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外新報》-2019年文檔

2023年12月14日發(作者：儒林外史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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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外新報》

內容提要 《中外新報》是鴉片戰爭后出現的第二份傳教士中文報刊，也是浙江的第一份近代報刊。由于該刊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傳，在國外也只有殘本，因而對它的研究遠遜于同時期的《遐邇貫珍》與《六合叢談》，報史學界在《中外新報》的創刊日期、停刊日期、主辦者、刊期等方面長期說法不一，對該刊的內容也基本沒有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闡析，還原《中外新報》的本來面目，有助于改變研究滯后的狀況。

《中外新報》創刊于1854年5月的寧波，是浙江最早的近代中文報刊，也是我國最早以“新報”命名的中文報刊，“比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遐邇貫珍》(1853―1846)僅晚九個月，比上海最早的中文報刊《六合叢談》(1857―1858)還早了兩年又七個月。論其出版時間，則遠比這兩家著名月刊為長。”“換句話說，當時寧波的《中外新報》不僅與香港的《遐邇貫珍》和上海的《六合叢談》齊名，曾在同一時期發行，而且《中外新報》的編者瑪高溫還目睹了《遐邇貫珍》的盛衰及《六合叢談》的誕生和消亡”。但是，自《中外新報》創刊至今150多年間，報史學界對《遐邇貫珍》與《六合叢談》的重視與研究遠超過《中外新報》，對于后者，許多新聞史著作只有簡單介紹，有一些甚至只字不提。

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外新報》這一報刊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傳，在國外也只有殘本。而且，該刊曾有“兩名美國傳教士，即瑪高溫和應思理先后主持，后者所編的《中外新報》未繼承前者所編的序號，致使一部分只接觸其中一名編者主持的《中外新報》的后來研究者對該刊的創始年月和內容等有所誤解和混亂。”

本文試圖對報史學界長期混淆不清的有關《中外新報》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辨析，并就《中外新報》的內容與報刊特色進行分析。

一、報史學界關于《中外新報》的各種說法

在傳教士創辦的所有中文報刊中，報史學界對《中外新報》的介紹恐怕是最為混亂的一個報刊，圍繞它的創刊日期、停刊日期、主辦者、刊期等，從晚清到當代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說法，現擇其要者摘錄如下：

《中文報刊目錄》：《中外新報》，1854年5月創刊于寧波，半月刊，瑪高溫主編，1861年停刊。

《中國報學史》：“《中外新報》(原名Chine and For-eign

Gazette)，為半月刊，于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發刊于寧波；每期四頁，所載為新聞、宗教、科學與文學。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改為月刊，始由瑪高溫(Daniel JeromeMaegowan)主持。后彼赴日本，乃歸應思理()主持。至一八六?年停刊。”

《晚清報業史》：“1854年5月發刊于寧波，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egowan)、應思理(Elias -slee)先后主持。初為半月刊，1857年暫停；1858年復刊，改為月刊。出至1861年停刊。”

《寧波報刊錄》：“1858年12月19日(清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為外國傳教士所辦。初為半月刊，不久改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中止。性質略同于《國聞周報》。開始時由瑪高溫主持，后來瑪高溫去日本，由應思理接任。1860年(一說1861年)停刊。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認為此報于1854年創刊，《鄞縣通志》認為同治末年刊行，并以為全國有新聞紙之始，都不確。”

《東瀛訪報記》：“《中外新報》是美國傳教士在寧波創辦的，以報道國內外新聞為主的時事性期刊。初由瑪高溫負責，后由應思理主編。……可以訂正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有關《中外新報》記載中不夠準確的地方。如刊期，戈書作‘半月刊，……(后)改月刊’，實際上名為月刊，實為不定期刊；每期的篇幅，戈書作‘四頁’，實為8頁；停刊的日期，戈書作1860年，寧樹藩曾訂正為1861年，這批藏報證明后一說法是對的。”。

《中國近代報刊名錄》：“1858年12月19日(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于寧波。半月一期，每期四頁。有邊框界欄，正楷木刻。不久即改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止。開始由瑪高溫主持，后來瑪高溫去日本，由應思理接任，1860年(又一說1861年)停刊。”。

