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與中國文化賞析

2023年12月21日發(作者：自強作文)

情與中國文化賞析

前言

中國文化是“情”的文化。

把“情”翻譯為西方語文，困難也許和“仁”相似。英文中，找不到一個可以和“情”字對譯的詞語；“passions”, “emotions”,

“feelings”, “affection”, “love”等，都只是“情”之一貌；大概和“仁”(ren)一樣，要翻譯成“qing”才能盡其全貌。這反映了“情”在中國文化中的獨有性和原創性。

“情”是人對外界人事物的刺激所引起的情緒反應。它和英文的“passions”相似。人受到外界刺激后，會產生喜、怒、哀、樂等不同的情緒，它和人的好、惡、得、失是分不開的。

“情”又指人天賦的與生俱來的“愛”和“被愛”的感情。它和英文的“love”相似。它包括了父母子女的情，丈夫妻子的情，兄弟朋友的情；人對動物、對自然、對一切有生命無生命宇宙萬物的情。它是自然而然，很warm，很tender的一種情。

最高層次的“情”，是人自覺地負起責任擔荷的那一種“情”。我對父母有情，于是我自覺地負起對父母的責任；我對妻兒有情，于是我自覺地負起對妻兒的責任；我對自然對生命有情，于是我自覺地

負起對自然對生命的責任。這種情有自覺、有擔荷，是人情中尤為可貴的。

幾千年來滲透在中國哲學文學藝術中的，全是一個“情”字。中國圣賢念茲在茲的，無非都是人的情感教育，而這種教育，始于人的天賦情感體悟而終于人自覺的責任擔荷。

現代社會日新月異，千變萬化的商品在牽動并操縱人的情緒反應，人未必能夠順應自己的性情，去經歷真正的喜怒哀樂。加上人的流動性強，環境變化快，人與人關系快速變化，還沒來得及把情感植根，環境變了，對象也更換了──人難以全情投入地去愛和被愛。

現代人都面對著離異的危機：今日我愛你，我對你有情；他日我不再愛你，我就會對你無情了。人對自己對別人都同樣不放心，不肯過早投入由有責任擔荷的情。

究竟，人要怎樣做，才能“順性”地去經歷真正的喜怒哀樂；才能“盡情”地去愛和被愛；才能“放心”地去負起有責任擔荷的情？

至此，我們得深入地思考以下問題：

1今日社會在資訊和商業結合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進。人們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反應，以適應社會變化，有時難免出現情緒混亂、失控的現象。中國文化中的“情”，可以怎樣舒緩這種暫時性的精神失調呢？

2人事的不斷更替，使人難以固定用情的對象；人與人的關系短暫，使人難以全情投入地去愛和被愛；在離異的危機下，人又不放心過早投入有責任擔荷的情。中國文化中的“情”，又可以怎樣修補這些感情無據的精神空虛呢？

這些都是研習的時候，必須用心的。

讀吳森先生《情與中國文化》，要握緊以下重點：

●中國文化，是“情”的文化。幾千年來，中國哲學文學藝術表達的，都是一個“情”字；

●中國儒家重視人的情感教育，教人發而中節、擴而充之，并自覺地負起責任擔荷；

●中國文化中的“情”，是今日世界人類精神病的良藥。

第一節 儒家對“情”及“情感教育”的重視

一、儒家對“情”的重視

人生而有“情”于中，與外物相交感而生出喜怒哀樂。人的天性各異，有所感而生的“情”與及表達“情”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人的喜好有別，選擇用情的對象以及用情的深淺也不一而定。

無論怎樣，人有“情”是上天的一種絕大的恩賜。它使我們能夠對人世間的真、善、美覺得感動，以至通過人類的一切力量對它展開追求。

一切偉大的藝術，都在向我們展現人類豐富的感情，以及對真、善、美的追求。一切改善社會的力量，都源于人的這種感情。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是鑒于人類對自己固有尊嚴的捍衛、對世界自由、正義、和平的向往，對無視人權、侮辱人性尊嚴的野蠻暴行的憤怒憎惡──那是對人類自覺地負起責任擔荷的“情”，而喚起全人類對它展開追求。魯迅雜文匕首投槍，但他的短篇小說卻對低下階層的小人物充滿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他從不肯呵責，并努力反思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他們可以盡的責任。他的小說寫出了他對舊社會人那些冷漠無情、麻木不仁的憎惡，對受盡壓迫只懂得逆來順受的小人物的憐憫與同情。這一切源于魯迅對低下階層的小人物有最高層次的''情"，并自覺地作出責任擔荷。

