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中原農耕文化

2023年12月7日發(作者：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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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被視為人類社會由舊石器時代步入新石器時代的標志之一。恩格斯給予高度評價時指出：“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1)自古以來，生活在中原地區的人民都以從事農耕為主，可以說，我國農業的起源與發達、農業技術的發明與創造、農業的制度與理念，均與河南密切相關。(2)先秦時期，中原地區農耕文化不僅是我國農業文明的一個主要源頭，而且也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先秦時期，中原農耕文化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環境變化、生產工具改進、農業技術提高等因素共同的結果。簡言之，先秦中原農耕文化主要指秦統一以前河南的與農業有關的耕作工具、作物遺存、水利工程、農業制度與法令以及農業思想、飲食文化、農耕民俗等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總和。下面，我們分別從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論述中原農耕文化。

一、石器時代的中原農耕文化

考古證明，舊石器時代河南已經發現采集野生谷物的生產工具。如河南安陽小南海洞穴遺址和許昌靈井遺址中出土的弧背長刮器，主要用途是收獲野生谷穗，其形制已與新石器時代的石刀和石鐮相當接近。(3)在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就開始了農耕實踐。中原地區發現了可以說是整個黃河流域迄今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遺址，即距今約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崗文化。(4)裴李崗文化分布范圍廣大，幾乎覆蓋了河南省的全部，且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周圍文化。這里出土了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農耕文化已經確立，并有了一定發展。農作物出現了粟粒，表明這種適合于黃土地帶種植的傳統作物在我國開始的時間是相當早的，并且還發現有相當規模聚落和紡織工具，都可以說明裴李崗時期農耕文化發展情形。如在河南新鄭沙窩李遺址，發現有分布面積約0.8~1.5平方米的粟的炭化顆粒。(5)在許昌丁莊遺址中，曾在一方形半地穴房子中發現炭化粟粒。(6)經鑒定其年代均與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的粟大體同時，為距今七、八千年，是河南粟作的最早記錄。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不僅發現距今8810~7868年的炭化稻米，而且還有面積在幾千平方米到5萬平方米以上聚落。(7)在河南密縣莪溝遺址中，不僅發現有房屋基6座，其中5座為圓形半地穴式，而且還發現了迄今我國最早的陶紡輪。(8)另外，還發現有棟樹果核、棗核、核桃核等，說明當時也輔以采集的經營。(9)

