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現狀與思考

2024年1月4日發(作者：綠蘿藤)

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　　總第114期2005年第1期　　　　　No.1　2005JournalofJinan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SumNo.114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現狀與思考邵敬敏,周　芍(暨南大學文學院,廣東廣州　510632)3　　[摘　要]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長期落后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方言學界在語法調查中存在客觀困難,二是語法學界對方言語法的認識存在誤區。近年來,漢語方言語法研究逐漸得到重視,開展了若干方面的專題研究,如概貌、詞綴、虛詞、代詞、疑問句、特殊結構和句式等。今后,漢語方言語法研究應著重以下幾個方面:一、開展方言語法調查的基礎性工作;二、深化比較研究,三、變換研究思路;四、關注語言接觸和相互影響;五、在理論與方法論上有所突破等。21世紀的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必將成為新的熱點和增長點。[關鍵詞]　漢語方言;方言語法研究;理論思考[中圖分類號]　H1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5072(2005)01-0075-09　　20世紀80～90年代的漢語語法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呂叔湘、朱德熙等前輩學者的倡導,漢語方言語法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90年代更是呈現出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21世紀的漢語語法研究將出現三個熱點,或者說已經開始形成了三個新的增長點,那就是:1、語義語法研究;2、方言語法研究;3、歷史語法研究。這三者分別從內部變換角度,共時橫向延伸,歷時縱向發展進行獨立的或交叉的研究,從而構成一個立體的互補的漢語語法研究網絡。漢語方言語法著作最早的一本應該是艾約瑟(JophEdkins,Agrammarof《上海口語語法》colloquialChine,axhibitedintheShanghaidi2alect)(倫敦布道團1853年初版,上海長老會1868年再版),第一部分是“語音”,第二部分是“詞類”,第三部分是“句法”,一共30課,主要按照英語語法框架來描寫上海方言口語語法。但這僅僅是一種記錄,還談不上研究。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要數趙元任1926年發表的《北(清華學報》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3卷2期),該文對三地方言的語助詞進行了橫向比較研究,并且取得非常有價值的結論,可以說這一、方言語法研究長期落后的原因從歷史上看,漢語方言語法的描寫,實際上還早于漢語共同語(官話)語法體系的建立,這主要是國外傳教士根據他們實際需要編寫了一些漢語教科書,不能不涉及語法,但是僅僅局限于沿海的一些方言。根據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是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開山之作。從那以來,雖然漢語方言的論著泱泱大觀,不下幾百種之多,可是方言語法研究卻長期處于半停滯狀態,不但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且研究成果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也無足輕重。漢語方言語法研究之所以比較落后,究其原因,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2004-07-10　[收稿日期]　　[作者簡介]　邵敬敏(1944—),男,浙江寧波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周芍,女,湖南長沙人,博士研究生。(批準號:03BYY029)資助。國家社科基金“漢語方言疑問范疇比較研究”　[基金項目]　　3本文在第二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2004.12,武漢)上宣讀。

　　?76?　　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7卷　第1期　一是從語法學界角度來看,在認識上存在三個誤區:第一,以為漢語方言之間的區別主要是語音,其次是詞匯,而語法基本上大同小異,沒有什么太大的研究價值,所以不值得去做;第二,以為即使方言語法可以研究,那也是方言學界的事情,語法學家只需研究普通話的語法,也就是不需要去做;第三,認為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也還是才起步,這些課題都做不完,根本沒有精力和時間去涉及方言語法的問題,也就是沒可能做。二是從方言學界角度來看,客觀上存在一些困難:第一,在語音、詞匯都還沒有調查清楚的情況下就進行語法研究,有點力不從心;第二,語法研究對語感的要求更高,所以如果不是研究自己的“母語方言語法”,就很難進行深入的研究。