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地區水月觀音造像的調查與認識

2023年12月2日發(作者：形容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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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上半月刊（總第130期）西部研究陜北地區水月觀音造像的調查與認識房浩楠陜北延安清涼山石窟、子長縣鐘山石窟中遺存了大量宋代雕鑿的水月觀音造像，這些造像造型精妙、摘要：形象生動，常伴有假山石、凈瓶、楊柳枝、牡丹、紫竹等水月觀音的標志物，為典型的水月觀音圖式。另外，一些水月觀音造像出現了疑似猴行者、白馬等玄奘取經的畫面，這種畫面組合形式在榆林窟、東千佛洞也曾出現，而陜北地區該圖式的發現，有助于推進該圖像樣式的研究。陜北地區發現的水月觀音樣式與西夏黑水城等地出圖的水月觀音的造型、格式十分相似，這也為追溯西夏水月觀音祖本的來源提供了寶貴的線索。水月觀音；玄奘取經圖；清涼山石窟；鐘山石窟；西夏關鍵詞：Ｊ２０５；Ｊ３１５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０９－０４中圖分類號：一、陜北地區水月觀音圖像遺存的基本情況（一）延安清涼山石窟清涼山萬佛堂（清涼山1號窟），石窟平面呈長方形，寬約17.6米，深約12.9米。始鑿于隋代，其窟內造像大都為宋代造像，據窟內造像記載，最早年號為北宋“元豐元年”，即公元1078年。窟龕為典型的佛壇窟，坐西朝東，平棋頂，窟頂有3個八角覆斗型藻井，壇上為橫三世佛（1984年重修），左右脅侍二弟子，其佛壇高約1.4米，闊約11米，壇兩側有二墻柱支撐。窟內四壁與墻柱布滿造像，約計11014尊，大都為千佛造像，高約0.25米[1-2]。該石窟的典型特征是出現了大量的水月觀音造像，形象刻畫十分精妙，分布于洞窟四壁與墻柱之上。造像于窟內分布的具體位置，從窟門左旋依次為：東壁南側無此像，石窟南壁，除千佛外，另有10龕造像，其中雕鑿水月觀音的是第一龕（漫漶嚴重）、第五龕、第八龕。西壁圖像的雕刻位置為第三龕（造像精美，頭殘）（圖1）、第八龕、第九龕、第十龕。北壁有一大龕為主龕（已空），主龕東側（下）有一龕為水月觀音造像（圖2），此龕造像保留較為完整，菩薩背靠假山石，左側凈瓶、楊柳枝，右側應為紫竹，菩薩呈自在坐姿、跣足，一腳踏于蓮花之上，頭戴寶冠，衣紋流暢，披帛飛揚，其頭部微微低垂，似是通過 圖3 東壁（中） 圖4 南壇墻（南壁） 圖1 西壁第三龕 圖2 北壁主龕右側萬佛堂旁邊為2號洞窟（與萬佛堂相通），是清涼山十分精彩的一窟，其雕鑿水平十分高超，造像雕刻精美絕倫。從洞窟造像的整體風格上來看，具有高度的統一性，應該是按照某種主題思想雕鑿而成。其主尊為靜坐的釋迦牟尼三世佛，釋迦左右脅侍二弟子，一為迦葉（頭殘），一為阿難，兩弟子的造像水平十分突出，都達到了形神兼備的卓越境界。該洞窟中其他群像雕刻，也都體現出不凡的造像水平。該窟中水月觀音的分布位置為南壁西側（圖5）、北壁西側（上）（圖6），二天王旁，各有一觀賞水中之月悟得佛法，為典型的水月觀音造像樣式。（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壞，但尤可見水月觀音信東壁北側第一龕、第二龕俱為水月觀音像，東壁中（上）水月觀音像，一龕水月觀音，另水月觀音下側有童子、老者、龍、龍女的形象（圖3），是包含元素較為完善的水月觀音造像。南壇墻東壁（下），有一鋪水月觀音像，題造像記“元豐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壇墻南壁（下），第一龕為水月觀音像（圖4），其形象較為清晰，含有假山石、凈瓶、楊柳枝仰在這一地區的流行程度。3號洞窟呈長方形構造，窟中主尊為彌勒和尚，頂有覆斗型藻井。該窟雕鑿時間比1、2號窟略晚，窟內有一題記中現“大明”字樣，因此推斷時間較晚。此洞窟中同樣也出現了水月觀音造像，窟中南、北二壁上各有一鋪菩薩背靠假山石、自在坐、四肢比例較長，體等標志物，南壇墻西壁無該造像。北壇墻西壁無該造像，水月觀音像，態刻畫略顯僵硬，畫面中出現了童子、馬、鸚鵡等元素（圖北壇墻北壁（下）有兩鋪水月觀音像。