“情”是與生俱來的，但未必每個人都懂得運用這種天賦真正地去愛去憎去哭去笑，也有些人是不懂得怎樣去表達自己的感情，而有些人則連找出用情對象都感到困難。濫于用情，怯于用情，被情所困，為情所傷等等，都是人不懂得正確地去用情的結果；多少統治者傷害了人民的感情，兒女傷害了父母的感情，朋友互相傷害了對方的感情……都是由于他們錯誤地了解自己的感情、沒有尊重對方的感情，以及用了錯誤的方式去表達雙方的感情。

儒家洞悉人“情”的可貴，以及“用情”的難題，于是努力培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貶責“不近人情”和“無情”，教人用情的時候，要“發乎情，止乎禮”；教人先從父母開始，鞏固用情的對象，訓練

表達感情的應有方式；再擴充至兄弟、朋友、愛人，以及其他一切人、事、物。無論孝、慈、友、恭、忠、信、和、順，通通都建立在尊重對方的感情上面。當我們看到社會上那些把自己感情無限量膨脹、置別人感情于不顧，或以錯誤方式去表達感情而導致畸形、不幸的事件；回頭再看儒家所珍惜的真正人“情”，以及哪一套相應的“情感教育”，我們就知道人類的真正幸福，在于人能正確的去用“情”。對于“合乎禮義、發而中節”，也就不覺得它的迂和舊，也不會錯誤地以為儒家教育是要“壓抑中國人的感情，把全中國人都變成無感情，或者至少怯于表達自己感情的民族”了。

重點回讀：儒家怎樣重視人“情”的建立呢？在表達感情和用情的對象方面，儒家有什么教誨呢？儒家重視人“情”，它努力培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貶責“不敬人情”和“無情”。在表達感情方面，儒家教人要“發乎情，止乎禮”，要人的感情“發而中節”，并尊重對方的感情。在用情的對象上，儒家教人先從父母開始，在擴充至兄弟朋友愛人以及其他一切人、事、物。

二、儒家對“情感教育”的重視

人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也是各種德性修養至最完美的精神境界。儒家除了從外在的“禮的教育”，去教人達致“仁”的修為(例如顏淵問仁，孔子答以“克己復禮為仁”)之外，也通過內在的“情感教育”，去培養人的“仁”心。

不近人情、薄情、無情、絕情，都違反了人的本性，大大傷害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仁心的擴充功夫。

以下為大家導讀吳森先生在篇中提到的幾個“無情”例子：

1宰我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宰我的著重點，在于君子（指統治階層而言）有以禮樂教化天下的責任。春秋社會變動步伐很大，“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天道循環而向前，春夏秋冬亦以一年為周期，所以主張改以一年為喪期，以免禮衰樂弛。

孔子的著重點，則在于人情。“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父母在子女出生后，最少投入三年的時間精神，全情照顧關懷，提攜捧負，才得子女初步成長；而宰我卻沒有報答父母三年懷抱的恩德，

覺得三年時間太長。孔子問宰我“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宰我馬上回答“安”，絲毫沒有考慮到思念哀傷之情，這才生氣罵他“不仁”。

這里得要補充說明一下，孔子所處春秋時代，君子“守父母喪”、“出仕”兩者不可得兼（不同于今日我們懷念父母的恩德和在社會工作是可以得兼的）。于理，宰我提出修改喪期以免禮衰樂弛，也是面對現實而情非得已；可是于情，一個“安”字就反映了他對父母的無情了。如果當時而宰我答以“未嘗安也”，那么，孔子也許會與之同聲嗟嘆。

話說回來，如果人們對父母的情，降到“情”的最低層次──刺激反應式的情（他愛父母是因為父母愛他；一旦父母不能再愛他，他就找不到任何理由去為父母感到傷痛思念），他會覺得眼前有更多重要的事，無暇為死去的人浪費時間精神──當然還有感情。一旦這種危險的想法得到“擴而充之”，人類就會自絕于過去、將來，繼而自絕于眼前見不到的人事物，終以率獸食人。

無論如何，宰我解決問題的思路確實走偏了，反不如曾子“慎終追遠，使民德歸厚”──這才是君子作為統治階層者的責任。

2不葬其親，委之于壑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于面目。蓋歸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

