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詩三十首》看元好問的詩學主張

2023年12月6日發(fā)(作者：法國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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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美學2021/02從《論詩三十首》看元好問的詩學主張文/王歡歡摘 要：《論詩三十首》是中國古代論詩詩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通過“以詩論詩”的形式，比較全面地表明了其詩學主張。即推崇風雅精神和建安風骨，欣賞詩歌自然天成、不假修飾，提倡寫詩要表達真情實感等。在詩歌的語言、內(nèi)容、手法等方面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探討《論詩三十首》對研究元好問其人及其作品具有重要意義。關鍵詞：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詩學主張生于金元易代之際的元好問，是北方文壇的代表人物。其詩作《論詩三十首》以“以詩論詩”的形式，比較全面地表達了其詩學主張。“以詩論詩”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詩歌創(chuàng)作形式，詩人借助詩歌這一載體來評點其他詩人及詩作，從而表達自己的詩學主張。本文以《論詩三十首》為分析對象，著重探討元好問的詩學主張。一、推《詩經(jīng)》之風雅，崇建安之風骨元好問寫作這組論詩詩的緣由、標準以及目的，可以在《論詩三十首》中的前兩首里找到答案。“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針對宋金詩歌的某些弊病以及“偽體”盛行的現(xiàn)象，詩人的觀念以及王自稱為“天子”這一做法雖出自周代，但據(jù)此斷其為“宋詩”亦是武斷。從后人改詩的傳統(tǒng)來看，改詩的一大原因是為了方便讀詩。《商頌》文辭優(yōu)美，但無后世“德”“孝”之觀念摻雜其中，可見其有一層“抵制”改詩傳統(tǒng)的屏障，若真創(chuàng)于殷商，這層屏障又何以存在？故而，若以當下之所存斷其為“商詩”，至少存在以上三個疑問。[6]晁福林.說商代的“天”和“帝”[J].史學集刊，2016（3）：130-146.[7]《十三經(jīng)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8]李民，王健撰.尚書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9.[9]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M].北京：中華書局，2006.[10]程頤，撰.孫勁松，范云飛，何瑞麟，譯注.周易程氏譯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824.參考文獻：[1]劉波.《詩經(jīng)·商頌》創(chuàng)作年代考述[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08.[2]朱志榮.商代審美意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王振復，陳立群，張艷艷.中國美學范疇史（第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4]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M].北京：中華書局，1996：212.[5]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562.作者簡介：柯利強，廣西師范大學美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災害美學。編輯：雷雪推舉《詩經(jīng)》的風雅傳統(tǒng)為“正體”，并將其作為評價詩歌的標準。他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都是風雅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他愿以“疏鑿手”為己任，辨明正偽，宣揚并恢復建安以來詩歌的風格傳統(tǒng)。“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句表明，詩人推崇、欣賞曹植與劉楨二人雄壯的詩風。以曹、劉二人作為建安風骨的代表是恰如其分的。此詩下句說“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劉越石即劉琨，鐘嶸評劉琨之詩為：“其源出于王粲”“自有清拔之氣”[1]，另外，劉勰認為劉琨的詩具有“雅壯而多風”[2]的特點。詩人如此標舉，實則是表達對曹操與劉楨所代表的質(zhì)樸剛健、梗概多氣的建安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的推崇。與詩人所推崇的雄健深沉、慷慨悲壯的建安風骨相對的是文辭華麗、艷情綺靡的齊梁文風。詩人十分反對這種重形式、輕內(nèi)容的詩作。我們引用其詩第三首與第八首或可證明，即：“風云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元好問以張華之詩為例，表達其對文風綺靡婉麗，作文為博名聲，缺乏建安風骨之詩的反感。以此說明詩名是否出眾不能作為評價詩歌“正體”與否的標準。至于溫庭筠、李商隱二人的詩作，與張華相較而言，更加婉約綺靡，似乎絲毫找不到建安風骨的影子。對于詩歌的如此走向，詩人是無奈且不滿的。