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關系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三河米酒)

論唐宋文道關系

唐宋文道關系的理論是在唐宋時期古文運動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

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是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一次文風、文體、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所謂“駢文”，是指六朝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而“古文”，是相對駢文而言的，值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特點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

唐代，宋代有兩次古文運動，第一次古文運動，是以唐代的韓愈等人舉起“復古”的旗幟為代表，提倡學古文，習古道，以此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這主張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上的廣泛反應，逐漸形成了群眾性的斗爭浪潮，壓倒了駢文，形成一次影響深遠的“運動”。這一運動有其發展過程。在駢文盛行時，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陳子昂曾主張“復古”，是文體革新的先驅者。其后，蕭穎士、李華等繼起，提出取法三代兩漢的主張，為韓柳古文運動做了思想準備。中唐時期雖經安史之亂，唐朝國力衷弱，但貞元以后，社會暫時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出現了“中興”的希望。這樣韓愈等人倡導古文運動的時機也就成熟了。他們提出“載道”、“明道”的口號，這是古文

運動的基本理論。他們重視作家的品德修養，重視寫真情實感，強調要有“務去陳言”（韓愈《答李翊書》）和“詞必己出”（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的獨創精神。他們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培養了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

其中《答李翊書》充分表達了韓愈關于文道關系的理論思想。韓愈一生有意識的在古文的理論建設方面做出貢獻，此文章中闡述了四方面的問題，第一，學古文以立行為本，要獲得文學上的成就，必須從道德修養入手；第二，學文的途徑，要文道合一，善于學習前人的作品，而寫作要有創造性，不論是內容或詞句，都要勿去陳言。第三，學文要有堅定地信心，不以時人的毀譽而轉移，深造自得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不能希望速成。第四，寫古文要以氣為先，作者把氣與言的關系比作水與浮物的關系，氣是駕馭言的，所以強調“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主張思想追求與文學創作之間的溝通。

晚唐時期，古文運動趨于衰落，出現了講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風。北宋時期，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些文人，極力推崇韓、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運動即第二次古文運動。一面反對晚唐以來的不良文風；一面提倡繼承韓愈的道統和文統，強調文道統一，道先于文的觀點，寫了大量平易自然的散文，共同掃清了綺靡晦澀的文風，使散文走上了平易暢達、反映

現實生活的道路。

歐陽修的《答吳充秀才書》反映了他的主張，在文道關系上歐陽修以古文家的身份，從文的角度提出問題，主張重道以充文。他看出了文與到的聯系，認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要想文章真正達到工的境界，就不得不與道相聯系。道是本，文是末，學道是為充實文的內涵其終極目的在于文。歐陽修的“道勝文至”，“事信言文”等說，既突出了道的時代現實意義，并肯定文的獨立地位。后來蘇軾的“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行于心，不行于手”以及“求物之妙”“能使事物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與手“等等，其所謂的道是指客觀事物的規律，將創作的形象思維與藝術表現手法的作用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具體的來說，文道關系理論探討的是文學藝術本體問題，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系統中處于核心地位。在唐宋古文運動的歷史進程中，文道關系即是文人創作依據及理念，其理論的變遷直接左右著創作的走向，同時，它自身的理論內涵也通過不斷的變遷得以豐富、深化與發展。對這一問題，唐宋文人有著非常豐富的理論表述，諸如明道、傳道、貫道、體道、宏道、載道等等，其內涵錯雜繁復，很值得現代學界認真地加以梳理辨析。《中國文學批評史》以道學家的文論、政治家的文論、文學家的文論區分宋代文道關系理論諸流派，視野開闊，辨析精微，唐宋文道關系理論由此得以定型。

對于文道關系，韓愈主張“修其辭以明其道”，柳宗元主張“文者以明道”，明者，彰顯也。這就是說:文辭的功能，是彰顯真理。從語言哲學的角度考量:文與道的關系，是語言和思維的關系。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基礎，思維是語言的運動過程，沒有任何思維能脫離語言而存在。在語言哲學的諸多流派中，這是語言思維統一論的觀點。在這一意義上，文道本屬一體，不存在孰先孰后、孰本孰末的問題。事實上，韓、柳也正是這樣認識的:“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這是因道而及文;“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這是因文而及道;“所能言者皆古之道” ，文道本來就是一體。柳宗元全面分析二者的關系:“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無論是“求諸道而遺其辭”，還是“貴辭而矜書”，都不是正確的態度。“言期以明道”、“道假辭而明”，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離。

唐人的明道與宋人的載道是相互聯系，同時又有著重大差異的兩個不同的理論命題。

宋人特別愛談文道關系，這一理論興趣源于韓、柳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不過，宋人論及文道關系，用“明道”者少，用“載道”者多。即如談“明道”者，如范仲淹“明虛無之理者謂