第三,方言學界的學者在語法研究方面缺乏基本功的訓練,在掌握先進的語法理論與方法方面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因此,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首先在認識上要有根本性的轉變,認識到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方言學界的學者要進行語法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再學習;另外一方面,語法學界的學者更要關心,并且積極投入到漢語方言語法研究中去,我們要提倡“從自己的母語方言語法做起”。討會”,第二屆(蘇州大學2001)跟第一屆(香港中文大學1988)相比,語法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不可同日而語了。此外“,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計劃”于1992年開始就集中對漢語方言語法進行專題性的討論,由李如龍和張雙慶聯合主編了一套“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之二,香港中文大學究叢書”,包括《動詞的體》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之三,暨南大學出版社版1996)《、動詞謂語句》(之四,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1997)《、代詞》(之五,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等。此外,《介詞》全國方言學會從1981年以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從1987年以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從1988年以來,都是每兩年舉辦一次,這些學術會議所提交的語法論文的數量呈明顯的上升趨勢。　　特別是2002年12月在哈爾濱舉辦了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研討會,并且出版了戴昭銘主編的會議論文集《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重要會議,標志著漢語方言語法研究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主要成就在于:第一,注重方言語法研究的理論思考。例如張振興《〈方言〉與方言語法研究》、李小凡《當前方言語法研究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框架》、劉丹青《試談漢語方言語法調查框架的現代化》、戴慶廈《漢語方言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結合的一些理論方法問題》、鮑厚星《方言語法研究與田野調查》等。第二,方言的共時研究,開始聯系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考察,例如曹廣順、李納《漢語語法史研究中的地域視角》、邢福義《“起去”的語法化與相關問題》、李先耕《關于“起去”問題的再思考》、戴昭銘《弱化、促化、虛化和語法化》、馮力《中古漢(去)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語動態助詞“卻”、丁二、方言語法研究的春天已經來臨朱德熙先生從80年代初就大聲疾呼,要加強方言語法與歷史語法的研究。他在1991年“中國語言學會第六屆年會”的發言中還以自己研究“的”的深切體會指出共時和歷時比較研究(中國語文》的重要性。《1993年第4期)可喜的是,80年代以來,對漢語方言語法的研究開始逐步引起注意,而到了90年代,特別是后半期,這一研究進入興旺期。其重要標志是各種方言學術會議開始從偏重語音研究逐步轉向注重語法研討,例如從90年代開始,廣州一批中青年學者多次舉辦“今日粵語”小型研討會,就以語法研究作為主要議題,并且出版兩本《廣州話研究與教學》論文集;再如“吳語研究國際學術研崇明、榮晶《昆明話“著”的語義語源探究》等。第三,注意了方言語法描寫切入點的變化,有的強調比較研究,例如胡明揚《“著”“在那里”和漢語方言的進行態》、彭小川《關于“的”的一些思考》;有的聯系語音探討語法問題,例如鄭張尚芳《溫州話指代詞系統及強式變化并近指變音》、汪國勝《大冶方言人稱代詞的變調》;有的從語法意義入手,但更多的還是從形式標記入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現狀與思考　　　　?77?手,比如重疊、被動標記、助詞、語氣詞等。2004年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6年在廣州暨南大學將繼續舉辦第二屆和第三屆研討會,這標志著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春天已經到來。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形勢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好過。