“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對于沈期、宋之問在唐代近體詩方面的貢獻和影響，元好問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但詩人也指出了沈、宋之詩作并未擺脫齊梁詩風的弊病。詩人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詩作，認為他復歸風雅興寄，可對浮靡文風有所沖擊。筆者認為詩人在提倡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個性特征的文學風格的同時，“雅”始終是其不變的追求。“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可見，詩人十分反對將俳諧怒罵的語言入詩，因為這與其倡導風雅的旨趣格格不入。詩人推崇《詩經(jīng)》的風雅精神，首先就要做到語言莊重且優(yōu)雅。因此對于這種俳諧怒罵的不良作詩風氣，詩人是極其反感的。二、崇自然天成之妙，尚清新真淳之美元好問崇尚自然質(zhì)樸之詩風，反對過分雕琢修飾。認為自然天成、洗盡鉛華的詩歌具有清新真淳之美。“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楊時評價陶淵明之詩“沖澹深粹，出于自然。”[3]曾認為陶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4]，蘇軾有“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之說。可見，陶詩自然沖澹、言淺意深的高超境界幾為公認，而這一詩歌境界正契合了詩人心之所向。因此，詩人認為陶詩雖語言質(zhì)樸無華，卻有萬古常新的永審美與文學95恒魅力。“謝客風容映古今，發(fā)源誰似柳州深。”元好問認為柳宗元繼承了謝靈運之詩的精髓。鮑照曾道：“謝五言如初發(fā)芙蓉，自然可愛。”謝的山水詩以真切質(zhì)樸的筆觸呈現(xiàn)了自然風貌，毫無雕琢痕跡，宛若脫口而出的興來之作，使人讀來清新自然，言雖有盡而意無窮。詩人推崇謝詩的清新自然，認為柳詩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韻。柳宗元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創(chuàng)寫自然簡淡的格調(diào)，歷經(jīng)時間的沉淀，依然可以品味出真淳之美。此外，在《論詩三十首》第七首中，詩人肯定北朝民歌《敕勒歌》粗獷雄渾的同時，亦推舉了它不加雕飾、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另外，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三首詩中，元好問指出了蘇軾、黃庭堅以及陳師道等詩人的詩歌成就和存在的弊端。其中第二十二首與第二十六首所論相互照應。詩人在第二十七首中回顧了宋詩的發(fā)展歷程，并對蘇黃后學提出了批評。這都體現(xiàn)了元好問對自然質(zhì)樸、清新真淳的詩作的追求。需要明確的是，元好問在提倡自然質(zhì)樸、清新真淳的藝術境界的同時，主要反對以下三種形式的詩歌追求。其一，反對過度追求煉字造句。“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東野”即孟郊，“詩囚”是指其過分追求煉字造句。“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累，郊島兩詩囚。”孟郊與賈島作詩講究精思苦吟，力求煉字造句，可以說是“詩囚”的代表性詩人。甚至孟郊本人也有“夜學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的自述。對于“郊島詩囚”的評價，不僅是元好問一家之言，唐代的張為也認為孟郊的詩具有“清奇僻苦”的特點。這種煉字造句執(zhí)著于苦吟，詩人是不贊成的。詩人的這種主張還體現(xiàn)在他對江西詩派的態(tài)度上。“排比鋪張?zhí)匾煌荆h如此亦區(qū)區(qū)。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針對元稹對杜甫的評價，元好問做出了評論，與元稹推舉杜甫晚年所作長篇排律詩的觀點持相反意見。元好問認為確實不可忽略杜詩“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的優(yōu)點，但杜甫過于追求煉字造句，導致其詩中出現(xiàn)了雕琢和堆砌的現(xiàn)象，這對以杜甫為祖的江西詩派產(chǎn)生了諸多不良影響。“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nèi)Яx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問對江西詩派持批評、反對的態(tài)度。認為其未能學習到杜詩的精髓，反而困于文字、音韻、對仗、典故等表層的形式。最終，與杜詩古樸純雅之精髓背道而馳。此外，在第二十九首中，元好問也對陳師道“閉門覓句”的創(chuàng)作方式提出了批評。詩人反對在詩歌創(chuàng)作時一味執(zhí)著于煉字，過分追求形式的完美。以上所舉，皆可看出詩人對江西詩派的批評。但是，元好問雖批評江西詩派，卻并96美學2021/02不反對黃庭堅的詩作，甚至認為黃庭堅對宋詩的開創(chuàng)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說明詩人的評價較為客觀、公允。其二，反對過分追求險怪的詩風。“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元好問對盧仝過分追求逞怪詩風的創(chuàng)作理念提出了批評，以此表達自己的詩學主張。中唐時期的韓孟詩派是追求險怪詩風的典型代表。該詩派雖開一代新詩風，但也陷入了堆砌、拼湊，注重形式、技巧的漩渦。