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時期，農作物種類有粟、稻等，農業生產工具有石斧、石鏟、骨鏟、石刀和陶刀等，人們居住的聚落規模也有擴大，分布的居民點也更多，說明這時期的農業生產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生活已經更加穩固和發展。(10)在澠池仰韶村發現一片印有稻谷粒壓痕的陶片;(11)在洛陽王灣遺址，15號房址內的小陶罐內壁附著有粟的痕跡;(12)在洛陽孫旗屯遺址(13)和鄭州林山寨遺址(14)中均發現有粟類作物遺存。在洛陽西高崖遺址中的紅燒土上發現了稻谷印痕;(15)在社旗譚崗和內鄉小河也分別發現有水稻遺存。(16)在臨汝大張遺址出土有粟，(17)至今還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館。最為重要的是在三門峽交口遺址同時發現有水稻籽實與粟。(18)同時，在鄭州大河村(19)、淅川下王崗遺址(20)、鄭州西山的古城(21)等出現了大型定居村落，還出現了家畜飼養業。可見，到仰韶文化文化時期，隨著人口的增加，居住地域的擴大，生產技術的提高，我國的原始農業已進入到了發達階段，開辟荒地以墾耕的石鏟、中耕用的石鋤、收割10用的鐮刀及加工谷物的石磨盤等都已十分精致、耐用，標志著農業進入了鋤耕(或耜耕)階段。 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中原地區農業生產工具的種類和數量都有了增加，這時的農業生產工具除石斧、石鏟、石刀等以外，還普遍使用了蚌制的刀鐮和鏟等。在禹州嚴寨遺址發掘中發現稻米的窖藏遺跡，在其內發現了大量的半炭化粳稻的籽實和稻殼。(22)在駐馬店楊莊遺址龍山文化層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推測此時楊莊水稻種植已成規模。(2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在河南汝州市李樓遺址中發現了100多粒龍山文化的炭化稻米。這些炭化稻米呈黑色，外觀形態保存完整，表面縱溝清晰可辨。有的呈長圓形，有的呈短圓形。經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的古作物專家鑒定，確認它們是人工栽培的稻米，其中既有秈型稻，也有粳型稻，另外還有個別的小粒野生稻。據測定，這批炭化稻米大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遺物。(24)在河南陜縣廟底溝新石器遺址553號灰溝北壁發現許多用雙齒木耒掘土的痕跡。(25)生產工具的制作也更加精致，如有磨制的扁平穿孔石鏟、穿孔石刀和蚌刀等。而且數量也增加了，如在洛陽西干溝遺址的T4H4一個灰坑中，就出土有石刀15把，說明當時收割農具數量增多。(26)當時人們居住的村落已經相當密集，規模相對較大，充分說明該時期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在安陽地區的“洹水沿岸十五華里的一個地段就有十九個居集區”，(27)在河南靈寶“鑄鼎塬”一帶甚至發現面積近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28)還有一種同農業生產很有關系的事，就是水井。根據目前考古發現，在中原地區的龍山時期已經發現有兩口水井，一口在湯陰白營遺址，一口在洛陽銼李遺址。其中，湯陰白營遺址水井是中原地區發現最早的水井。水井的發明，是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標志。水井發明以后，大大方便了中原先民的生產和生活，因為人們不僅可以離開河旁、湖畔，深入到廣闊的平原上去開發土地，定居生活，而且還可以擴大耕種面積，可以灌溉澆地，可以抗御干旱，增加農作物的收成，發展農業生產。(29)此時，中原農業已由鋤耕階段進入了犁耕階段。(30)

總之，在我國古代歷史上，農耕文明的格局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基本定型。以秦嶺———淮河為界，中原地區是以粟、黍為代表的旱地農業區，在裴李崗遺址中已發現了粟的遺存，距今8000年左右。考古還發現，當時已經有了家畜的豢養，豬、狗、雞、牛、羊、馬六畜已基本具備。家畜業的產生又進一步穩固了以土地為生存依據的農耕文明的地位。(31)關于史前時期中原農耕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許順湛先生在《黃河文明的曙光》一書中歸納為八大貢獻：第一，農耕技術發達，不僅發明了耒耜，使農業跨入鋤耕農業新的歷史階段，而且還發明了犁耕農業，為古代文明奠定了經濟基礎;第二，發明了地下糧倉;第三，發明了糧食加工工具;第四，家畜的馴化奠定了“六畜“的基礎;第五，建筑技術出現夯筑、高臺建筑、石灰、土坯等，奠定了民族建筑風格的基礎模式;第六，出現了絲織品;第七，發明了水井;第八，發明了釀酒技術。(32)

二、青銅時代的中原農耕文化

最早發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原農耕文化在夏朝逐步從原始農業過渡到傳統農業，中原農業和農耕技術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時期。從那時起，中原農業逐步形成精耕細作的傳統。《論語·憲問》云：“禹躬稼而有天下”，《漢書·食貨志》說：“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反映了大禹時代的農耕情況。 夏代用于耕作的工具除耒、耜外，還有石犁、石鏟，墾荒造田用的錛、斧、鏟和中耕用的石鏟，收割用的刀、鐮，加工糧食用的石磨盤、磨棒、石杵臼等。(33)在生產力提高的前提下，農業生產中谷物的產量有了提高，用糧食釀酒，相傳夏王少康“作秫酒”。同時，出土的器物中酒器也較多，這也說明谷物的數量較為豐裕。農業生產與季節天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我國古代的天文歷法知識，就是在農業生產的實踐中不斷積累起來的，又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就是現存的有關夏歷的重要文獻。據《尚書·禹貢》記載，當時全國九州中的青、豫二州是大麻的主要產區，并作為貢品。《史記·夏本紀》記載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溫”，說明夏初就在北方的某些低洼澤地推廣種稻。在洛陽皂角樹遺址中就發現有水稻。(34)