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體現:第一,通論性質的方言學著作大大加強了語法部分的闡述,例如詹伯慧的《現代漢語方(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言》詹伯慧主編《漢語(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方言及方言調查》游汝(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杰《漢語方言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李如龍《漢語方言學》(上海教育出版社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2002)等。尤其是詹伯慧《現代漢語方言》一書,(上海教育寶華、湯珍珠主編《上海市區方言志》(游汝杰執筆)比較出版社1988)第七章“語法”詳盡地全面地描寫了上海話的語法系統,觀察比較細致,挖掘出不少很有研究價值的語料,也注意到一些比較有趣的語法現象,并有一些新的見解,例如提出了“后置介詞”,建立了“擬詞”(福建人民出版社等;陳澤平的《福州方言研究》1998)一共13章,語法就有8章之多,對某些有特色的詞類,比如數量詞、代詞、介詞,以及特殊的句式,比如肯定、否定和反復疑問句、受事前置的動詞謂語句進行專題式討論。有的還注意到方言語法歷史上的特點,例如錢曾怡主編《山(齊魯書社2001)不但第二卷第三東方言研究》雖是部普及性著作,但對語法特別重視,從構形法、詞語組合、詞語位次、幾類句子結構以及詞類等五個方面進行了舉例綜述,很有啟發意義。第二,個別方言的專著,除了語音、詞匯,已經把語法部分作為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錢曾怡等《煙臺方言報告》(齊魯書社(福建人民1982)、張振興《臺灣閩南方言記略》(語文出版出版社1983)、侯精一《長治方言志》章(樂立靜執筆)專門討論了構詞法、詞類、短語以及句式,而且還在第三卷第三章(孫韻珩、張樹錚執筆)根據《醒世姻緣傳》和《聊齋俚曲集》的語言材料專門討論“清代山東方言語法”。還有的著作語法部分占到全書的大部分,例如高(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華年的《廣州方言研究》1980),該書的重點為語法部分,第一節“詞法”,第二節“句法”;語法體系基本上采用《暫擬系統》,比較細致地描寫了廣州方言詞的構造和調形變化規律以及句子的結構和類型。第三,出版了若干方言語法專著,這些論著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某個方言的語法專著,即對某種方言社1985)、李申《徐州方言志》(語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李永明《衡陽方言》1986)、詹伯慧、張日升《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三卷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1988,(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陳昌儀《贛方言概要》(廈1991)、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的語法進行比較系統、概括的描寫,特點是比較全面,也比較傳統,可以讓人對這一方言語法有個基本了解,缺點是無法深入探討一些專題。著作方面,早期幾乎都是境外學者撰寫的,例如(日本東京南風書局李獻璋《福建語法序說》(香港中文大學1950)、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臺灣學生書出版社1972)、羅肇錦《客語語法》(粵局1975)、馬詩帆、葉彩燕《StephanMathews》《門大學出版社1992)、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張啟渙、陳天福、程儀(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河南方言研究》李新(廣東人民出版社魁、黃家教等《廣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1995)、曹志耘《嚴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社1996)、平田昌司《徽州方言研究》(商務出版社1998)、侯精一《現代晉語的研究》(中國社印書館1999)、戴昭銘《天臺方言初探》語語法綜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等。90年代以來,國內陸續出版了一些方言語法專會科學出版社2002)、汪化云《等陣方言研究》(巴蜀書社2004)等。著,比較有影響的如何耿鏞《客家方言語法研(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究》錢乃榮《上海話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法》邢向東《內蒙古西(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部方言語言研究》喬更為可喜的是,有的方言志,語法部分已經從陪襯升級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但內容大大充實,而且地位也明顯提高。比較突出的如許

