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紅包的由來

2023年12月31日發(作者：快樂的春節400字作文)

春節紅包的由來

關于紅包的由來有幾種說法：一個是古時候在年節時，會使用紅線將百枚銅錢串起，發給小孩，祝福對方長命百歲。且“歲”與“祟”諧音，是“邪物鬼怪”的意思，當小孩拿到“壓歲錢”時，可用于賄賂鬼怪化兇為吉，平安度過來年，故叫做“壓歲錢”。而銅錢和紅線消失后，逐漸以紙幣和紅包袋取代，變成了“紅包”。

過年發紅包是一種傳統。

再一個是在唐朝宮廷中有“擲錢為戲”，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曾提到：唐玄宗天寶年，“內廷嬪妃，每于春時，各于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錢為戲。”而從春日“擲錢為戲”，到“散與金錢”，后又發展到贈“洗兒錢”。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楊貴妃認安祿山為義子時，“玄宗親視之，喜贈貴妃洗兒錢”，以賀喜驅邪。到了宋、元，便形成一種民俗。

由于歷史久遠，到了現在，不但在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和香港這些地方，可以說整個東亞都有類似現象：在越南也有發利是紅包的傳統；在日本，家長會派“お年玉”給小孩，不過是采用白色封套包裝，而且封套上會寫上接受人的名字；在馬來西亞，傳統馬來人會向友人派一種有金錢在內的綠色封套，而這普遍被認為是伊斯蘭文化和紅包文化的結合。

在中國古代，朝廷還會把年底發“荷包”，當作給官員的“年終補貼”

東漢時，文武官員在臘月就會收到皇帝賜予的“每人發棧20萬、牛肉200斤，大米200斛”，性質大概相當于今天的“年終紅包”。而根據《嘯亭續錄》記載：在清朝乾嘉時期“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大臣皆賜‘歲歲平安’荷包一”。里面有各色玉石八寶一份、金銀八寶八份以及金銀錢、金銀探各四枚。

而在各色官員里，翰林收“紅包”的方式最為有趣。由于翰林院，一沒事權，二沒財權，官員們跑關系走路子，很少到這兒來送禮，常常被稱作窮翰林。皇帝也就給了他們一個收“紅包”的機會，譬如宋朝，朝廷冊封某個大官，一般讓翰林起草任命書，起草完了，皇帝會命令被冊封的那個大官在逢年過節給起草任命書的翰林送謝禮。這謝禮或者幾千貫銅錢，或者幾百匹絲綢，或者幾十匹好馬，相當優厚。

在大陸地區，紅包的習俗曾在文革時期有短暫隔斷

文革時，“恭喜發財”、“紅包”這些習俗都當作了“四舊”，被刻意阻斷

1967年，中國開始“破四舊”，過“革命化”春節：“移風易俗過春節，大年三十不歇腳”“干到臘月二十九，吃完餃子初一早晨就動手”。當時，民眾被發動起來了，不準放鞭炮 、不準燒香拜佛、不準滾龍舞獅。“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革命化春節發起者更是認為：“什么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

過年不說“恭喜發財”，說“祝您今年見到毛主席”。這么一過就是十幾年。而在這樣的形勢下，再加之物質資源的極度匱乏，“紅包”也就在絕大多數地方銷聲匿跡了，少數遵循傳統的老人，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塞給自己的后輩。

雖然大環境下，“紅包”文化肯定是不被允許的，但一些小細節仍能看到這樣的習俗的扎根之深，除了一些家庭偷偷摸摸的包紅包外，高層也很難完全無視傳統：1963年初，毛澤東開始“還債”，給章士釗2000元，此后每年寄2000元，直到1972年還清，共20000元，接著又開始“還利息”。有趣的是，毛澤東的“還賬日”一直定在了每年春節后的正月初二。

經過動蕩年代后，紅包文化卷土重來

如今，紅包多寡被認為與經濟實力有關，富豪和明星的“紅包利是”往往更大

在文革之后，“紅包文化”其實有一個香港和臺灣的向內回輸。而在香港，是有派發“利是”（紅包錢）的傳統習俗，一般是已婚人士發給未婚人士、長輩發給晚輩、上司發給下屬。由于派發“利是”者重在祝福和心意，收“利是”者也重在討個吉利，因此香港普通市民派發“利是”的金額不大，一般都是10元、20元、50元而已。

但對于那些并不“普通”的香港富豪們而言，他們派發的“利是”容量也往往不普通，而且容量多少是一件事關面子和情禮的事情。華人首富李嘉誠的每封“利是”錢一般是500港元，澳門的賭王何鴻燊，同樣見人就派發“利是”，“利是”的含金量在數百到1000元之間，約是普通人的幾十倍。這樣的習俗也影響到了內地，明星和富豪們也往往會在節慶和喜事大派紅包，2011年6月，演員孫儷和鄧超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就在孫儷的經紀人給媒體派發禮物和500元紅包時，還發生了兩名在場的娛記為了爭搶紅包扭打的事情。

正因如此，現在不少人覺得過節成本太高，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紅包開銷

雖然和香港廣州等地的“利是”有所差別，北方的紅包會“厚實”一些，不過相對于見者有份的“利是”，北方“紅包”則往往定向贈予較近的親屬。但不管怎么發，春節的紅包利是開銷都不會個小數目。

在一項針對內地2500名受訪者的調查中，有12.5%表示自己的過年花費在8600元以上，還有3.8%高于21000元。而這其中除去路費，就有相當部分花在了紅包等人際交往費上。而《明報》在今年初的一項針對香港人的調查中，發現今年有六成表示會封20元利是，認為總利是預算會超過2000港幣的人也在6成左右。