商代，中原地區農業生產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主要農作物有黍、稷、粟、麥(大麥)、來(小麥)、稻、菽等。大豆至遲在殷商時已有栽培。《詩經》中涉及稻的詩句不少，如“十月獲稻”、“浸彼稻田”等等，說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周時期已有不少稻的明確記載。在鄭州商城遺址發現有水稻，安陽殷墟出土有稻米。(35)安陽殷墟出土的耒耜、石斧、石刀也反映出耕作已成商人普遍的生產方式。如安陽殷墟H305號窖穴也發現許多雙齒木末掘土的痕跡。(36)在安陽小屯村北的大連坑B14及其稍北，一次就發掘出上千把石鐮，(37)收割工具多而集中顯示了商王收割活動規模之大。商代遺址還普遍發現有較大型的、用于儲藏糧食的窖穴。這種窖穴，尤其是在都邑遺址發現的數量更多，分布更為密集。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發現的窖穴，最密集的地方約在二百平方米范圍內就有十幾個之多。窖穴之間的距離，最近的僅有二米左右，最大的窖穴口徑長3米，寬1.8米，深8-9米左右。多數窖穴的兩壁，都挖有對稱的，供人們上下使用的腳窩。(38)此外，在商代遺址，普遍出土有不少用于儲藏糧食的大型陶缸，陶甕。眾多的窖穴以及大量陶缸、陶甕的被發現，可以證明，當時是有比較多的糧食用于儲備的，窖穴內有防潮的設施，更是為使儲備的糧食得以比較長久的保存。(39)此時，中原地區的農業種植主要以粟黍為主。

從甲骨文也可知中原農耕的情況。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稻字，（40）更加證明商代稻作文化的可信。甲骨文中“犁”也寫作“犁”，甲骨文中的這個字象犁頭犁開土塊。又如“眾”的繁體字是“案”或“果”，甲骨文中的這個字，象三個人(用三代表眾多)在太陽底下從事農活。(4l)“年”字在甲骨文中，從人從禾，象禾熟(谷粒飽滿，往下垂)，有人把它割下，或者把它背在肩上。《爾雅》中說到：“夏日?歲?，商曰?祀?，周日?年?，唐虞曰?載?。”段玉裁解釋道：“?年?者取禾一熟也。”也就是一年莊稼成熟一次(當指北方)，所以“年”從“谷熟”的意義引申為”年月”的“年”。至今“年，還表示一年中莊稼的收成”，如“年成”、“年景”。(42)

西周時期，中原地區在井田制基礎上形成了相對統一的社會形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這時期金屬農具在中原地區漸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蟲防治，土地連作與休耕制被人們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現了禍耕和犁耕，并重視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們還在田間管理方面創造了一套獨特的作法—鋤地。在公元前11世紀，周卒以農耕強盛，滅掉商朝，并將農耕文化的影響擴大到長江中游，形成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向南波及吳楚的農耕文化圈，在其內部通過宗法制的分封建立了初步統一的政治經濟制度，井田制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共同生產方式。絲麻的栽培與紡制，也大大推動了中原農耕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周禮》中記載周代曾設置管理全國麻織物生產的職官。在浚縣辛村西周遺址發現有大麻纖維織成的布。(43)