　　?78?　　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7卷　第1期　(商務印書館2000)、全生《晉方言語法研究》陳(江蘇教育出版社淑梅《鄂東方言語法研究》2001)、張一舟、張清波、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巴蜀書社2001)、研究》林寒生《閩東方言語法(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等。此外還有曾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毓美《韶山方言語法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1999)和《湘潭方言語法研究》(湖南教育出2001)、徐慧《益陽方言語法研究》題的研究。這也標志著這一研究逐步走向深化:第一,概貌研究,就某個方言區或方言點的某些特點進行概述,例如潘悟云《吳語的語法、(溫州師專學報1986年第3期)、詞匯特征》崔(湖南師范大振華《長沙方言的幾個語法特點》學學報1992年第3期)、黃雪貞《客家方言的詞(方言1994年第4期)、匯和語法特點》吳啟主(中國語言學報5,商務《常寧方言的語法特點》版社2001)等。(二)專題性研究的著作,這是方言語法研印書館1995)等。長處是論述集中,特色鮮明,給人一個比較清晰的概貌。引人注目的是,人們開始認識到北方方言區內部的語法實際上并不完全一致,某些地區或者某個方言點都具有自己的語法特色,這類(語論文有胡雙寶《文水方言的一些語法現象》究中的主流,在這方面,施其生和汪國勝的研究尤為出色。施其生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的論文(廣州人民出版社1996)中,該書集《方言論稿》除了4篇是關于方言語音調查之外,其余14篇都是研究方言語法的,以汕頭和廣州方言為主,例如“論‘有’字句”、“廣州方言的‘量+名’組合”都很有見地。汪國勝《大冶方言語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列出10個專題分別作文研究1981年第2期)、汪平《貴陽方言的語法(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特點》張成材《西北(固原師專學報1991年第2方言語法調查提綱》(貴陽師專期)、徐鳳云《黔南漢語方言的特點》了探討,其中“大冶金湖話的‘的’‘個’和‘的個’”,用方言材料驗證朱德熙關于現代漢語的“的”應該分為三個不同性質的“的”的論斷,其他章節也寫得比較扎實。此外,徐烈炯、邵敬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上海方言語法研究》1998),就10個課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方法比學報1991年第3期)、錢曾怡、羅福騰等《山東(中國語文1992年第1諸城方言的語法特點》(牡丹江師范學期)、王磊《論牡丹江方言語法》院學報1992年第2期)、陳汝立《新疆漢語方言(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語法述要》(方言1993期)、何偉棠《增城方言的語法特點》(中年第2期)、屈哨兵《湖北宣恩話語法札記》較新穎,同時還附有“上海方言語法概要”。項夢冰《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語文出版社(北京大學1997)、李小凡《蘇州方言語法研究》(中出版社1998)、林立芳《梅縣方言語法論稿》國語文1993年第6期)等。第二,詞綴研究,包括特殊的構詞方式,這是方言語法研究的熱點。例如熊正輝《南昌方(方言1979年第3期)、言的子尾》鄭張尚芳《溫(方言1979年第3期)、州方言的兒尾》甄尚靈(方言1984年《遂寧方言的形容詞的生動方式》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等也都頗有特色。近年來又出現一種新的跡象,就是就某個專題進行集中的研究。例如:方小燕《廣州方言(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句末語氣助詞》伍云姬(湖南師范大學出主編《湖南方言的時態助詞》(湖南師范大學版社1996)《、湖南方言的介詞》(湖南師范大出版社1998)《、湖南方言的代詞》第1期)、周日健《廣東省惠東客家方言的語綴》(方言1994年第2期)、喬全生《山西方言“字(山西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等。尾”研究》其次是重疊形式研究,包括形容詞以及動詞的重疊。例如陳亞川、鄭懿德《福州話形容詞重疊(中國語文1990年第2式的音變方式及其類型》(中國期)、馬重奇《漳州方言的重疊式形容詞》學出版社2000)等。三、方言語法專題研究的深化方言語法專題研究的單篇論文成倍增長,這反映了方言學家和語法學家都開始關注這一課語文1995年第2期)、朱景松《揚州方言單音動(中國語文1993年第3期)、詞的生動重疊》潘(語文研究家懿《海豐話形容詞的生動形式》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現狀與思考　　　　?79?1994年第1期)、陳淑梅《湖北應山方言形容詞(方言1994年第1期)、的重疊式》馬重奇《漳州(語言研究1995年第1方言的重疊式動詞研究》(語言研年第1期)、孟守介《諸暨方言的代詞》究1994年第1期)等。第五,疑問句研究,因為疑問句是方言語法中比較有特色的,所以這方面研究最突出。例如:謝曉安、張淑敏《甘肅臨夏方言的疑問句》(中國語文1990年第6期)、劉丹青、余藹芹《廣(中國語文1992年第4東開平方言的疑問句》(中國語文期)、游汝杰《吳語里的反復問句》1993年第2期)、宋金蘭《甘青漢語選擇問句的(民族語文1993年第1期)、特點》趙蔡欣《武漢(漢語學習1993年第6方言中的兩種問句》期)、謝自立、劉丹青《蘇州方言變形形容詞研(中國語言學報6,商務印書館1995)、究》徐烈(語言炯、邵敬敏《上海方言形容詞重疊式研究》研究1997年第2期)等。