《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1858年12月19日(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五)創刊于寧波。初為半月刊，每期4頁。有邊框界欄，木刻。不久改為月刊。由瑪高溫主編，后瑪高溫去日本，由應思理接任。……有學者稱該報‘1854年創刊’，《鄞縣通志政教志》稱‘甬之有報章蓋在同治末年，其名日《中外新報》，為全國有新聞紙之始’，皆不確。《中外新報》于1860年出至第11期停刊。”

《浙江早期報業史訪輯》：“(一)寧波的《中外新報》前后共有兩種，第一種是1854年、1856年刊行的，性質略同《國聞周報》；第二種1858年刊行，如《中國報學史》圖版所顯示的一種，為應思理或者是白保羅、戈柏、綠賜所辦。(二)后者在大英博物院收藏中，將其與1854年的《中外新報》相銜接，編為第三或第四卷。除這兩種可能外，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1858年的第一號，是《中外新報》改刊日報的第一號。……至于《中外新報》的停刊時間，……應是咸豐十一年，即1861年。”

《寧波最早的一份近代報刊――》：“創刊時間，多作1858年，實為1854年5月；刊期，戈書‘半月刊……(后)改月刊’，名為月刊，實為不定期刊；篇幅，戈書‘四頁’，實為八頁；停刊時間，多作1860年，實為1861年。”。

二、關于《中外新報》的一系列問題

從上面的十多種論述中，筆者梳理出以下幾個問題，依據報史學界近年來的考證意見及筆者的研究心得予以辨析。

1.關于創刊時間

關于創刊時間說法很多，但主要有兩種：第一種，《中外新報》創刊于1854年；第二種，《中外新報》創刊于1858年。這兩種說法均源自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 《中國報學史》稱《中外新報》“于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發刊于寧波”，但該書(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同時附有《中外新報》影印照片，上面清楚標明“中外新報第一號”，“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刊”。據此，《中外新報》產生了兩個創刊日期：一部分研究者采用1854年的說法，另一部分則采用影印照片上1858年的說法。

問題的癥結來自影印照片。新加坡學者卓南生經過考證后給出的說法是：戈公振書中1858年的“這‘中外新報第一號’第一頁版面的電版并非復制自《中外新報》的原件，而是取自日本版的《官板中外新報》。”。

日本的近代化報刊誕生于1868年，而中國的傳教士中文報刊《中外新報》、《六合叢談》都是在日本近代化報刊誕生以前出現的。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由于長期實行鎖國政策，與西方國家直接來往不多，一些有識之士想了解西方，只能以中國為主要渠道。中國的一些傳教士報刊受到明治維新前日本有識之士的歡迎。最先被帶進日本的是《遐邇貫珍》，但它沒有被翻印成日文。而《中外新報》與《六合叢談》帶進日本后被翻印成了日文。負責刪定、訓點、翻印中文報刊的是幕府下屬的著書調所，后改稱洋書調所。因為是官方機構，經它刪定、翻印的書報被冠以“官版”或“官板”字樣，如《官板中外新報》、《官板六合叢談刪定本》等。為了方便閱讀，經翻印的書都注上日文句號和訓讀符號。根據卓南生的研究，日本并沒有翻印瑪高溫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只翻印了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即日本的《官板中外新報》都是應思理接管后的《中外新報》的刪定版。而應思理接管《中外新報》后并未延續瑪高溫所編的《中外新報》的序號，又從第一號重新開始排序。所以，《中國報學史》所附《中外新報》影印照片，實為日本的《官板中外新報》，也即應思理續編的第一號。由于報史學界只有極少數人(如戈公振、卓南生、日本的小野秀雄等)曾在大英圖書館閱讀過瑪高溫編的《中外新報》的原件，一般研究者只接觸了《中國報學史》所附《中外新報》影印照片，即應思理所編第一號的照片，從而導致了1858年創刊的說法。

因此，《中外新報》的創刊時間應是1854年。

2.關于主辦者

《中外新報》的主辦者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第一，由瑪高溫主辦；第二，由應思理主辦；第三，瑪高溫、應思理先后主辦。

