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獻史料中探尋迎春(立春)民俗及風俗禮儀
早在春秋時期，立春就在人們長期社會實踐活動當中，作為一個重要節氣而出現。它是民間根據氣候變化對生產、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而總結出來，并把它作為民俗活動開展起來。民俗和風俗禮儀具有一種相互傳承，互相影響的關系。民俗最初是由民間約定的習俗，在約定成俗后，它逐漸被正規化，并登上大雅之堂，為官方所沿用。所以民俗就慢慢地演化成了風俗禮儀。它也作為統治階級主持的一種行為表現出來。民間也有效法官方禮儀的一些形式。同時，它有時也以官方、民間共同活動作為表現形式。
1 有文獻記載的迎春民俗、風俗禮儀的產生及相互關聯
立春是二十節氣之首，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了占氣的信仰。孔穎達疏：“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云物氣色。若有云物變異，則是歲之妖祥既見，其事后必有驗，書之者，為豫備故也。”［1］由此可見，春秋時期在立春的民俗節氣，登高觀云、占卜測算已經作為一種風俗開始形成。
談到立春風俗，由此引出了迎春禮。在先秦文獻中，不乏立春節氣時有關迎春禮的記載：分別是：《呂氏春秋?孟春紀》、《逸周書?月令解》、《禮記?月令》、《淮男子?時則訓》。其中《禮記?月令》中這樣描述：“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2］立春作為節氣形成于周代，但是迎春禮的產生和正式舉行是在東漢。在東漢的文獻中出現了迎春禮儀的事實記述。它們分別是：王充的《論衡》、蔡邑的《月令章句》和高誘為《呂氏春秋》作的注。《后漢書?明帝紀》載，永平二年（59），“是歲，始迎氣于五郊。”［3］東漢時期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立秋前十八日，在京城洛陽舉行的迎接新的季節到來的儀式。也即“迎時氣”。東漢時期的迎春禮俗具有兩種形態，即在東郊舉行的迎春禮和在城門外舉行的樹立土牛、耕人的儀式。迎春禮又由在都城洛陽舉行的迎氣和在其它在區舉行的迎春組成。迎春禮的產生緣于兩漢社會對《禮紀?月令》的高度重視。《禮紀?月令》在當時還起到行為規范的作用。迎春禮產生的禮儀基礎是西漢時期的郊祀禮。《后漢書?祭祀志》對《月令》和其他禮書在迎氣禮產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講得相當明確：“迎時氣”是“采元始中的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4］迎春禮俗還吸收了民間習俗成分。即先秦時期的“儺”和“出土牛”的習俗。“儺”或稱“大儺”。譙周《論語》注說：“儺，卻之也。”大儺的主要目的在于驅逐瘟疫，迎春禮是東漢時期中央政府依照禮書制定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其包括立春迎氣禮、進春禮和地方政府舉行的迎春鞭禮及其相關禮俗。由于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預，迎春禮這種官方禮俗具有產生快捷、推行
迅速、覆蓋面廣，統一性強的特點。而民間習俗具有自發形成和緩慢發展的特點，具有較強的地域性。立春的民間習俗在東漢以前即已經出現，開始只是立春飲食、立春服飾。到了晉代以后才逐漸豐