上古時候的這一個人，從沒有認識到潛藏在自己心里的一份天賦感情，以為父母都死了，隨便一骨碌把他們掉到山壑里也無不可。誰知再經過棄尸地點，看見父母尸體被野獸撕食、蛆蟲吸吮，才觸動他久經潛藏的一份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人情”，把父母妥為安葬。孟子引述的這個人，對自己真正的感情一無所知，更加談不上培養和擴充，他雖有天賦的惻隱之心，卻不自覺，以至未能盡人子情份。

儒家看重的喪葬儀式，在“情”的第一層次來說，是厭惡看到死者尸體被野獸撕食，被蛆蟲吸吮。在“情”的第二層次來說，是出于子女對父母的一種雖死猶生的深厚感情。在“情”的第三層次來說，是人自覺的負起人子的責任，對父母生養死葬，對給予我生命來源的祖先慎終追遠，這些都源于人能夠對自己真正的“情”有所認知。

3父親攘羊而子證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第十三》

父親取得一只自來的羊（“攘”根據《康熙字典》的解釋是“自來而取之’的意思），大概是宰了來吃吧，當兒子的竟沒有考慮其他處理方法（例如和父親討論怎樣處理問題，一起尋找失主商討賠等），

反把他的過失公諸于世，極力頂證他。在這個兒子的眼中，頂證父親而得到的正直稱譽，比父親一生人的前途、名譽和以后要面對的壓力更為重要。

這個兒子對父親有情嗎？這種頂證的表現方式適合嗎？孔子譴責這個兒子太“不近人情”。因“一時貪念”而犯的錯誤，人誰無之呢？當兒子的其實可以有很多種方法讓父親糾正錯誤作出補救，無須選擇頂證方式。我們小時候犯的種種過失，那一樣不是經過父母師長循循善誘？他們可有動輒把我們拉上警局告上法庭嗎？我們在生活中工作上所犯的過失，不也是經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事事包容寬大處理的嗎？他們絕不忍心為了一己正直的名聲，把我們一時的過失公諸于世，或者向執法機關告發，親手毀去我們的前途。要民德歸厚，彼此互相愛護，還是要有這種寬厚的人“情”。

子女對父母有情，就不會做出傷害父母的行為；父母對子女有情，就不會做出傷害子女的行為；人間有情，就不會做出互相傷害的行為。相反，彼此會關懷顧念，小心顧存犯錯一方的面子，俾其機會改過遷善。儒家就是這樣透過情感教育，去維持人的道德水平。在中東一些國家，被捉到的小偷會被斬手，但在當地的中國人決不忍心報警拉人，因偷去幾粒糖果幾個罐頭而使孩子終身殘廢，試問于心何忍呢？

“情”的反義詞不是“理”，而是“無情”。“情”不是”理”的敵人，“無情”才是“情”的敵人。儒家的“情”重視“情理兼備”，“合情合理”。有“理”支持的“情”，才不會陷“情”于“愚”。

舉凡愚孝、愚忠、溺愛、盲目的愛，不曉變通的禮法……等，都不是儒家要培養的真正的情。

怎樣的“情”才是合理的“情”呢？從橫面來看，就是“合乎禮義，發而中節”，以合適的、正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孝悌忠信……等各種感情。從縱面來看，是“情”心恒久不變，而“情”表達形式卻能與時俱進的人“情”。

重點回讀：為什么儒家重視人的情感教育？怎樣的情才是合理的情呢？儒家重視人的情感教育，因為儒家是通過它來培養人的人心，通過它來維持人的道德水平。儒家五種倫理關系，亦以“情”來維系。合理的“情”是能夠以合適的、正確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情，也就是“發而中節”的情；“合理的情”，也是在“情”心恒久不變下，“情”的表達形式能夠變通

第二節 “情”的政治功用及其擴充

一、“情”的政治功用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嚴刑峻法，在亂世可以收即時的阻嚇之效，使社會秩序不至于排山倒海般一下崩潰。可是曠日持久，民怨必深，人民百姓動輒得咎，

終日惶惶恐恐，社會必不健康，缺乏樂觀前進的力量。如果嚴刑峻法落在殘暴不仁的統治者手上，人民生命必如草芥，為求在峻法下生存，人民互相提防猜疑，揭發舉報，甚至誣害別人以求自保，民族性必漸趨乖詐暴戾。

要民德歸厚，人民樂觀前進，肯為他人謀幸福，必先得統治者對人民有情，肯以仁心仁行，全力為人民謀幸福；再教以孝悌忠信，使人民彼此之間存在一份愛與被愛的感情，樂于見到自己的安樂與別人的幸福。