第三,虛詞研究,這也是個研究的重點,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第一,跟普通話的比較,從而發現方言虛詞的某些特點,例如范曉《吳語(吳語論叢》“V-脫”中的“脫”》《,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邵敬敏《試析上海方言的虛語素“頭”》(語文論叢》(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喬全(方言1990生《洪洞方言助詞“著”的共時研究》(中國年第2期)、彭可君《貴陽話的副詞“把”》期)、焦長華《無為方言反復問句“VP沒有”的表(南昌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述》徐烈炯、邵(中敬敏《“阿V”及其相關疑問句式比較研究》語文1991年第6期)、林倫倫《潮汕方言的虛詞(汕頭大學學報1992年第1及其語法意義》(貴州大學期)、涂光祿《貴陽方言語氣詞初探》國語文1999年第4期)等。第六,特殊結構和句式分析,例如侯精一(語文研究1981年第2《平遙方言的動補式》(中國語期)、陳法今《閩南方言的兩種比較句》學報1993年第1期)、陳滿華《湖南安仁方言的(中國語文1993年第3期)、句段關聯助詞》宋(語文研究1994年第秀令《汾陽方言的語氣詞》1期)、劉清源《成都話動態助詞“過”的一個用(中國語言學報6,商務印書館法———“VO過”》1995)等。第二,方言內部同類型虛詞的比較,(吳例如錢乃榮《上海話的虛詞“LA?”和“L?”《文1982年第1期)、喬全生《山西方言的“V+將(中國語文1992年第1期)、+來/去”結構》丁(中崇明《大理方言中與動詞“給”相關的句式》國語文1992年第1期)、羅福騰《牟平方言的幾(方言1992年第2期)和種常用句式》《山東方(中國語文1992年言比較句的類型及其分布》(方言第3期)、陳法今《泉州方言的述補結構》1992年第3期)、汪國勝《大冶話的“倒”字及其(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5相關句式》語論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施其生《論廣(語言研究1995年第1州方言虛成分的分類》(仔)和期)、劉丹青《無錫方言的體助詞“則”(中國語言學報6,商務印書館1995)等。“著”》期)、邢向東《呼和浩特方言感嘆句的常用句式》(方言1994年第2期)、張林林《九江話的“著”(九江師專學報1992年第2及其相關句式》(廈門大學學報期)、周長緝《廈門話的被動句》1993年第3期)、陳垂民《閩南話的“去”字句》(暨南學報1993年第3期)、丁力《安康方言中(湖北大學學報1995年的“V開(NP)了”結構》第四,代詞研究,既有建立系統,以描寫為主的,也有分析其中的特殊用法以揭示其特點(吳語論的。例如謝自立《蘇州方言的代詞》《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陳鴻邁《海口方言(中國語文1991年第1的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期)、張邱林《陜縣方言遠指代詞的面指和背指》(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項夢冰(方言1993年第《連城(新泉)方言的疑問代詞》3期)、項夢冰《連城(新泉)方言的指示代詞》(方言1992年第4期)、施其生《汕頭方言的人(方言1993年第3期)、稱代詞》宋秀令《汾陽方(山西大學學報1994言的指示代詞與疑問代詞》第6期)、饒長溶《長汀話表可能的“V得”組合》(中國語言學報6,商務印書館1995)等。總體來看,有關研究的數量已經達到一定程度,但是質量還有待于改進,尤其是所采用的理論和方法大部分停留在傳統語法的層面,只有少數有所突破。

　　?80?　　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7卷　第1期　另一方面又從平面上比較了北京話、廣州話、文四、方言語法研究的理論思考雖然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跟普通話語法研究相比還是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因此,要想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就,就需要發現差距,尋找原因,明確改進的方向。第一,深化“比較”研究。方言語法研究,離不開比較這個基本的方法。應該說大多數方言語法學家已經比較嫻熟地掌握了這一方法,也寫出了不少比較色彩濃郁的論文。例如于根元的《上海話的”勒勒”和(語文研究1981年第1期)、普通話的“在、著”》水話和福州話的有關用法,從而證明北京話中同語音形式的“的”確實應分化為不同的三個“的”。這比僅僅依靠分布來證明更有說服力。這類論文還有:游汝杰《溫州方言的一些特殊語(吳語論法現象及其在臺語里的對應表現》《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吳振國《助詞“著”(雙語雙方言論文集在若干方言中的對應形式》三)、甘于恩、邵慧君《漢語部分南方方言否定副(雙語雙方言論文集四)、詞的類型比較》邵敬敏、鮑茂振《從北京話、上海話、香港話看語言漸(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7年第3變的走勢》期)。