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文豪郭沫若

問題文豪郭沫若：刪減史料 涉嫌剽竊

[導讀]巴金曾評價說：“我同郭老接觸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誠，他談話、寫文章沒有半

點虛假。”但顯然，這個評價并不完全符合事實，作為文人，郭沫若身上有著諸多瑕疵，他并不是一

個完美的人。

導語：

郭沫若被譽為一代文豪，在近代文壇上一直有“魯郭茅巴老曹”的稱呼，巴金曾評價說：“我同郭

老接觸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誠，他談話、寫文章沒有半點虛假。”但顯然，這個評價并不完

全符合事實，作為文人，郭沫若身上有著諸多瑕疵，他并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一、刪減史料以此證明崇禎帝“沽名釣譽”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作報告時特別提到了郭沫若的名作《甲申三百年

祭》：“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但是，這篇被毛澤東大力宣傳的作品，卻存在刻意刪減史料的問題。

郭沫若寫道：“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

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

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他的意思是說，崇禎帝實在是一位貪得無厭之人，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發現皇帝老兒在皇

庫里存了三千七百萬錠白銀，每一錠為五百兩，可見明亡前皇室還控制著大量財富。

郭沫若單獨從《明季北略》中摘取了這么一段，來證明明朝皇室貪得無厭，崇禎帝小器吝嗇，

并說如果崇禎能拿出點兒銀兩賑災，也就不至于鬧到后來上吊自殺了，明朝或許也不會那么快滅亡

了。

那么郭沫若所引用的史料原文究竟如何呢？

《明季北略》是這樣寫的：“……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

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

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音“囧”，扃鑰意思是關閉，鎖閉）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

追慨矣。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

斯言未可信也。”

這段意思是，《明季北略》作者計六奇引用了歷史學家談遷的話，這么多銀子，崇禎居然不知

道，以至于國破家亡，多么遺憾啊。計六奇隨后提出了自己的質疑，表示這么多銀兩非得用一千八

百五十萬匹騾馬，連續不斷運載好幾個月才能存進來，可見這種傳聞未必可信。

“三千七百萬錠”這個數據，在明末的諸多史料中多有提及，真實性存疑，郭沫若在選取史料時，

直接刪掉了原文中的質疑內容，作為知名歷史學家，不加考證就采納，這并不是嚴謹的治學態度，

而直接刪減原文斷章取義，更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應有的態度。

那么，郭沫若為何要采用這種方式呢？這與郭沫若本身的觀點有關。

被毛澤東大力宣傳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以后，國民黨十分震驚，指責郭沫若是在“為匪張目”，

郭沫若對此則理直氣壯回應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顯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

中褒揚李自成貶低崇禎，是出于現實政治的考慮，這里的“匪”不單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

共，從某種意義上說，郭沫若采用的是影射史學的方式，其歷史研究的態度并不端正。

二、剽竊他人研究成果：郭沫若抄襲疑云

余英時質疑郭沫若抄襲錢穆是學術界的一段公案，各方說法不一，質疑者言之鑿鑿，反對者則

認為這是污蔑賢者，此段學術公案按下不表。在目前公開的新聞及出版物之外，至少還有三段關于

郭沫若涉嫌抄襲的事例。

郭沫若涉嫌抄襲事件一：考古學家鄒衡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回憶了1961、1962年的一件往

事，鄒衡說那兩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史稿》，該書有大量內容與自己的講義雷同，鄒衡將此事上

報學校，對此翦伯贊拍了桌子說：“這還了得，抄到北大來了，連一個注解都沒有。”

然而，稍后翦伯贊又說自己認為郭沫若不會直接抄襲，作者應該另有其人，后來該事件以陸定

一親自帶人向翦伯贊道歉告終。但由于事件缺乏詳細資料和證據，因此難以證明郭沫若是否真的抄

襲了鄒衡，但鄒衡似乎也無必要在幾十年后污蔑郭沫若。（據《新京報》2005年7月19日刊報道）

郭沫若涉嫌抄襲事件二：馬非百是著名歷史學家，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被發配到中華書局做

編輯，“文革”中曾失去自由。他的主要著作有《秦始皇帝傳》《管子輕重篇新詮》等，他對《管子》

情有獨鐘，1950年代中期，他將自己數十年的研究心得寫成文稿，讓學生交給當時的權威雜志《歷

史研究》，但數月沒有回信，《歷史研究》的編輯對此事的解釋是吃不準文稿，交給郭沫若審閱去

了。不久之后郭沫若開始在《光明日報》發表研究《管子》的文章，馬非百發現郭沫若許多觀點都

與自己的研究相同。

1979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的《管子輕重篇新詮》中寫道：“馬非百先生幾十年來潛心研究《管子