要人民懂得愛人，必先讓他們感到被愛。以情治國，可以讓人民感受到來自統治者的關懷愛護，人民亦必樂意以關愛相贈他人。偶有糾紛，也能自覺地互以對方為重，以寬待人、以禮相讓。

今日社會法律至為重要，它使人民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遇有糾紛，法律可以作出仲裁；遇有違反法紀，法律可以作出審判；對于未有違反法紀的，法律亦有刑示阻嚇作用。社會能否正常運作，人民生命財產有否保障，視乎社會有否完善的法制支持。這已無異議。

然而，今日社會法律以外，尤需人情。很多社會不合理的事情，都在法律管制之外。比如法律沒有控告子女辱罵頂撞父母的條文，但一個對父母有情的子女，絕對不會這樣做。即使在法律管制之下，如果找不到犯罪證據，法律亦莫奈之何；即使有證據被控方成功提出起

訴，辯方如不自覺承認錯誤，也將聘律師以證據不足或鉆營法律漏洞，巧挖心思以求勝訴，控方亦無必勝把握。

預防之道，在使人民有情。對社會有情，自覺地負起社會責任。自己固然奉公守法，對不法行為有一種憎惡情緒，社會罪案自然感少；繼而以愛社會之心，負起保護社會之責，見到不法行為，亦懂與法律充分合作，制裁觸犯法紀的人。

重點回讀：為什么儒家認為“情”比“嚴刑峻法”，更能把國家治理得好呢？以情治國，可以使人民感受到來自政府的關懷愛護，可以教育人民使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一份愛與被愛的感情，并樂于見到自己的安樂與別人的幸福。如此社會才有一種樂觀前進的健康力量。以嚴刑峻法治國，人民終日惶恐，怕動輒得咎，為求在嚴刑峻法下生存，必互相提防揭發舉報，或誣害別人以求自保。如此，民族性，必漸趨暴戾乖詐，社會也缺乏樂觀前進的健康力量。

二、“情”的擴充

1對天下人有情

前言提到，人類最可貴的“情”，是一種自覺地負起責任擔荷的情。試看中西方下面三個例子：

●基督放棄天上的榮耀幸福，轉生為人去經歷肉身的苦難，自覺地擔起人類的罪惡；

●佛祖放棄凈飯王子的榮華富貴，去參透人的生老病死，自覺地擔起普度眾生脫離苦海的重責；

●孔子以人非鳥獸，不忍心效法長沮、桀溺跑到深山去隱居，置蒼生百姓于不顧；反而“知其不可而為之”，努力宣揚“仁”教，希望把紛亂的世道納入正軌，力挽狂瀾于既倒。

基督、佛祖、孔子，都把感情中最可貴的一面發揮到極致。

這種心是天下人共有的，只是中國文化特別強調而已。史懷哲醫生，放棄舒適的生活，跑到非洲落后的地區為土著治病，自覺地擔起對土著的責任；“原子彈之父”錢學森，放棄美國崇高的專業地位，跑回戰后破落的中國工作，自覺地負起中國走向富強之路的責任；德蘭修女終其一生，即使自己已屆高齡，仍然不辭跋涉，在世界各個窮困落后、戰火蹂躪的地方，自覺地擔起照顧窮病孤寡和垂死臨終者的責任；杜甫潦倒窮困，仍然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在逆境中仍保持把苦難寧愿作一已擔荷的自覺。

這種自覺地負起責任擔荷的“情”，并不是偉大人物才有的，你和我和他都擁有，只是看我們有沒有把它擴而充之罷了。但愿今后人無分地域，國無分彊界，都能彼此以“情”相代，無需再在戰爭罪惡的陰影下生活，那么人類的世界將是何等美麗，何等幸福！

重點回讀：吳森認為詩杜甫的情，和釋迦牟尼、基督的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吳森認為，他們的情都有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杜甫描述人的苦痛是真純的惻隱之心的流露，自覺地希望能夠把人的痛苦擔荷過來，積極替他們承受，好讓他們得到幸福，這是人“情”的極至表現。

2重視夫妻之情

杜甫“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潘岳“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元稹“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蘇軾“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陸游“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惘然”；煤礦工人“我每天晚上拿它當枕頭睡，我也沒有生病”──他們都是天下有情人，丈夫對妻子用情之深，已超越時空生死。

