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服飾與晉朝服飾】晉朝女子服飾特點介紹

2023年12月26日發(作者：感恩同學)

【秦朝服飾與晉朝服飾】晉朝女子服飾特點介紹

晉朝女子服飾特點

中衣，此衣式僅見于這一時代，款式參見《北齊校書圖》。或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中原男子在這一時代也開始流行上衣和褲裝。绔、褲互稱。由于南方的濕熱氣候，高齒木屐開始流行。袿衣(雜裾)是魏晉女服中的禮服。魏晉時期衣冠承于東漢，一秉東漢追求繁華、奢麗的風格，袿衣即是衣兩側有尖角的款式，魏晉時，人們將尖角家常，敝屣旁邊加以垂飾飄帶。服裝看起來一場飄逸，這便是彼時辭賦中的“華袿飛髾”。

西晉女子服飾服裝承襲秦漢的遺俗，并吸收少數民族服飾特色，在傳統基礎上有所改進，一般上身穿衫、襖、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為上儉下豐，衣身部分緊身合體，袖口肥大，裙為多折裥裙，裙長曳地，下擺寬松，從而達到俊俏瀟灑的效果。加上豐盛的首飾，反映出奢華糜麗之風。西晉女子服飾多穿履、靴等，有皮履、絲履、麻履、錦履等。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鞋為禮。鞋子的形式有風頭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梢履、立風履、笏頭履、五色云霞履;陳有玉華飛頭履;西晉又有鳩頭履。

西晉女子的發式，與前代有所不同。魏晉流行的“蔽髻”，是

一種假髻，晉成公《蔽髻銘》曾作過專門敘述，其髻上鑲有金飾，各有嚴格制度，非命婦不得使用。普通婦女除將本身頭發挽成各種樣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過這種假髻比較隨便，髻上的裝飾也沒有蔽髻那樣復雜，時稱“緩鬢傾髻”。另有不少婦女模仿西域少數民族習俗，將發髻挽成單環或雙環髻式，高聳發頂。還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西晉時，由于受佛教的影響，婦女多在發頂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豎的環式，謂之“飛天髻”，先在宮中流行，后在民間普及。在發髻上再加飾步搖簪、花鈿、釵鑷子、或插以鮮花等。

晉代人口流動情況

西晉統一全國后人口但仍未恢復到東漢水平，八王之亂及五胡亂華更使人口數急劇銳減。五胡亂華期間發生多次大屠殺，例如劉聰、劉曜、石勒及石虎在華北的屠殺。戰亂帶來的瘟疫及饑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發生“人相食，饑死者十五六”的慘事。除戰亂因素外，兩晉人口數也因為種種因素被隱瞞。政府賦稅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廟下逃避課稅;當時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屬于別籍而不入戶;此外，因為戰亂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遷入后隱瞞戶籍 。

由于北方戰亂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動。滯留華北的漢人則依靠40余個塢堡自衛。當時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晉惠帝時期關中發生齊萬年之亂，數萬人民由關中經過漢中，抵達蜀地，之后協助李特、李雄立國。另一股經漢

水、宛至淮河，后為石勒吸收。巴蜀動亂后，人民逃至荊湘地區，因受土豪欺壓而叛亂，最后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饑民向冀豫地區乞食，后由田甄率領，稱為“乞活賊”。涼州少受戰亂，眾多人民前往避難。由于保留大量漢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華北動亂時，眾多人民逃往遼東，由慕容皝設僑郡收留。后來這些僑民協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亂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于東晉時期共有五次，分別為司馬睿移鎮江東時期;祖逖、祖約北伐失敗南撤時期;后趙滅亡，桓溫北伐時期;淝水之戰后前秦崩潰時期及劉裕北伐失敗時期。南遷僑姓世族成為東晉朝廷與南朝的支柱。僑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荊揚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閩廣之地。僑民主要先安置在僑州郡縣，入白籍，可以減免賦役。由于僑州郡縣遷徙不定、僑民與當地人民混雜，戶籍難于管理，影響了政府賦稅收入。所以安定后實施“土斷”，將僑民就地入戶(黃籍)以裕財實兵，并使官吏喪失免稅特權。在東晉時共實施四次。當時人民為重要資產，戰爭時不論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強迫人民遷移，以防資敵，尤其在華北或江淮地區常常發生。

晉朝滅亡的原因

晉朝是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大一統王朝，但好景不長，建國后戰亂又很快席卷而來。在動蕩不堪的環境下，晉朝逐漸分裂并走向滅亡，究其滅亡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晉武帝幫助晉朝權富王凱與石崇斗富的經過便是最鮮明生動的表現。更重要的是，晉武帝在最重要的立儲之事上聽信讒言，犯下致命的錯誤，立癡傻的司馬衷為太子，由此埋下了西晉此后歷代君主或昏庸無能或浮華奢侈的禍端。由是觀之，作為西晉的“第一任領導人”，晉武帝司馬炎不僅沒有以身作則，反而開不正之風之先河，而且在幾次決定國家命運的大事決策中屢屢犯錯，他的表現可能就已經注定了西晉短命而亡的悲劇命運。“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難變繼起” 的局面也就不足為奇。

(2)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晉武帝開創的奢華腐敗之風并沒有隨著武帝的離世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沿用了曹魏時期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更是起了對波助瀾的作用。 “初，(曹魏)群臣以吏部不能審復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尚書仆射)劉毅上書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訴之俗成，臣竊為圣朝恥之!’”