著作方面有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劉鎮發《香港客粵(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以及、語比較研究》張惠(語文出版社2001),英的《漢語方言代詞研究》李英哲《官話和閩方言中的幾個動詞短語結構(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1的比較研究》期)、林倫倫《廣東閩方言語法特點的比較研究》(汕頭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傅雨賢《連平特別是后者就若干方言的代詞進行的綜合性的比較研究,很有學術價值。余靄芹《漢語方言語(ComparativeChineDialectalgrammar,法比較》EHESS,Paris,1993)更是有意識地把若干個方言話祈使句的形式標志“好”———兼與普通話祈使(雙語雙方言論文集二)、句作比較》許紹早《廣(雙語東陽江話否定句和普通話否定句的比較》語法的材料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建立起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學。事實證明,這一比較方法是非常有潛力的。比如,我們把吳方言(上海話為代表)、粵方言(廣州話為代表)跟普通話(北京話為代表)一起雙方言論文集二)、胡性初《英東話否定句和普(雙語雙方言論文集三)、通話否定句的比較》邢(雙語雙方言論文集四)、福義《南味“好”字句》(雙陳垂民《閩南話和普通話述補結構的比較》語雙方言論文集四)、鄭貴友《赤峰話中的“W+(雙語雙方言論文集四)、呢啊”是非問句》葉竹(雙語鈞《慈溪話普通話否定詞語的用法比較》進行疑問句的比較,就會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粵方言(廣州話):問:有　搞錯?　　　　　肯定性回答:有,有搞錯。吳方言(上海話):問:有勿有搞錯脫?　　　　　肯定性回答:搞錯脫勒。普通話(北京話):問:搞錯了沒有?　　　　　肯定性回答:搞錯了。“有沒有”帶動詞性賓語提問的疑問句式,在粵方言里不但可以問,而且可以做正面肯定性回答,單獨用“有”或者“有”加上動詞性短語,臺灣的國語也可以這樣提問和回答。普通話卻不行,不能這樣問,更不能這樣回答。有趣的是吳方言,可以這樣提問,卻不能這樣做肯定性回答,換言之,提問跟粵方言一樣,而回答則跟普通話相似。好像各取一半,恰好處于中間狀態,雙方言論文集五)、邵敬敏《上海方言與北方方(中國語言學的新拓言疑問代詞比較研究》《展》,香港城市大學1999)等。但是,目前的方言比較研究往往局限于某個方言跟普通話語法的比較,換言之,還屬于單一性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應該把視野放寬,一是就某個專題,把幾個相關的方言,加上普通話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二是方言跟有關的漢藏語言進行比較。這類研究最著名的當推朱德熙的論文,例如《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方言1980年第3期)一文中,這里的“的”字》種比較研究顯得更為淋漓盡致。作者一方面從歷史上考察了唐宋時“地1地2”和“底”的區別,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現狀與思考　　　　?81?這就具有語言類型學的價值。平面的共時的研究,還必須要聯系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考察,例如陜北方言的疑問句式沒有“今天是二月二嗎?”只有“今天是二月二?”和“今天是二月二不?”兩類,后者形式上是正反問,但是表達上卻屬于是非問,因為回答只能夠是“是”或者“不是”。我們據此可以推論出句尾的“不”正在經歷語法化的過程,也反映出“嗎”字是非問的歷史演變過程應該是“:今天是二月二不是二月二?”———“今天是二月二不是?”———“今天是二月二不?”———“今天是二月二嗎?”方言的證明可以參見臺灣的歌曲“:酒干倘買無?”意思是:酒喝酒瓶賣嗎?“無”的讀音是[PO],就念雙唇音,應該是“不”演變而來。這類研究應該引起我們充分的重視。第二,變換研究的思路。語法研究通常是從形式入手,去尋找語義的解釋;也可以從語義入手,去尋找形式的驗證。現在的研究大多還是從形式出發的,無非這么幾種角度:一是構詞、構形,包括重疊式;二是詞類,集中在虛詞、代詞等封閉性詞類;三是特殊結構,例如動補結構、趨向結構;四是句式,包括疑問句。那么,我們能不能變換一個角度呢?比如說從范疇出發,例如關于方言的體貌范疇研究就很有啟發。因為“體貌”問題一方面跟動詞有關,另一方面又跟虛詞,特別是時態助詞有關,而且在各個方言里有不少變化,所以理應引起特別的關注。例如邢向東《神木話表過(延邊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去時的“來”》(中國語文1991王暉《山東臨句話的時間助詞》(南開年第2期)、劉叔新《廣州話的趨向范疇》出發來進行方言語法的研究,例如疑問、比較、致使、選擇、因果、等同、程度等都可以成為研究的課題,同時還要提倡運用語義特征、語義指向、語義角色、語義結構等新的理論與方法來積極進行研究。方言學家急需進行再學習,從漢語語法研究中吸取營養。如果滿足于現成的知識結構,那么我們的研究就很難有新的突破。第三,關注語言的接觸、滲透、交融和互相影響。語言,包括方言的接觸,也是我們需要特別重視的課題。