009 2021年01月上半月刊（總第130期）西部研究基本情況為：左旋第一柱（中央西柱）南壁有兩龕為水月觀音像（圖11），伴有假山石、凈瓶、楊柳枝，色彩鮮艷。第二柱南壁（上）第一龕為水月觀觀音造像，菩薩面相飽滿，有唐代遺風。第三柱，無此圖像，第四柱、五柱南壁（上）均有一水月觀音像，第六柱亦無此像。第七柱、八7、圖8）。 圖5 南壁西側 圖6 北壁西側圖7 清涼山3號窟南壁 圖8 清涼山3號窟北壁（二）子長縣鐘山石窟鐘山石窟位于延安市子長縣，石窟依山而建，始建于晉太和年間，后經歷代開鑿，現存石窟5個，其中3號窟規模最大，保存也較為完整，其他四窟漫漶現象較為嚴重。其中在1、2、3號窟中都出現了較多的水月觀音造像。鐘山石窟1號窟雖然漫漶程度較為嚴重，但保留下來的造像卻十分精美，可見當時雕鑿水平之高妙。在這一窟中保留有一鋪水月觀音（圖9），位于西壁北側上方，尤為寶貴精美，造像中除假山石、凈瓶、供奉人等常見的元素外，還出現了疑似為白馬、猴行者、玄奘取經的畫面，其上方有一造像記現“政和二年九月二十日”年款。其中玄奘取經的畫面，還在該石窟南壁與西壁的轉接處出現，雖有損壞，但隱約能夠辨識。而鐘山石窟2號窟明顯是按照一種整體的思路進行營造的，其四壁圖像風格、內容是高度統一的，整個石窟的典型特征是以山石作為背景，體現出禪宗修法的特點，這與清涼山4號窟釋迦洞頗為相似。在該石窟北壁上方佛祖的脅侍菩薩中，有兩尊菩薩疑為水月觀音（兩千手觀音旁），由于圖像模糊，需要進一步辨認（圖10）。鐘山石窟3號窟也被稱為“萬佛巖”，因窟內門楣中央有“萬佛巖”三字而得名，該洞窟開鑿于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①[3]，石窟外墻壁雕刻有元代的千手觀音、明代萬歷年間的老子像、清代道光年間的孔子像，體現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石窟平面呈長方形，坐北朝南，闊約16.4米，高約5.5米，深約9.5米[4]，窟內前方有穿廊以及前墻，墻上開三門。窟內中央開佛壇，壇中央設縱三世佛②，各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佛壇周圍立八墻柱，就石雕成與石窟渾然一體。該窟中水月觀音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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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南壁（上），各有一鋪水月觀音像。另外，3號窟墻壁四周，南壁西側（上）有兩龕（圖12、13），俱為水月觀音，第一龕水月觀音的造像中出現了猴行者的形象，下面第二龕水月觀音造像中有鸚鵡、供果以及人物的供養動作。西壁北側（上），第一龕為水月觀音（圖14），伴有云中童子的形象。北墻壁無此圖像，東壁北側（上）第一龕為水月觀音，造像漫漶嚴重，另于南壁東側（上）還有一鋪水月觀音造。據筆者統計，此洞窟中水月觀音像約為12鋪。圖9 鐘山石窟1號窟 西壁北側（上） 水月觀音