出現歧義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一般研究者只接觸到其中一位主辦者所編的《中外新報》。戈公振、卓南生都曾閱讀過瑪高溫主持時期《中外新報》的原件，而且卓南生說：“《中外新報》的創刊編者瑪高溫在其報刊名左側最后一行堂堂正正地寫著：‘耶穌門徒醫士瑪高溫撰浙寧北門外愛華堂刊印’”。如此，瑪高溫作為主辦者的身份似無可懷疑。 因此，《中外新報》是由瑪高溫創辦、應思理繼辦的一份傳教士中文報刊。

3.關于刊期

主要有四種說法：第一，半月刊；第二，半月刊改月刊；第三，不定期刊；第四，瑪高溫時期為半月刊改月刊，應思理時期為不定期刊。

瑪高溫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開始為半月刊，封面上寫著“每月朔望編售”，即農歷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出刊，但從第三卷即咸豐六年正月(1856年2月)開始，改為月刊，封面上寫的是“每月之望編售”，即農歷每月十五日出刊。半月刊改月刊的原因是“買報者少”，“每月終耗費洋銀數元”，“現苦虧本”。

而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封面上寫的是“或每月或間月編售”，即“月刊”或“雙月刊”，實際上卻成了不定期刊。據卓南生研究，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前后共出版12號，除第九號內容不詳之外，余者皆收錄于日本官方刪定的《官板中外新報》。從收入《官板中外新報》的11期來看，有間隔一二個月的，也有間隔三四個月甚至五個月的，因此，“不難發現編者雖嘗試按其目標，在農歷‘每月或間月’之朔(初一)或望(十五)刊印，但在實際上往往脫期，其中有者之間隔甚至長達半年之久。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應思理主持的《中外新報》與其說是定期的宗教期刊，不如說是不定期的宗教刊物。”所以，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雖在封面上標明“或每月或間月編售”，實際上是不定期刊。

因此，瑪高溫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始為半月刊，后改月刊；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為不定期刊。

4.關于停刊時間

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停刊于1860年；第二，停刊于1861年。

方漢奇在日本國會圖書館看到了《中外新報》五冊翻印本，即五冊《官板中外新報》，出版時間分別為1859年10月、11月，1860年9月、12月，1861年1月，這說明1861年1月《中外新報》還在出版。卓南生還看到了1861年2月出版的一期，即第十二號：“筆者看到的日本翻刻版《宮板中外新報》收錄著‘中外新報第十二號、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刊’(即1861年2月)的內容，可見至少是在1861年2月，《中外新報》尚未停刊。”至于1861年2月出版的第十二號是否就是停刊號，“編者應思理及其家人是在1861年4月27日離開寧波返回美國的，從時間段來看，正好是在《中外新報》第十二號發行之后不久。在這短短的兩個月期間，臨別寧波而又忙碌的傳教士應思理，似乎不太可能再為這不定期的中文報刊《中外新報》付出心血。因此，在未有任何新資料佐證之前，我們可以推斷1861年2月號的《中外新報》就是該刊的停刊號。”

因此，《中外新報》停刊于1861年而不是1860年。

三、《中外新報》主要內容及其報刊特色 1.退居次要地位的宗教宣傳

由于《中外新報》僅在國外存有少量殘本，因而國內報史學界對該刊的內容基本無介紹，或只有極簡單的介紹，筆者嘗試彌補這一缺憾。因條件所限，筆者未能閱讀到瑪高溫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原件，就以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中外新報》來分析它的內容。

《中外新報》在封面宣稱：“拜真神，尊帝王，畏官長，親愛兄弟，圣經之要旨也。故是報以此數者為宗旨，不敢悖理妄錄”。似乎這是一個以宣傳基督教為宗旨的報刊，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外新報》的宗教色彩比較淡，宗教宣傳不占重要地位。

當然，作為由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宗教仍然是必備內容。從應思理主持時期的三期《中外新報》看，共刊登了4篇傳教文章，即第二號的《辨教說》，第四號刊登于封二的《勸讀耶穌圣經說》，第十號繼續刊登于封二的《勸 讀耶穌圣經說》與另一篇傳教文章《回心向道說》。