富起來。而在唐代得到全面發展。官方的風俗禮儀對民間的風俗有著主導和推動作用。官方風俗禮儀的興盛可以導致民間風俗的擴展。民間迎春實際上與官府的鞭春是一個共同的節日。立春之日，官府鞭春，官員與百姓都要參與，二者關系密切。立春的民間習俗以芒種的服飾和春牛的顏色為依據，撒痘的民間習俗以迎春游為前提。搶春的習俗以鞭春禮的實施為重要條件，民間饋贈小春牛，依官式五色裝，或相獻遺。可見官方的迎春禮儀對于民間習俗的重要影響。同時，民間習俗也對官方禮俗產生影響。并豐富官方禮俗的內容。立春飲食本來是民間習俗，官方的立春宴會吸收了民間春盤、春餅等食品才形成舉春宴的禮俗。戴春花、春勝本來是南北朝時期的民間立春習俗，在唐宋時期進入官方禮俗，成為皇帝賞賜的節物。在清代迎春時，官員也要戴春花作為標志。有些地區，書寫宜春和收藏牛土的習俗也進入了官方的禮儀。以上表明，官方禮俗不斷吸收民間習俗的營養，豐富和擴展自身。并增強民眾的認同感。民間習俗是官方禮俗的基礎，如果官方禮俗不能和民間習俗相聯系，官方禮俗就會失去民眾參與和支持，就不會成為官民同慶的國家盛典。
2 《牡丹亭?勸農》等文獻中迎春（立春）民俗和風俗禮儀的意蘊
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亦號海若，又號清遠道人，別號玉茗堂主人。臨川人。明代偉大的戲劇家、文學家。代表作有《牡丹亭》、《紫釵記》等。《牡丹亭?勸農》是湯顯祖遂昌任上所作。湯顯祖任職遂昌，勸農桑、立學校、頗有令譽，百姓為其建設生祠、湯公遺愛祠。他任上所作迎春勸農詩，描述了下鄉、鞭牛、插花等情景和歡樂氣氛。
今年班春好不遲，瑞牛山色雨晴時。迎門競帶春鞭去，更與春花插兩枝。家家官里給春鞭，要爾鞭牛學種田。盛與花枝各留賞，迎頭喜勝在新年。（《班春二首》）
仙縣春來士女前，插花堂上領春鞭。青郊一出同人笑，黃氣三書大有年（《丙申平昌戲春，曉云如金，有喜》）［5］。
舊時官吏常用在春季下鄉以勸農，勸農原本是官員號令百姓開始春耕生產的一種儀式，這類官方的活動，逐漸與迎春、拜祭太皋、句芒、鞭春等禮俗結合在一起，以對農業生產的訴求為依托，發展成為對生產、生活、人口、田宅等方面的正面積極的追求和祈愿，成為吉祥喜慶的群眾性活動。其場面十分熱鬧，具有祈福辟邪的含義。牧童在《牡丹亭?勸農》的唱詞里提到了鞭春牛的古代迎春活動習俗。早在唐代后期周禮中立土牛，耕人的禮俗就逐漸演變為“春牛”和“鞭春人”，迎春禮演變為“鞭春”。即鞭打春牛。并由肅穆的迎春禮向喜慶的立春節日演化。更具民間性和世俗色彩。鞭春之后還產生了“搶春”的民間習俗。所謂“搶春”就是觀看鞭春的民眾在春牛被打碎之后爭搶春
牛土，認為春牛可以為家庭帶來吉祥。春牛身上落下的土塊，和水涂大灶和牛棚，據說可以使六畜肥碩。把春牛肚子里流出的谷粒搶回來，放在自家的倉庫里，預祝今年必然五谷豐登。“鞭春”被賦予吉祥的寓意。而春牛本身也成為吉祥物。鞭春牛的目地，一是祈求風調雨順，農牧豐收。二是希望平安興旺，驅儺辟邪。據民國鉛印本吉林《海龍縣志》載：“舊歷每年立春前一日，地方官廳紙扎春牛一頭…
…翌日，于立春時在署內以春鞭打春牛。謂之“打春”。并頌詞曰：‘一打風調雨順，二打國泰民安，三打大人連升三級，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豐收，六打合屬官民人等一體鞭春。’”［6］這說明鞭春的動作包含著儀式的意義。春牛和牛鞭子做為鞭春牛的主要道具，也被賦予了驅邪迎祥的意義。鞭春之后，春牛、牛鞭子也做為吉祥的物品用以饋贈。《西湖游覽志馀》卷二十《熙朝樂事》記載杭州一帶的立春禮儀：“鞭牛而碎之，隨以彩鞭土牛分送上官鄉達。”吳自牧《夢梁錄》立春條：“街市以花裝欄，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勝，各相獻遺與貴家宅舍。示豐稔之兆。”［7］
賜花賞酒，官民同樂，是《牡丹亭?勸農》里的又一個主題。《古今圖書集成》記錄了晉惠帝讓宮中的人插五色通草花……。《藝苑卮言》卷八記錄了中宗賜花予武一平的事情。上風下俗，民間形成了作春盤、飲春酒、簪春花等節日習俗。這些節俗是《牡丹亭?勸農》里插花的來源。
3 迎春禮儀中的祭祀風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