及疑似玄奘取經畫面圖10 鐘山石窟2號窟 北壁（上）自在坐菩薩像

（疑似水月觀音）圖11 鐘山石窟3號窟 第一柱南壁 水月觀音像2021年01月上半月刊（總第130期）圖12 為 鐘山石窟3號窟 南壁西側 第一龕圖13 鐘山石窟3號窟 南壁西側 第二龕

圖14 鐘山石窟3號窟 西壁北側 水月觀音像二、關于水月觀音像已有的研究狀況學界關于水月觀音像的研究內容較多，且成績斐然，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局部地區水月觀音圖像進行分析研究，其主要研究區域為敦煌、黑水城、四川等地。學界對于水月觀音的關注頗久，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就有日本學者松本榮對敦煌地區的水月觀音進行過介紹。王惠民先生被認為是國內較早進行敦煌地區水月觀音研究的學者，在[5]，他對敦煌地區（包括榆林窟、莫高窟、敦煌藏經洞等地）發現的32幅水月觀音圖像進行了系統的介紹與研究，為國內該圖像的研究拉開了序幕。后史忠平對敦煌地區水月觀音圖中的構成元素，例如菩薩本體、水、山石等展開了詳盡歸類與探討，并探尋其地域性特征，將敦煌水月觀音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6]。另外，隨著海外流失文物的漸次公開，黑水城出土的《水月觀音》絹畫成為新的研究熱潮，鄭怡楠對俄藏黑水城水月觀音圖像的內容與風格進行了解讀與剖析。她認為，俄藏水月觀音絹畫（X-2438）與宋《水月觀音圖像》風格特征相似，其祖本應該源于宋代，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是宋夏文化交流的產物[7]。何旭佳在《西夏水月觀音圖像研究》一文中，以敦煌、黑水城遺存的西夏時期水月觀音圖像為研究對象，對畫面空間、內容、技法等方面進行分析，總結其藝術風格，認為西夏時期的水月西部研究觀音圖像是多民族畫風糅合的產物[8]。此外，在安岳毗盧洞遺存有一精美的宋晚期水月觀音造像，趙建在學位論文《四川安岳毗盧洞水月觀音造像風格研究》中，從主題的來源、空間關系的處理、身姿動態、物質材料屬性等幾方面，對該地區的水月觀音造像進行綜合性的研究，揭示了該水月觀音面型飽滿、線條飄逸，追求形象塑造上的世俗化特征[9]。除以上三個主要的研究區域外，有學者還對甘肅文殊山石窟的水月觀音進行了關注與探究，如張小剛、郭俊葉撰寫的《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觀音圖〉與〈摩利支天圖〉考釋》[10]一文。該文提到，西夏時期水月觀音圖中有《唐僧取經》畫面，并認為該畫面是伴隨著玄奘取經事跡而出現并廣泛傳播的。二是對于《水月觀音圖像》來源、形成基礎以及文化含義的研究。從此角度對《水月觀音》切入研究的學者也比較多，如王惠民的《敦煌寫本〈水月觀音經〉研究》[11]，李翎的《水月觀音與藏傳佛教觀音像之關系》[12]，李開福的《水月觀音造像研究》[13]，郭敏飛的《“水月觀音”考論》[14]，康瀾的《凈淥水邊，虛白光中——“周家樣”水月觀音源流研究》[15]等文章，分別從佛經典籍、密藏關系、社會因素、文化意蘊、畫史等方面對水月觀音圖像的形成、來源進行探究。綜上所述，學界各位前賢分別從水月觀音圖像的構成元素、造型特征、空間關系以及圖像來源等方面對水月觀音像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在關注點和資料的運用上，主要集中于敦煌、黑水城、四川等地發現的水月觀音像上，而對于陜北地區遺存的大量水月觀音造像缺乏深入的發掘與研究。三、基于陜北水月觀音造像的幾點認識水月觀音為中國佛教中的三十三觀音之一，《歷代名畫記》中就曾提到周昉“妙創水月之體”的說法，這種新的觀音樣式的產生，是宗教繪畫中人物世俗化表現的一種標志，同時也是一種禪宗修行意境的呈現，通過觀想水之月妙悟得佛法真諦。除周昉畫水月觀音之外，黃修復的《益州名畫錄》、宋《宣和畫譜》記載左權、范瓊、黃居棠等人畫過水月觀音。就現在遺存的水月觀音圖像來看，以五代、宋以后的居多。學界普遍研究的水月觀音圖像多集中于西北敦煌、黑水城以及四川地區，對其他地區的研究較少。而陜北作為西北與中原往來的重要塞口，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該地區藝術文化的重要性卻往往被學界忽略。本次對陜北部分地區進行考察，于延安清涼山石窟、子長縣鐘山石窟中發現了大量的水月觀音造像，體現出該地區水月觀音信仰的流行。據記載，周昉為唐京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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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水月觀音像》一文中2021年01月上半月刊（總第130期）即今天的陜西西安人士，那么陜西延安地區的水月觀音圖樣是否源于周昉所創造的水月觀音之體？在清涼山石窟造像記中出現了“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元豐三年”等年款，如果能夠明確此時間的準確性，那么該地區的水月觀音圖像將比敦煌、榆林窟遺存的水月觀音圖像時間要早。并且，陜北石窟中水月觀音造像與敦煌藏經洞、額濟納旗黑水城出土的兩幅佛經卷首版畫《水月相觀世音》在造型、樣式上都十分相像。因此，陜北地區的水月觀音樣式是否可能為甘肅、寧夏地區的水月觀音像的范本？是否存在著一條從陜西流入西北地區的傳播路徑？這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另外，在鐘山石窟1號窟中出現了兩幅《玄奘取經圖》的畫面，其中一幅較為清晰，有疑似為高僧、猴行者、馬匹（圖9）的形象。目前學界對于《玄奘取經圖》的研究，也沒有涉及陜北地區的遺存情況，這也為該圖像的研究提供重要補充材料。由于篇幅原因，筆者在這里只引出對陜北地區水月觀音造像幾點不成熟的拙見和思考，其深入研究還待后期繼續進行。注 釋：①開窟題記載（佛壇前部窟頂）“：治平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州界安定堡百姓張行者發心打萬菩薩堂□人百姓等五人……”。②張智在《黃陵萬佛寺、延安萬佛洞石窟寺調查記》一文中認為殿內主尊為橫三世佛，即無量壽佛、釋迦牟尼、藥師佛，此觀點在《對“延安地區的石窟寺”一文的訂正》中得到改正，認為其為縱三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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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研究參考文獻：[1]張智.黃陵萬佛寺、延安萬佛洞石窟寺調查記[J].文物,