不過雖然負擔重，但這筆開銷往往卻不能省。中山大學的葉春生教授就表示：紅包是中國人的一種交往方式，具有表達祝福的含義。實際上，這種交往方式的意義并不能低估，有時紅包的來往會是個人身處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一個確認，有時紅包的多寡還是衡量彼此關系深淺程度的一個尺度。再次，對于一些人來說，它還是體現個人身份的一個標志。

此外，紅包文化作為“中國特色”，已經為世界所知

如今，中國的“紅包文化”早就走出了東亞，為西方人所知

美國財政部發售的馬年吉利錢紅包。

知名脫口秀表演者黃西就曾表示：“美國人了解中國習俗的也越來越多。有一次一個老美在我演出后給了我一紅包。”

事實的確如此，為了迎合中國人這種喜歡“紅包”彩頭的文化，從2002年開始，美國財政部就發行了生肖吉利美元紅包，而如今已經是第13年。這些美元紅包每個上面都印有吉祥祝福，里面則是一張序列號以8888打頭的一美元面值鈔票，且限量發售88888個。

而在BBC廣播電臺的一個英文教學節目里，主持人還特意介紹了中國的一種送集體紅包的行為，并稱其為Whip-round，他的解釋是“把錢集中起來，以集體的名義為某人買件像樣的禮物”，中國人的說法是“湊份子”。

“Hongbao”成了“中國特色”的英文，以幫助西方人理解某些中國特色規則

在西方，幾乎所有介紹“中國習俗”的媒介都會提到“送紅包”的民俗——在婚禮等社交聚會、節日中，親友間贈予的裝有鈔票或類似金錢禮物的紅色包裹

或信封。但中國自古就有以“節敬”形式粉飾行賄的傳統，而英語國家的人對此難以理解。美國一個致力于反商業賄賂的非政府組織Trace International的主席就表示：“美國《海外反腐敗法》明確規定企業:不能直接或間接向政府官員提供、承諾或支付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以獲得商業好處。但將現金裝到紅色密封信封中遞給政府官員，在中國可能是恰當的。而這個古老的傳統，可能已有上千年了，如果不這樣做，當地官員甚至可能認為自己被瞧不起或被羞辱了’。”

這種“傳統”有數據為證，2008今年，一項研究隨機抽取了2005年—2007年3年來東城法院、海淀法院和一中院審理過的100起受賄案，分析發現78%的官員受賄會湊春節的熱鬧。而且70%的案件所涉及的賄賂是由官員家眷甚至情婦收受，包括官員子女收受的紅包。在臺灣也有類似丑聞：以收賄聞名的臺灣政治人物廖福本，其外號“紅包本”在當地普遍為人知悉。

在廉政公署成立后的香港，“紅包的潛規則”的表現則有很大的不同，春節期間索取紅包的不法之徒并非官員，而是三合會等幫派，他們常常通過假意送財神、送年桔、送揮春、舞獅賀年等手法，強迫一些商戶及市民派紅包以作回謝，以勒索金錢。

如今，紅包又成了“過年政治學”的代表因素，為政客親民所用

臺灣政客過年發紅包成必須課，香港特首卻集體不敢發

在臺灣成功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周志杰看來：臺灣是個注重人情世故的社會，過年時對民眾噓寒問暖，所起的效果絕對非同一般，坦言“過年政治學”是臺灣為政者必須學好的一課。

臺灣的政客也深諳此道，各地市長，各黨派候選人和馬英九都會親自出馬為選民大發紅包，今年馬英九預計會派送達24萬個紅包，每個紅包在2臺幣到20臺幣不等。不過民眾倒也不用擔心馬英九和這些政客們浪費，馬英九的紅包資金來源是“國務機要費”，賬務和預算都要報備。而其他人的紅包來源除了自掏腰包，還會來自黨派撥款和捐助。此外，臺灣民眾并非拿了紅包就變得“手短”，連續幾年馬英九都在發紅包的過程中被民眾“下跪陳情”，被怒斥“在民眾傷口上撒鹽”，今年更是被民眾抗議“我不要紅包袋，我要加薪！”

馬英九在為民眾派發紅包。

相比于臺灣，香港的特首就小氣很多，都不敢派發“利是”。而這里還有一個典故：梁振英的前任曾蔭權在2007年準備競逐連任特首時，由于擔心過年外

出向市民派發“利是”會被外界當作為賄選，因此索性不發。再加上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也謹慎地不派真錢利是，過年只發“甜心利是”（在紅包里放有一枚巧克力金幣），因此梁振英只好繼續守規矩，這也成為了香港政壇的傳統。

大陸很多官員也會把春節發送紅包當作保留項目，不過資金多為政府補貼

和臺灣的情況不一樣，雖然大陸官員也會派發紅包，不過紅包的明目和發送的對象卻大有不同。臺灣派發紅包是為了討好選民，民眾領紅包也只是為了討個彩頭，所以紅包的額度都很小，量卻很大，而經費多來自“公關費”。大陸官員的紅包性質則多是“慰問金”，慰問對象也是定向的“困難戶”，單個紅包的金額都不會太小，相當于為對貧困家庭提供了額外的一筆政府補貼。

由于性質的巨大差異，領取效果也迥異。在臺灣為了領取紅包常常萬人排隊，能不能領上，領多領少全憑運氣。而在大陸，由于慰問金發放和領取多是政治任務，所以難免出現分配不公，在 2012年1月20日，陜西省寶雞高新區部分環衛工人就受到市級領導慰問，每人獲得300元紅包。但慰問結束后，紅包被環衛部門負責人收回。而有關人員事后解釋說，此前已給參加活動的環衛工人發了300元獎金，所以不能重復發放，為了公平要匯總再發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