盡管宗教仍然是必備內容，但三期報刊只有4篇宗教宣傳文章，所占篇幅非常有限。這一情況從《中外新報》的目錄中也可以反映出來，我們以第十號目錄為例：

(封二)勸讀耶穌圣經說；寧波；舟山；杭州；上

海；潮州；香港；黑龍江；日本；天竺；薩爾蓋西亞；西班

牙；茄佛島荷蘭屬；英吉利；佛蘭西；花旗；造醋法；造

鋼法；回心向道說；附蘇州 目錄清楚表明，宗教文章所占篇幅很有限，一期刊物不過一二篇而已。所以，《中外新報》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辦以來傳教士中文報刊不以傳播西教為主要目的的辦刊方針是一致的。

2.以報道新聞為主的時事性報刊

《中外新報》數量最多、篇幅最大的是新聞，這從第十號目錄也可以看出來，《中外新報》實際上是一份以報道新聞為主的時事性報刊。從應思理主持時期《中外新報》第一號首頁的一條內容，也可以反映出該刊對新聞的重視：“竊思，《中外新報》所以廣見聞、寓勸戒，故序事必求實際，持論務期公平，使閱者有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然一人之耳目有限，報內如有報道失實者，愿翻閱之諸君子，明以教我。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載報內，可至敝寓，商酌補入，無非人求多聞，事求實跡之意，覽者愿之。”

《中外新報》所登新聞，以新聞發生的地點為題，如“寧波”、“杭州”、“上海”、“香港”、“日本”、“天竺”、“西班牙”、“花旗”、“英吉利”等。新聞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寧波新聞；第二，寧波周邊地區新聞；第三，國內其他地區新聞；第四，世界新聞。

作為一份出版地在寧波的報刊，編撰者非常重視寧波新聞，將其排于頭條，而且每期必設，報道的消息非常詳細、具體，例如刊登于第二號的“科場作弊案”、“摘心致祭案”、“鄞縣公案”、“東鄉案始末”等，向我們展示了當時寧波官場與社會生活的多個側面，《中外新報》的新聞觸角已經深入到市井間巷。

《中外新報》出版之時，正是太平天國戰爭時期，《中外新報》對太平天國運動作了大量報道，而且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進行報道。例如第四號以“南京”為標題的新聞，批判了洪秀全的宗教；第十號以“杭州”為標題的新聞，記載了太平軍攻打杭城的經過。當時又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外新報》對此也有報道，例如第十號在“英吉利”標題下，報道了英國議會開會議論對中國戰爭之事：“近日有耗來自英京倫敦云：兩月前，英國大憲會議中華之事，或云去歲天津變故，乃我國欽差與提督等辦理未善；或云大清背約是實，非關我國欽差之故；或云攻擊中華宜與佛蘭西同事；或云不宜與之同事；或云與中華決戰，必宜攻人北京方為得要；或云不宜攻人北京，因恐大清國祚，不無有礙；或云先宜攻擊各處炮臺，后當奪取南京，居中華心腹，以為久計。又有一種桂格爾人，抱煦煦之仁，不忍與中華決戰。因此議論紛紜，尚未定奪。”。這些史料，對于研究太平天國與第二次鴉片戰爭而言都是珍貴的資料。

對于截稿以后的新聞，《中外新報》以“附寧波”、“附蘇州”等方式附錄于同號的頁末，以區別于正文中的“寧波”、“蘇州”等新聞。例如第四號末尾登載了“附寧波”，第十號末尾登載了“附蘇州”。

《中外新報》是一份主要刊登新聞的報刊，但同時也刊登一些西學知識。例如第十號刊登的《造醋法》與《造鋼法》，介紹了西方造醋與煉鋼之術。第四號刊登的《亞美利加土人》，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說起，介紹了歐洲殖民者如何教化、馴服亞美利加土人。

3.《中外新報》的影響

作為鴉片戰爭后創辦的第二份中文報刊，《中外新報》的發行量超過同時期的《遐邇貫珍》與《六合叢談》，這從瑪高溫自己寫的一段話可以看出來：“昔香港新報，名《遐邇貫珍》，上海新報，名《六合叢談》，因買之者少，虧截浩繁，故皆截然中止。惟予所作新報，浙寧人稍有買之，故每月雖有虧截，而巍然獨存。”

《中外新報》是寧波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也是浙江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它畢竟‘開風氣之先’，為長期處在閉關自守的中國人民打開了一扇‘窗戶’，使人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識迭出，反顧自身的種種弊端，從而激發起救國自強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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