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從原始農業向以精耕細作為主要特征的傳統農業過渡，并且還出現農書的萌芽。《夏小正》明確區分一年為12個月，并將物候和天象結合起來表示時令季節，特別是幾乎每月都標有一定的農事，其中包括修理農具、春耕、飼養小羊、養蠶、種麥等各類生產活動。據夏緯英先生考證其成書年代是商代或商周之際，最遲在春秋以前出現，(44)并且它還是指導平民和奴隸按時進行農業生產的依據。(45)據進一步研究認為，《夏小正》不僅是反映夏代黃河中下游農業生產與物候的農業典籍，還是一部歷法。(46)商代的歷法是在夏歷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并用于指導當時的農耕活動。關于商代農耕活動，可以參閱商代農事耕作與夏歷殷歷月份對照表。(47)

三、鐵器時代的中原農耕文化

考古發現的鐵農具始見春秋晚期，河南省洛陽市水泥制品廠出土的1件鐵鏟，是目前中原地區已知的早期鐵農具。考古資料表明，戰國時期，鐵農具開始大量出現，并逐步普及推廣，當時的主要鐵農具有樺、鑊、插、鏟、鋤、鐮等，(48)且分布地域廣。據禺斤先生統計，鐵農具的出土相對集中在北自黑龍江、南至兩廣、東達魯江浙、西及川滇的21個省、自治區，其中以包括河北、河南、山東、陜西在內的黃河流域分布最密集，作為其南、北毗連地區的東北、內蒙古地區和長江流域次之，而西南和東南地區相對較少。(49)這不僅反映了在歷史上不同地區的鐵農具在普及和推廣程度上的差異，而且還表明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具有發達的中原農耕文化。《管子·海王》指出：“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期事立。”《孟子·滕文公》：“以鐵耕乎?”另在輝縣固圍村出土鐵農具多達58件。表明戰國中期以后，鐵農具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戰國時期新出現的農具還有灌溉工具桔槔和加工農具石磨。

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農業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說。故此，中原人又被稱為“糧食之民”。大豆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在不少古籍中已是菽、粟并列。《管子》還指出“菽粟不足”，就會導致“民必有饑餓之色”。但大豆只是普通人的主糧，稱為“豆飯”，不像稻、粱那樣被認為是細糧。而豆葉也供蔬食，稱為“藿羹”。如《戰國策》就談到韓國“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反映了戰國時期的一般情況。先秦以前大豆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記載很少。《禮記·內則》中有“陸稻”的記載。《周禮》不僅指出當時全國的九州中，除位于南方的揚州、荊州“其谷宜稻”外，還指出北方的豫州、冀州、青州、兗州、并州年宜的谷類作物中亦包括稻在內，特別是該書還指出“稻人掌稼下地”，反映當時已有專職管理水稻種植事宜的“稻人”。在《管子·地員篇》中即記載了10個水稻品種的名稱及其適應的土壤條件。在鄭州碧沙崗鄭國遺址發現有貯藏糧食的窖穴，僅30平方米內就有8個之多，可以說明農業水平的提高。(50)當時，中原地區還飼養“六畜”(馬、牛、羊、豬、狗、雞)，種桑養蠶，種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撈，搞農副產品加工等。特別是農桑并重的生產結構，成了我國傳統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 由于戰國鐵器牛耕的推廣導致黃河流域農業的新飛躍。農業生產獲得全面發展，以防旱保墑為目的的“耕—耙—耢—壓—鋤”耕作體系和熟荒耕作與休耕制成為北方旱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重要內容和特色之一。《呂氏春秋·任地》提出土壤耕作的五大原則，并有具體的技術要求：“五耕五耨，必審必進，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強調多耕和深耕，認為這樣可以使土地“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呂氏春秋·辨土》提倡條播，要求“莖生有行”、“衡(橫)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在播種密度上要求疏密適度：“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同時，《呂氏春秋·辨土》還認識到中耕具有松土保墑、間苗、壅土等作用。大型農田水利灌溉工程相繼興修，是中原農耕文化繁榮發展的表現之一。戰國時代，李悝任魏相時，起用了水利專家西門豹和史起修筑漳水十二渠，是我國北方最早的大型引河渠系工程之一，筑有十二級堰壩，引灌臨漳、魏縣(在河北省)、安陽的田地。戰國梁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引黃河水入圃田澤，蓄水溉田，種稻改土，肥田增產。這是古代引黃淤灌、種稻改土的最早典范。公元前七世紀末，楚孫叔敖主持在河南固始、商城和安徽省部分地區興建期思陂，是河南，也是全國最早見于記載的陂渠工程。(51)