(3)曹魏時期，統治者為了取得士卒的擁護而實行九品中正法，由政府專職官員負責考察推薦地方人才，承認士族的做官特權，反對宦官與外戚干政，由此結束了兩漢以來的宦官、外戚、士族三種勢力爭權斗勢的局面，士族成為了最后的勝利者。到了西晉，

九品中正制維護士族利益的特點讓出身于士族之家的司馬炎不愿放棄，即使他知道九品中正有著很深的弊端。 說實話，九品中正選拔、考察、銓敘官員的辦法未必不好，只要堅持公正公平的標準，確保嚴格的保障辦法，就能發揮其積極作用。然而，在腐敗之風浸潤已久的西晉帝國，即使原來盡善盡美的辦法尚會蛻化變質，更何況本意弊端百出的九品中正法。于是，九品中正制在烏煙瘴氣的西晉王朝里漸漸地變味變質，成為了世家大族壟斷權力的工具，形成了等級性的士族門閥制度。西晉王朝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奇特現象。擔任大中正，小中正的官員一不受朝廷監察、考校，二不理會原定的取舍原則，任意行事，他們不是根據對象的德行，才干以及所適合從事的工作確定品級，而是看重門第忽視才德。朝野上下由此成為了是非顛倒之地：有權者無能，能者卻沒有多少權力，國家權力的運轉行使緩慢低效。“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可以說，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和逐漸發展過程中的“變質”使西晉的統治根基在人才方面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和動搖。

(4)中央的官制本已破敗不堪，而地方上所采用的不合時宜的分封制更是起到了火上焦油的作用。西晉建立之初，晉武帝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實行了分封制，大肆分封同姓王。“汝南王亮，武帝時為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楚王瑋，太康末，都督

荊州諸軍事，鎮南將軍;趙王倫，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齊王冏，是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許昌;成都王穎;惠帝時為鎮北大將軍，鎮鄴;河間王颙，為平西將軍，鎮關中”。

(5)然而，分封制的設立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地方勢力的膨脹。諸侯王手握一方軍政大權，坐鎮四方，表面上拱衛了皇權，實際里卻因為西晉王朝對地方監管法度制度的缺失和王權內部的重重矛盾逐漸發展成為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造成極大的威脅，這也是后來“八王之亂”的根源。八王之亂的出現，就像是催化劑，讓本就已遙遙欲墜的西晉王朝不堪重負，轟然倒塌，社會矛盾頓時激化。當西晉明白分封制埋下的惡果之時，卻早已到了日薄西山之時，早已無力回天。

(6)其實，西晉王朝的過早傾覆，也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早在漢朝起，北方的少數民族就通過不斷地侵擾劫掠和向內地遷徙不斷地發展壯大，盤踞中原各地。西晉之時，居于北方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由于自身發展的局限不不足，便努力通過對外入侵和遷徙來謀求生存和發展。許多地方已然成為少數民族聚居地，人口超過了漢族，甚至出現了“關中八百萬之余，率其少多，狄戎居半”的現象西晉的統治因此受到嚴峻的沖擊。八王之亂爆發后，許多諸侯王為了擴充自己的實力，不惜“引狼入室”，雇傭匈奴、鮮卑等游牧民族的軍隊。少數民族的入侵不僅帶來了蠻夷之風，

更由于其對漢人的大肆劫掠和屠殺，造成了中國社會長期的分裂混亂割據的局面，也就是后人所謂的“五胡亂華”。

縱觀西晉興亡的過程，不難發現，西晉從誕生到覆滅，猶如上山和下山。究其原因，不外乎統治群體的昏庸失策、選官制度的變質失效、地方制度的無力失衡和外敵的侵擾劫掠。我們發現，西晉王朝建立以后，并沒有如一般新建王朝一樣努力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反而把“民水君舟”的道理拋之腦后，極力推崇奢華腐敗，貪圖享樂，忽視民生，不覺中動搖了西晉本就不穩固的統治基礎。由是觀之，一個王朝要想保證其統治地位的延續，必須要做到建立有效明智的集體決策團隊，對內杜絕貪污腐敗，嚴懲奢華不正之風，建立完善的官僚取士體制和地方檢察制度，努力發展和保障民生，對外發展軍事，發展積極外交、獨立外交，這是無數王朝用鮮血換來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