例如我們在《現代漢語正反問研(漢語言文化研究》究》《第四輯,1994)中指出:南方方言的減縮類型“V不VO”格式正在滲透到北方方言里去,并有逐步取代“VO不V”格式的趨勢,這里雖然有南方地區經濟發達等外部原因,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語言的內因,即從人的認知上進行解釋:南方方言類型的疑問結構結合緊密,更能顯示疑問焦點,在語義理解上V與不V語義同時指向O,符合人們的思維走勢;而北方方言類型的疑問句不但疑問焦點分散,而且由于中間隔著O,不V的語義指向卻必須反搜索,不符合人們的思維走勢,因此,后者就有可能被前者替代。同類論文還有溫端政《從浙南閩南話形容詞程度表示方式的演變看優勢(語文研究1994年第1方言對劣勢方言的影響》期)等。這方面“,雙語雙方言(國際)研討會”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們的研究不僅涉及比較研究,包括普通話跟漢語方言、普通話跟少數民族語言、普通話跟外語、漢語方言跟漢語方言等多類型、多層面的雙語雙方言的比較研究,而且還進一步考察了方言之間的接觸、交融和互相影響等問題。例如邢福義《“有沒有VP”疑問句式》(雙語雙方言論文集一)、吳永德《香港漢語與大(雙語雙方言論文集陸漢語的詞匯、語法差異》(雙一)、周小兵《新加坡華語小說的語法特點》學報1991年第6期)、呂枕甲《運城方言的兩個(方言1993年第2期)、表時間的助詞》伍云姬(方言1994年第3期)、《長沙方言的動態助詞》(語文研究1995戴耀晶《贛語泰和方言完成體》年第1-2期)等。胡明揚主編《漢語方言體貌(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集中對體貌,論文集》語雙方言論文集一)、陳垂民《閩南話和普通話(雙語雙方言論文集三)、“有”字用法比較》邢福包括時、態、體等重要的語法范疇進行研究,還(漢語方言比較討論了余藹芹提出的16種態《義《“很淑女”之類說法語言文化背景的思考》(雙語雙方言論文集五)等。語法》1993)。除了語法范疇之外,我們提倡從語義范疇當然,這方面的研究還涉及方言跟民族語

　　?82?　　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7卷　第1期　言的比較,交叉和影響,特別是在民族混居地區以及邊疆地區。第四,在理論與方法論上有所突破。方言專題研究不能就事論事,而應該把事實的研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進行認識。對方言語法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探討,包括對有關研究進行述評。例如:詹伯慧《漢語方言語法研(語文研究1994年第4期)、究大有可為》賀巍(方言1992年《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語文1999年第3疑問句句式比較研究》期)等。這一研究不僅顯示了漢語方言里反復問句的復雜性和多樣化,而且揭示了這類句型的動態變化,因此具有語言類型學的意義。我們欣喜地看到,年輕一代的學者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例如劉丹青最近出版了《語言類型與(商務印書館2003),就通過吳語的介介詞理論》詞分析,在語序類型學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同類論文還有施其生《廣東開平方言“的”字結(中國構:從“者”“之”分工談到語法類型分布》《第3期)、項夢冰、曹暉《大陸的漢語方言語法研(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6期)。這方究》語文》1995年第4期)等。第五,開展方言語法調查的基礎性工作。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們對漢語各個方言語法的了解還是非常膚淺的,因為當年大規模的方言調查主要集中在語音方面,其次則是詞匯,語法僅僅是一種點綴。即使是調查提綱也非常粗糙。可喜的是,我們現在擁有了一份比較齊全的方言語法的調查手冊:黃伯榮等編著的《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語方言語法調查手冊》面香港的青年學者就比較注意,例如鄧思穎的(北京大學出版社《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2003),密切結合漢語方言語法,特別是粵語的雙賓語結構、與格結構以及被動結構的語言事實,試圖證明根據喬姆斯基“原則與參數”的最新理論也適用于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在形式化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你可以批評他的某些例句不那么規范,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解釋,但是這種嘗試則應該予以肯定和鼓勵。方言語法研究還需要以小見大,即通過具體課題的分析,挖掘出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價值。當年朱德熙《關于漢語方言里的兩種反復(中國語文1985年第1期)以及問句》《“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中國語文1991年第5期),指出言里的分布》是繼《漢語方言調查簡表》《、方言調查詞匯表》和《漢語方言調查詞匯表》之后又一個重要的調查表,前三個表只分別列舉了37個、53個和200多個語法例句,顯然依靠這樣少數例句是不可能完成漢語方言語法調查那樣繁重而艱巨的任務的,該表根據250多個方言點的語法資料,制定出一個比較全面的調查大綱,包含12章68節,涉及現行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各個方面,大體上可分為詞類(8章43節)、句法結構(1章5(1章2節)、句型(1章18節)以及“語序與省略”這兩種不同的詞序代表了方言的不同句法類型,前者主要見于南方方言,后者主要見于北方方言。