東南到平型關直線距離為8公里。團城口以東是一片扇形臺地，一條東西向的馬車路，穿過團城口直向西南方將近20公里外的繁峙縣大營鎮。
高斌攤開當年許多戰報、電報、官兵回憶錄，有的是他從美國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潔多年從檔案館、圖書館和政協等單位苦心搜集的。這些資料上，“激戰甚烈”、“重傷”、“陣亡”、“全部殉國”、“傷亡殆盡”等字樣比比皆是，字里行間彌漫著血火硝煙。
一個爭論了70年的問題
9月22日夜11時，日軍第五師團21旅團四、五千人配戰車尾隨我第73師，進逼至平型關前，
在平型關前繁（繁峙）代（代縣）公路上與高桂滋部王新耀營派出的斷路部隊遭遇，爆發激戰。
進攻84師陣地的是坂垣機械化部隊，裝備精良，整天炮兵轟擊。戰前雖然中央給山西撥了國防經費，但這一帶事先并未挖設工事，84師官兵進駐后匆忙挖的掩體無法抵擋日軍猛烈炮火，石片橫飛，加重了我軍傷亡。到下午4時，敵軍終被擊退，呂曉韜一度出擊，繳獲輕機槍四挺等武器。
23日凌晨5時，晉綏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接到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電話命令：“敵以優勢兵力攻我平型關陣地，我84師與敵苦戰中，已調71師郭宗汾部前往大營布防，35軍所屬步兵2旅，著用汽車輸送至大營附近，增援平型關戰斗。”閻并命令傅作義與楊愛源聯合指揮平型關戰事。
傅作義主張乘日援軍未到，我軍將預備隊投入到團城口方向全線出擊，全殲關前日軍。原定24日出擊，但是郭宗汾稱“預備隊71師行軍疲勞”，改為9月25日凌晨出擊。傅作義無奈，只好趕快通知八路軍總部轉告林彪，推遲一天出擊——好險，林彪的報務員正要關掉電臺出發，他們趕忙派通信員通知已經在行軍中的部隊。
9月24日是高桂滋的將士打得最慘烈的一天。敵增兵五千余，向平型關東西跑池、團城口及講堂村各陣地猛攻。炮擊甚烈，激戰終日，高軍傷亡慘重，各處告急，無兵可派。高桂滋急電閻錫山和孫楚請求增援，卻沒有盼來援軍。
閻錫山命令傅作義赴大營附近指揮。傅率幕僚于午夜12時進駐大營附近之河南村后，又得知郭宗汾師“因天雨行動困難”，出擊“延后二小時”——作戰方案變更，總指揮傅作義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凌晨，84師501團2營營長邵春起腿部負傷，被勤務兵救下火線，2006年10月，高齡95歲的老人對前去看望他的高士潔回憶：“我負傷時，陣地上已經沒有能作戰的人了。”
高桂滋的84師連日血戰損失慘重，漸不能支，上午10時左右團城口一帶陣地陸續被敵突破。502團代理團長杜文卿在率隊強堵陣地突破口時，壯烈犧牲。
郭宗汾71師按再三延遲的方案，應于上午8時抵達攻擊位置，由團城口以北出擊，但據晉綏員回憶錄及戰報記錄：遭到攻占了團城口高桂滋陣地的日軍射擊，出擊受阻！
怪呀，上午10時，高師殘兵失守部分山頭，怎么郭宗汾8時出擊就說遭到高桂滋陣地上日
軍射擊？
這正是后來爭論了70年的問題。
五改出擊時間
高斌說：傅作義不愧為名將，他極力主張在日軍大批增援部隊尚未趕到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多路出擊，全殲關前敵人。奈何，傅作義不是晉軍的掌門人。
二戰區“爰定于24日出擊”，然而，郭宗汾71師卻“以出擊軍行軍疲勞之故，變更為25日拂曉前”動手。
對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隊都是從河北、察哈爾一路阻擊、千里轉移到這里，戰斗減員十分嚴重，兩個月來連續作戰，沒有時間休息整頓，接到命令后，立即構筑簡易工事投入了戰斗；而郭宗汾部還沒有跟日本人交過手呢，又是在山西本鄉本土，不說養精蓄銳吧，也是以逸待勞，怎么就“行軍疲勞”不能馬上上陣？同為晉軍將領的陳長捷不是還稱贊郭宗汾“該部初次上抗日戰場，士氣尤銳”嗎！
出擊時間后來再次推遲。按84師高建白旅長的回憶：出擊從24日下午6時，推到晚8時，再推到晚12時，又推到25日凌晨4時，又因雨推到8時以后——“改變五次，結果沒有出動一兵一卒”。
當出擊時間一再延遲時，在最前線快頂不住的84師高建白旅長等人，逼問晉軍202旅旅長陳光斗究竟何時出擊，陳拿出一紙命令：“郭載陽（即郭宗汾）轉閻長官命令‘無本長官電話命令不得出擊’。”
高斌說：“戰機稍縱即逝，這推遲一天，對于戰爭勝負、對高桂滋的部隊來講事關重大！”
而郭宗汾71師戰報更稱：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師據守的團城口陣地，竟被日寇占領向他們射擊，導致71師出擊受阻。
《抗日戰史·太原會戰》說：“平型關正面之敵，獲援軍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曉起，復向我平型關、團城口及講堂村一帶陣地攻擊，并以戰車隊向我東跑池以南沖擊，戰斗至晚，敵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師各部隊正前進之際，適敵鈴木兵團及偽蒙軍亦向我84師團城口附近陣地攻擊，第84師被迫撤退，敵遂占領團城口、鷂子澗、六郎城一帶高地。我第71師，沿公路前進之第404團，于2時許與上述之敵遭遇。”
這里說的是：高的第84師于9月25日在鈴木兵團及偽蒙軍攻擊下“被迫撤退”。時間雖然沒有注明，但是說郭宗汾的71師“2時許”與敵遭遇——71師出擊是在上午8時以后，可見這里“2時”只能是午后2時。
時任84師營長的邵春起現仍健在，他曾撰文回憶當時的血戰，令人驚心動魄：
高桂滋雖然多次向總指揮楊愛源及閻錫山請求增援，他們每次都答應，但始終未見派來一兵一卒。終因傷亡過重，陣地無人固守，于26日淪入敵手。
他說的是，陣地無人固守，9月26日“淪入敵手”。
抨擊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將領，以時任晉軍61軍軍長的陳長捷為代表。陳長捷1948年擔任天津警備司令，被解放軍俘虜，被判為“戰犯”關押多年，1959年獲特赦。他在回憶錄中說：
高部的團城口、鷂子澗、西跑池間陣線，雖不斷受敵炮擊，守軍依托強固陣地，配備稍疏，尚無重大傷亡。由于攻平型關之敵源源北展，高部發生了恐慌。一聞郭軍到達大營，更加緊向孫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軍即刻增加前線守御。郭以奉令出擊為辭。孫
對雙方爭執，未加明確節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敵，以為郭軍集結好，一展開出擊，便得立解糾紛。……由于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鷂子澗、東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縮避于恒山方面，依劉茂恩軍，共同保存實力，耍著雜牌軍的故態。……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