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農耕文化底蘊深厚，與農業生產相對應的農業祭祀和民間農事儀禮十分普遍。《山海經·海外南經》對此有一段很好的概括：“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圣人能通其道。”《詩經》中也有大量反映農耕習俗活動的內容。

同時，我國古代的“禮”也起源于農業祭祀。(52)隨著節令的變化，一年的農活，從播種、灌溉、除草到收割，都有一套儀式。(53)如河南淮陽地區每年農歷“三月三”的“人祖廟會”，參加祭伏羲的人有“野合”的習俗，其主要目的是以祈禱來年的農業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顯然保留有濃厚的農耕文化。(54)在我國古代，社神即土地神，是地道的土著神靈，它是指“古代神話中管理一小地面的神。古稱?社神?。”《孝經緯》：“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闊不可盡祭，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通俗編·神鬼》：“今凡神社，俱呼土地。?舊俗以?土地?為民祝祭祀之神，以求年豐歲熟。”(55)《禮記·郊特牲》云：“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敬，封五土以為社。”《白虎通·社祭》說：“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由此看來，社神由于和谷神結合為“社稷”之神，變成掌管人畜興旺、五谷豐登、住宅安全等多種權能的神祗。隨著其職能的擴展，社神由自然屬性的土地神逐漸演變為帶有社會屬性的“土地之主”。(56)

在中原農業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與農業有關的哲學和政治思想也產生和發展起來。如孔子、墨子、商鞅、韓非、李斯等人的重農思想，孔子、老子、韓非等人的民本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如務實、安土樂天、崇上尊老等，都具有重大影響。此外，中原地區不僅出現以許行為代表農學家，而且還出現最早的農書。《孟子·滕文公》：“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的一段記載反映出許行及其門徒可能均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和手工業。先秦時期涉及農耕方面的書籍如《管子·地員篇》，《呂氏春秋》中《上農》、《任地》、《審時》和《辯土》四篇是惟一保存至今的先秦農業文獻。(57)其中，《上農》主要論述重農思想和農業政策，《任地》主要介紹土地利用原則，《審時》重點論述掌握農時的重要意義，《辯土》主要講耕作栽培的要求和方法。這些思想和觀念，是與中原農耕文化的生產組織與生活方式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李先登先生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特點是，中原地區首先進入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隨著歷史向前發展，中國古代文明區域以中原這個核心為中心象滾雪球一樣地逐步擴大，將周圍地區不斷地匯入中國古代文明區域之中，同時也將周圍地區的優秀文化因素不斷吸收到中國古代文明之中，使中國古代文明不斷向前發展。”(58)秦漢時期，隨著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的確立，中原農耕文化不但在政治上高度統一，而且開始在意識形態、道德風范等各個方面以一體化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自宋代以后，燦爛的中原農耕文化日漸失去光輝，其軸心地位出現了傾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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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時，在大河村遺址第三期的房子F2中出土了一甕炭化糧食和兩枚蓮子。經李鑒定，認為糧食是高粱米，

詳細情況參閱黃其煦：《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農耕文化中的作物———關于農業起源問題的探索》，《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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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時，在下王崗遺址房基南墻外有燒谷殼及陶壺、石斧各一件，詳細情況參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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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 (56)呂大吉、何耀華主編：《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57)惠富平、牛文智：《中國農書概況》，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9年。

(58)李先登：《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天津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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