儒家重視夫妻情分，以維持家庭的穩定性，和健康的前進力量。夫妻之“情”已經由“一見鐘情”式的情緒反應，進至雙方長期的“愛”和“被愛”的感情，并且關懷顧念，互相尊重，各自負起他們應盡的責任。充滿愛和責任感的家庭，才是幸福溫暖的家庭。在這個家庭中長大的子女，必以其父母為榜樣，如此孝、悌、忠、信等教育工作，才得以開展，家庭才能成為子女樂于用情、學習用情的地方。

今日青少年問題，多源自破碎家庭；而今日家庭問題，多由自夫妻感情的破裂。

父母是子女用“情”的第一個對象。如果子女今天向這個人叫爸爸，明天他卻要叫另一個陌生人做新爸爸，子女對人的感情就難以培養起來。

家庭是子女學習用情的地方，如果星期一至五，他要在一個“家”生活；星期六日，他卻要收拾衣服功課玩具，到另一個“家”去居住，子女對“家”就沒有歸屬感。父母離異，互相指責對方不肯付出更多感情，負起更多責任，子女看在眼里，他日亦不敢過早投入有責任的情。

社會穩定前進的力量來自家庭，家庭健康幸福的力量來自夫妻感情。只有夫妻互相以對方為重，情長意重，家庭社會，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得到幸福。萬一夫妻最終選擇離異，亦應以“人情”相待，互相尊重，自覺地負起各自應盡的責任，把對子女的傷害減至最低。

重點回讀：夫妻之情是屬于一種怎樣的情呢？為什么儒家很重視夫妻情分？夫妻之情，是一種由雙方一見鐘情式的情緒反應，進展至雙方長期的愛和被愛的感情。他們互相關懷尊重，并各自負起應盡的責任，這是一種最高層次的情。儒家重視夫妻情分，因為他們是家庭建構幸福的力量。通過他們，子女對人的感情，才能得到培養，對家才有歸屬感，而孝悌忠信等道德教育的工作才能開展。

3對古人有情

陶淵明詠荊軻“其人雖已歿，千載有余情”；杜甫詠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詠王昭君“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他們都是天下有情人。他們的用“情”對象，已經擴充至古人，也已經超越了時空生死。

儒家重視對古人的“情”，因為古人的“情”，可以陶鑄民族性情。這些夙昔的典型，為民族樹立了具體的“用情”模范。對古人的“情”，最初是一種情緒上的感動共鳴，是“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的那一種感情；繼而“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對古人產生追慕思念之情；最終受古人“情”的熏陶，自覺的覺得有承繼古人的“情”的責任。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文天祥被元兵擄后，在獄中作《正氣歌》，一口氣列舉了十二位正氣凜然的歷史英雄人物，作為自己的榜樣；最終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負起了對國家最后的責任，從容就義。文天祥對古人的“情”，撫平了他死前洶涌澎湃心情，安頓了他人生最后一程：照見了古人“義盡仁至”，愿盡最后的生命繼其志，續其聲。（文天祥生死之抉擇自有其時代背景的局限。唯盼今日國與國、種族與種族之間彼此有情，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通過對話和交流，共同尋找、欣賞和建立人世間的真善美。）

看到今日有些青少年瘋狂的把自己的“情”系于偶像身上的，以為偶像的喜怒哀樂就是自己的喜怒哀樂。他們參與偶像的活動時，不斷的被刺激作出情緒反應，繼而對偶像追慕思念，終日腦海里，莫非都是偶像的音容笑貌。可是他們可有反思這些偶像對自己的性情可有什么陶鑄之功呢？如果青少年也能把情用在古今中外的楷模身上，細細感受他們的情愫，體會他們用情的偉大，以致有一天立志以繼其聲，那么青少年的性情又該得到多少的熏陶呢？

儒家的這種情，當然并不限于對古人的情。凡是能用情而得其正，以顯出人“情”的偉大者，亦是我們用情的對象。今日社會信息發達，對于“情”的傳播，尤應負起積極的責任，使天下人能以“情”互相砥礪切磋，與古人同感，與天下有情人相通。

重點回讀：儒家對古人的“情”是一種怎樣的情？為什么儒家重視對古人的“情”？對古人的“情”，最初是一種情緒上的感動共鳴，進而追慕思念，并受古人“情”的熏陶，自覺地覺得有承繼古人“情”的責任。儒家重視對古人的情，因為古人的“情”，可以陶鑄民族性情，為民族樹立具體用情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