之明道” ，也更接近宋代道學家的“載道”，而與韓、柳的“明道”不同。載者，承載、裝載也。這就是說:文辭的作用，是承載思想。從語言哲學的角度考量:道與文的關系，是思想與表述思想的語言的關系。思想才是本質，語言只不過是承載本質的工具。換言之，語言、思想是兩種不同的存在，而且語言承載思想的能力極為有限。在語言哲學的諸多流派中，這是工具論的觀點。把這一命題推演到極端:語言不但不能承載思想，甚而至于成為思想的桎梏。周敦頤所謂“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 ，將語言比喻為載物的大車，將文辭比喻為大車上的雕繪，將思想比喻為車上裝載的貨物。很明顯，只有貨物（道德）才是有意義的東西，大車（語言）只是臨時使用的工具，大車上的雕繪（文辭）更是毫無價值的裝飾品。它的實質，是文道二元，與韓、柳文道一元的理論有著質的區別。它的必然歸宿，是“作文害道”，并最終取消“文”的存在意義。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在語言哲學的領域內，“明道”、“載道”是兩個性質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理論命題，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古今中外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表明這一論題具有極高的理論含量。從現代學術的高度對這一論題進行梳理辨析，是完全必要的。

“明道”說堅持內圣與外王的統一。“載道”諸說中，政治家以外王消解內圣。他們將“文”嚴格地限制在禮樂刑政的范圍內，

然后將“辭”從“文”中割裂出去甚至對立起來，從而根本取消了文辭、文章、文學乃至文明的存在價值。

“明道說”追求超越文道的藝術境界，宋人則將這一超越推向極端，藝術的追求異化為形式主義的句法律度，“文”最終消解了“道”。韓愈《答李翊書》記述自己多年求學作文的過程:“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這“沛然”、“皆醇”隨心所欲的狀態，已經跨越了學養、文章的分野，達到了藝術的超越的境界。文道一體，才能開創出藝術超越的道路。文學家與思想家完美地融為一體，這才是韓愈的最高追求。

蘇洵以風水相遭自然成文來比喻超越文道的藝術境界:“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這超越于風水之上的“天下之至文”，也就是自然之文。蘇軾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這里的“辭達”，就是語言與思維高度融匯的藝術的境界。

藝術超越再向前推進一步，就難免文道分裂。東坡尤其是蘇門弟子雖然高度推崇韓愈的“文”，對韓愈的“道”卻頗多微詞。以東坡為例，他一方面推崇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時又鄙薄“韓

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蘇轍也批評說:“愈之學，朝夕從事于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不過，對“道”的批評并不影響對“文”的推崇。這表明，蘇門弟子的文道觀以文為本，與前人重道輕文的觀念有著質的區別。對韓“文”的高度評價和對韓“道”的輕視，正是以“道術分裂”為基礎。蘇門人士對韓愈文道兩端截然不同的評價，透露出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真實的文道觀:文道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聯系，道術的不足，不影響文章的超卓。

重文輕道的觀念必然發展為單純注重文辭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三蘇及其弟子尤其是黃、陳門下就更為注重對藝術技巧的追求。后受影響出現的江西詩派，鍛字煉句，拗折尖新，津津樂道于“詩日進而道日遠” 。韓愈開創的文道一體的藝術超越之路，最終被異化為詩律詩格之學。

韓、柳倡言“明道”，其文道本屬一體;宋人闡揚韓學，道學家重“體”，政治家重“用”，文學家重“文”，各執一偏，遂成“載道”之說。浸至現代，韓愈在哲學界被視為儒學革新運動的開創者，在文學界則被視為古文運動的領頭羊。其實對韓愈本人而言，思想系統的轉換必然伴隨著話語系統的轉換，革新儒學與革新文體本來就是一回事。關于這一點，同樣置身于思想語言系統更新潮流中的周作人理解最為深刻，他認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發生的真正原因，正是五四思想革新運動的內在要求:“我們反對古文，大半原是為他晦澀難懂，養成國民籠統的心思，使得表

現力與理解力都不發達;但另一方面，實又因為他內中的思想荒謬，于人有害的緣故。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間，幾千年來根深蒂固，沒有經過廓清，所以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為一，不能分離。”從“三綱五常”、“忠孝節義”到博愛、平等、自由、民主、人權，沒有話語系統的轉換，就沒有思想系統的轉換。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五四白話文運動不是五四思想革新運動的工具，而是思想革新運動的本根和本體。用周作人的眼光去觀照韓、柳的“明道”，可以認為: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不是儒學革新運動的工具，而正是儒學革新運動本身。這樣的理解，或許更符合韓、柳的原意。對韓愈的“明道”，歐陽修的“載道“，南宋時期江西詩派的漸行漸遠，古文運動的無形消亡，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