1965(5).[2]姬乃軍.延安地區的石窟寺[J].文物,1982(10).[3]李淞.陜西古代佛教美術史[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87.[4]王珂莉.子長縣鐘山石窟3號窟雕塑藝術特色研究[D].西安:西安美術學院,2014.[5]王惠民.敦煌水月觀音像[J].敦煌研究,1987(1).[6]史忠平.敦煌水月觀音圖的藝術[J].敦煌研究,2015(5).[7]鄭怡楠.俄藏黑城出土西夏水月觀音圖像研究[J].敦煌學輯刊,2011(2).[8]何旭佳.西夏水月觀音圖像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2.[9]趙建功.四川安岳毗盧洞水月觀音造像風格研究[D].海口:海南師范大學,2017.[10]張小剛,郭俊葉.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觀音圖》與《摩利支天圖》考釋[J].敦煌研究,2016(2).[11]王惠民.敦煌寫本《水月觀音經》研究[J].敦煌研究,1992(3).[12]李翎.水月觀音與藏傳佛教觀音像之關系[J].美術,

2002(11).[13]李開福.水月觀音造像研究[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0.[14]郭敏飛.“水月觀音”考論[D].杭州:杭州師范大學,2009.[15]康瀾.凈淥水邊，虛白光中——“周家樣”水月觀音源流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作者簡介：房浩楠（1989—），女，漢族，山東濰坊人，單位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研究方向為美術歷史與理論。（責任編輯：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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