輕重篇》，并于1943年開始寫作《管子輕重篇新詮》，七易其稿。其第三稿，郭沫若編著《管

子集校》時曾借去參考并列入引用書目，引用過近百條。”或許是出于為尊者諱的目的，這段含蓄的

話并未直接說明郭沫若是否抄襲，但一篇文章就被引用近百條，這起碼說明郭沫若的研究不夠扎實。

（據紅網《湘聲報》2009月1月2日文章《馬非百與郭沫若》）

郭沫若涉嫌抄襲事件三：《毛澤東傳》作者羅斯·特里爾教授在《我與中國》一書中披露了另

一件郭沫若涉嫌抄襲的故事。羅斯·特里爾在1970年代末認識了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中國青年教師

孫穆治，他的父親在20世紀50年代寫過兩篇考古學的文章，寄給了郭沫若，但最后這兩篇文章以郭

沫若的名義發表了，孫穆治對羅斯·特里爾表示，“我們仍保有郭沫若的兩封信為證，可以證明那兩

篇文章是我父親寫的。”（據《我與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羅斯·特里爾有無其他證據不得

而知，但他將這段故事寫進了《我與中國》之中，也許他本人比較相信郭沫若有抄襲之嫌。

以上三個案例中，郭沫若是否抄襲都是由當事人的一方敘述，因此不能斷定郭沫若就真的抄襲，

但這三件事都有共同背景，即建國后郭沫若成為學術領域最有發言權的人物，地位舉足輕重，因此

指責都導向他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利。本文并非嚴謹的學術考證，無法證明郭沫若是否真有抄襲，但

若說其“白璧微瑕”，顯然不為過。

三、迎合時政需要曲解毛澤東杜甫詩詞

郭沫若因為時政需要，刻意曲解文學作品的案例很常見，以毛澤東詩詞為例，郭沫若多有自己

的“獨到”解讀，并將這種解讀堂而皇之的呈現給世人。

著名作家、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周國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學同學，在其回憶錄《歲

月與性情》里，周國平提到了當年的這樣一件舊事：一次是為我辦的專場，我請教，全家旁聽。我

請教的是《清平樂·會昌》，問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

看不出來。”我說：“可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君?是指西方帝國主義。”他說：“那太牽強了。”我翻

開一本資料，指給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經提出過這種說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體在場的人也大

笑。郭沫若在獲知是自己提出的說法后，并沒有顯得尷尬，或許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解讀，也或

許是他本就不在乎。

除了周國平提到這一則故事外，郭沫若在杜甫和李白的解讀上也頗具“時代特色”。文化大革命

時期，郭沫若出版了一本“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在這本書中，郭沫若大肆贊揚李白，將杜甫

打為反動的地主階級。而郭沫若之所以這么寫的原因，完全是因為毛澤東喜歡李白。

郭沫若在書中論證了杜甫是地主階級，因為杜甫經常數自己的鴨鵝數量，而且每次數的時候還

要關閉柴門（因為怕被農民偷）。郭沫若引用的詩是杜甫的《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詩云：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熟知江路近，頻為草堂回。鵝鴨宜常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

月更須栽。”——郭沫若認為杜甫詩的后四句赤裸裸的表明了自己的“地主心理”。

對于杜甫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郭沫若的解釋更為“獨到”，在他的描述中，杜甫完全

不是住草堂，而是豪宅：“詩人說他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

次。一般來說，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比住瓦

房來還要講究，茅草被大風刮走了一部分，詩人在怨天恨人。”郭沫若進而指責杜甫罵小孩兒是地主

階級在仇視貧苦農民，進一步得出杜甫完全是個萬惡的大地主。（據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郭沫若的這種解釋看似十分合理，但直接將杜甫的詩作當做歷史材料來使用，完全違背史學研

究的客觀與公正，如果采用這種方式來論證，那么是否可以說李白在造謠呢？因為他寫道“飛流直下

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顯然，廬山的瀑布不是三千尺，李白的頭

發也沒有三千丈。

從幾首詩就推出杜甫是地主階級，極其仇恨貧苦農民，終生大魚大肉嗜酒如命，這顯然是不符

合歷史的本來面貌的，但郭沫若為了迎合時代的需要，就隨意編造、曲解詩作本身的含義，甚至不

加區分的將詩當做史料使用，這顯然不是嚴謹學者所應有的態度，以此言之，郭沫若作為學者是有

瑕疵的。

結語：

拋開政治賦予郭沫若的各種標簽，郭沫若絕非圣人。盡管郭沫若聰明異常，在某些學術領域上

的成就堪稱“空前絕后”，但這并不能掩蓋他作為學者的瑕疵，學術不端即是一例，我們指出這些瑕

疵并非求全責備，而是要呈現一個完整的歷史人物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