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選拔,是以德為先還是唯才是舉

2023年12月13日發(作者：棵組詞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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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選拔，是以德為先還是唯才是舉

在人才的選拔和使用上，“德”與“才”孰重孰輕，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德”與“才”的關系，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最理想的當然就是“德才兼備”，但在管理實踐中，一個在德才上達到兩全其美的人是很難找到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重“德”，還是重“才”呢?古往今來，許多政治家、思想家和管理學家對此都有過不同的論述，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人才選拔，是以德為先還是唯才是舉

三國時期，曹操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理念，曹操用人時注重真才實用，不求全責備，用其長而避其短。而同一時期的諸葛亮，提出“以德為先”的用人思想，要求德才兼備、全面發展，突出“德”在用人標準中的優先地位和主導作用，如果“德”不具備，才能再好，也不會得到重用。在人才標準的認定上，曹操和諸葛亮的差異竟如此之大甚至完全相反，這是為什么?

德與才是個統一體

按照冰山模型，“才”主要是指冰山以上的知識、經驗、技能，也與冰山以下的角色定位、自我認知、品質等相關。而“德”，則完全與冰山以下的價值觀、品質、動機等相關。由此可見，“德”是人內在的、難以測量的部分，它們不太容易通過外界的影響而得到改變，但卻對人的行為與表現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既然“德”與“才”都屬于勝任力的范圍，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兩者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不能割裂，不可偏廢。北宋司馬光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師也。”很好地闡述了這一觀點。

一方面，“德”對“才”起著統帥和保證作用，它既決定著“才”的方向，同時也是“才”的原動力。“德”不備，沒有正確的方向以施其“才”。另一方面，“德”不能離開才而單獨存在，一個人如果不具備所需要的知識和才能，任何事情都辦不好，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無所謂“德”。“才”不具，沒有得力的憑借以顯其“德”。這就是我們堅持“德才兼備”標準的道理所在。

“德才兼備”，是人才標準的一種追求目標，并非強調“德”與“才”的所有方面都完美無缺。因為“德”和“才”都包含了素質要求的多個方面，“德才兼備”是指“德”和“才”中的核心素質是符合用人標準的。

根據“德”與“才”的高低，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九種類型，對其的使用措施也有所不同(如下圖)。在處理“德”與“才”的關系上，在“德才兼備”的原則下，我們把“德”又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就是“以德為先”，因為“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是一個統一體，是相輔相成的。

德與才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要求

按照上面的邏輯，“唯才是舉”與“以德為先”，其實并不矛盾，它是指在不同的情況下，對人才素質要求的不同側重點。

古代一些政治家深知這個道理，他們往往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來選用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曹操，在把握“德”與“才”的關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

他在第一道《求賢令》中提到，選人要以“才”為主。只要有“才”，其他方面有點毛病也可以啟用，其意就是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第二道《求賢令》中講，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干成事;能干成事的人未必德行怎么高尚。陳平“盜嫂受金”，但他能幫助劉邦成就漢朝基業;蘇秦最不講信用，但他能使弱小的燕國強大起來。第三道《求賢令》中提到，陳平、韓信是市井無賴，吳起殺妻求將，母死不奔喪，但他們都為國家立下了不朽的大功，現在天下還沒有統一，正是國家用人之際，不管他有什么缺陷，都要積極舉薦上來，千萬不要有所遺漏。曹操把“唯才是舉”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致。

而在諸葛亮主政時期，蜀國已基本安定下來，治國的重心已從對外戰爭轉移到對內的以經濟建設為核心，開始走和平崛起之路。雖然曾六出祁山，但都是小打小鬧、虛張聲勢而已。因此，這時他需要的不是上馬定乾坤的將帥之才，而是提筆安天下的治國之才，要以民為本，走群眾路線的，所以必須把“德”擺在第一位，以德行好壞來決定用還是不用。如果品德好，能力差點，只是不能把事情辦好，不會造成大的禍害。能力差點，可以鍛煉培養，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

實際上，諸葛亮的“以德為先”，并不是不注重“才”，它是與“德才兼備”密不可分的，只是在“德”與“才”之間，將“德”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這種用人的理念，從大方向上來說，應該是合理的。只是諸葛亮晚年在用人時，把“德”的標準提得過高，加上他自己事必躬親，以致一些有才能的人遭到埋沒。此外，唐太宗等其他古代政治家，也都是按照“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進行在官吏的選拔和任用。

事實上，曹操的“唯才是舉”思想，在魏國后期其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曹操的繼任者重用有才能、但對曹魏懷有二心的司馬懿家族，最終導致將皇位拱手讓人。再來看我們今天，當初中國共產黨在在革命年代，在用人上也是堅持“唯才是舉”的原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投身革命事業。而革命勝利后，我黨將“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確定為一貫徹堅持的用人理念。

由此可見，古往今來的政治家和管理者在處理“德”與“才”的關系上是很聰明的，基本原則是服從于當時的政治路線或戰略目標。天下大亂的時候，當時的主要目標是爭奪天下，一切只要對戰爭勝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啟用。當戰爭勝利了，國家安定太平了，國家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是搞好建設，發展生產，安定社會，這時在選用人上就要注重“德”的要求。

對于今天的企業管理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要注意從實際出發，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同層次、不同崗位，對干部的“德”與“才”的要求不盡相同：

從企業的性質來看。外資企業重“德”，特別看重誠實守信等素質;民營企業重“才”，對“德”的方面比較看重對企業的忠誠;國有企業則要求“德才兼備”，特別強調敬業奉獻、清正廉潔等品質，甚至連生活作風問題也有嚴格的要求。

從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來看。在創業成長階段，規章制度和管理機制尚不成熟，企業的首要任務是市場開拓，盡快占領市場、增加市場份額，迫切需要有才能的人來支撐企業發展，這時用人主要看重才能;而在成熟穩定階段，規章制度比較完善，企業文化也已經形成，需要的是守業的人，用人則側重于“德”，并逐漸強調“德才兼備”。

從不同崗位層級來看。對基層員工，對“德”的主要要求是敬業奉獻、有責任心;對中層人員的要求是組織認同、敢于擔當等;而對高層，

對“德”的要求則比較全面，要有良好的品德和修養，除了突出政治品質外，也比較注重清正廉潔、公道正派等職業道德。

從不同的崗位來看。對采購、招標、財務等敏感崗位，更看重的清正廉潔、誠實守信等品質;對人力資源管理、行政后勤等崗位，更看重的是公平公正等素質;其他的崗位則更加側重于敬業奉獻與責任心。

總之，“德”與“才”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不能割裂、不能等同、不能偏廢。“唯才是舉”、“以德為先”是并不矛盾的，它是在一定情況下對“德才兼備”人才標準的不同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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