另外，第十六首有云：“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鑒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對于但凡言情，便將“秋蟲”之悲鳴與“山鬼”之零淚入詩，以營造悲愁哀苦的意境，從而傳達自己的愁苦心情的創(chuàng)作方式，詩人認為是不可取的。針對這種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元好問還特意引用了李白《鸚鵡洲》中“岸夾桃花錦浪生”的詩句，用以表明其對開闊明朗、清新自然之詩境的推崇，從而批評創(chuàng)作幽冷詩風的這一類詩人。其三，反對拘忌聲病以成詩。“切響浮聲發(fā)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這是元好問對拘忌聲病以成詩的詩人的批評。過于雕琢、拘忌聲韻，過度重視、苛求格律，會對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束縛。“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云山韶音。”元好問以元結(jié)為例，元結(jié)鐘愛山中的自然水聲，即使沒有音樂曲調(diào)與之相配，也能達到動聽如天籟之音的境界。以此說明詩歌的音韻之美非詩人雕琢、拘忌格律與聲韻所能達到的，自然之音反而會有更好的創(chuàng)作效果。三、愿詩筆縱橫抒情之真，望慷慨曠達傳心之誠元好問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要傳達出詩人的真情實感，“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阮籍雖然品格狂放，常有驚世駭俗之舉，但從其詩可以讀出積埋于他內(nèi)心深處的塊壘，體現(xiàn)出了詩人的真情。因而元好問十分肯定阮詩的情之真切、意之隱約。此外，第六首亦表達了此觀點：“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元好問批評了西晉太康詩人潘岳，嘲諷他言行不一、有違本心。潘岳在詩作中不遺余力地抒寫自己情志高潔、淡于利祿、不求功名的志向。然而，他做人卻恰恰相反，諂媚權(quán)貴、鉆營利祿、執(zhí)于名聲。潘岳因其表達志趣高潔、超凡脫俗的詩作名重一時，為人敬仰。故而詩人得出“心畫心聲總失真”的結(jié)論。可見因文品評人品是“失真”的，詩作所表達的未必是詩人的“真情”。筆者認為，這并非是元好問個人針對潘岳文行不一的評價，縱觀詩歌史上文行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不獨潘岳一人，詩人的這一批評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另外，詩人在第九首中批評了陸機多有鋪排、形式華艷的詩作。與詩歌形式相比，詩人更注重詩歌內(nèi)容，即要表達真情實感。此外，通過分析《論詩三十首》可以看出，詩人所倡導的真情實感是建立在以下兩方面的基礎之上的：其一是真情實感要源于詩人真實的生活感受。如“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詩人認為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所寫之人、所敘之事、所描之物有了真切的接觸與感受，才能寫出真情實感。至于一味模擬杜詩的詩人們，是難以寫出至真至情之詩的。其二是真情實感應具有赤誠之心以關注社會現(xiàn)實。如“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元好問對晚唐詩人自號“天隨子”的陸龜蒙等人提出了批評。他們處于社會動蕩的時代，卻選擇了明哲保身的生活方式，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未能體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不僅不見憂國感憤之語，甚至均是感嘆“春草輸贏”這種無關時政的內(nèi)容。在元好問看來，陸龜蒙等人沒有擔起時代給詩人賦予的責任，卻選擇忘懷世事、明哲保身。然而，陸龜蒙并非真的不關注他所生活的時代，亦有以赤誠之心寫出的諷刺社會現(xiàn)實的作品，如《新沙》《記稻鼠》等。雖然詩人對陸龜蒙的評價有失偏頗，卻可以看出他所強調(diào)的真情實感中是要有對社會現(xiàn)實關注的。四、結(jié)語雖然歸納以上三個主張并不能將這三十首論詩絕句分析得面面俱到，但大體上仍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元好問以“論詩詩”的方式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其詩學主張，即在詩歌風格上追求風雅真淳，不喜粗俗言辭入詩；在詩歌手法上，提倡自然質(zhì)樸，不倡過分煉字，堆砌雕琢，以致“為詩所囚”；在詩歌內(nèi)容上強調(diào)要表達真情實感，反對重形式的華艷之作。參考文獻：[1]呂德申.鐘嶸《詩品》校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劉勰.文心雕龍譯注[M].王志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3]楊時.龜山先生語錄 卷一[M].四部叢刊續(xù)編.[4]陶淵明.箋注陶淵明集[M].李公煥，箋注.元刻本.作者簡介：王歡歡，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編輯：雷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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