某些方言中“V-neg-VO”經常緊縮為“VV(o)”形式,它實際上有兩種情況:1、省略式;2、融合式;他還指出,反復問句的各種句式形成節)。其特點是:第一,以詞類調查為主,涉及構詞形態、重疊、小類等內容。第二,句型的含義是廣義的,包括一般所謂的結構句型、句類和句式。第三,調查項目比較傳統,比如“區別詞”就沒有,否定、比較等項目只有相應句子的調查,疑問和祈使只在語氣部分出現。第四,句子的變化和運用中的問題,除了語序和省略,其余還沒能夠觸及。雖然存在一些不足,但這是一種基礎性研究,應該提倡,并且在實踐中修正和補充有關的調查項目。此外,黃伯榮主編的《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1996)收錄1991年之前的漢語方不同的層次。這一研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爭論,先后發表了王世華《揚州話里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1985年第6期)、共存》劉丹青《蘇州(中國語文1991方言的發問句與“可VP”句式》(中年第1期)、施其生《汕頭方言的反復問句》國語文1990年第3期)、賀巍《獲嘉方言的疑問(中國語文句———兼論反復問兩種類型的關系》1991年第5期)、余藹芹《廣東開平方言的中性(中國語文四十走年紀念刊文集,商務印問句》書館1993)、徐烈炯、邵敬敏的《“阿V”及其相關

　2005年1月邵敬敏　周　芍: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現狀與思考　　　　?83?言語法研究中涉及的語法條目2500多條,按照詞法和句法順序排列,并且先列語法意義相同的,再列語法形式相同的,七大方言區的順序則按照傳統的從北到南進行。這是一件開創性的工作,材料相對比較齊全,對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方便,有實用價值。為此,我們應盡快建立方言語法語料庫、方言語法研究論著索引的數據庫。第六,加強團隊合作。方言語法研究跟方言語音研究很不一樣。我們對一種完全無知的方言,通過聽音、辨音、記音,加上整理,可以得出該方言的語音系統。但是方言語法卻很難,事實告訴我們,語法的研究,如果不是自己的母語,幾乎很難體會其中細微的差別,也很難理解其中的語法意義。對方言語法研究來講,大多數的學者主要是分析自己母語方言的語法,所以我們提倡發揚團隊精神,就某個專題,幾個方言區的學者可以開展合作,群策群力,集中攻關。總的來看,由于漢語方言語法研究還剛剛起步,無論是一般的全面描寫,以建立某個方言的語法框架也好,還是就某個語法專題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也好,都是需要的。只有這樣的調查研究積累到一定數量以后,才有可能取得方言語法研究上根本性的突破。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目前漢語方言語法研究極大部分還是以材料的收集和歸納為主,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突破不多,特別缺少新穎的角度。如果要真正做到在這方面研究有所突破,首先要加強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其次是抓住方言語法的特殊點,加強方言與普通話的語法比較,第三,加強多種方言間的橫向比較研究以及不同歷史階段的縱向比較研究。第四,要強化理論意識,提高方言語法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水平。我們堅信,現代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將是一個新的增長點。有關研究的深入,不僅可以極大地豐富漢語語言學的語料寶庫,而且具有方法論上意義,語言類型學的意義,而且將對普通語言學理論做出我們特殊的貢獻。[責任編輯　范俊軍](上接第74頁)[5](德國)海涅.論浪漫派[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參考文獻][1](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法國的浪漫派[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2](英)羅素.近代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3]李辰民.對歐洲中世紀文學“斷裂”說的質疑[J].嘉應1979.[6]成仿吾.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J].創作周報,1923.5.[7]郁達夫.郁達夫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5).[8]郭沫若.革命與文學[J].創造月刊,1926,(3).[9]馮乃超.冷靜的頭腦[J].創造月刊,1928,(1).大學學報,2000,(2).[4](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責任編輯　吳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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