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健有為 自強不息

2024年2月27日發(作者：郭沫若簡介)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張岱年先生的民族精神觀對我國發展的重要意義

摘要：

張岱年先生曾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概括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并指出中庸這種“執兩用中”、掌握限度的原則，要求處事恰如其分，確有合理的方面，但卻可能限制事物的超越和飛躍，不一定是推動歷史、文化前進的積極力量，不宜把“中庸”看作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則始終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不斷前進。“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輔相成，相互結合缺一不可，然而當今社會對此精神的確失愈發凸顯。認識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社會正義、民族責任感的培養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并有利于中國真正走向世界，爭取本當屬于自己的國家利益。

關鍵字：張岱年 民族精神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剛健有為

正文：

張岱年先生對于中國民族精神的觀點探索，在民族精神問題的研究上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極富戰略眼光的。他精辟的提取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智慧地指出中國民族精神的實質，對中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樹立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他認為，中華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結于《周易·大傳》的兩句名言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他說，“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深入，無論是社會風氣，還是我國的內外方針政策都對這樣一種民族精神逐漸缺失。“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在國內前者表現的過于突出，在對外上又過于強調后者。從目前來看，我國的發展之不平衡已表現在方方面面，對國內人民大眾倡導自強不息，對外政策卻總是顯得“厚德載物”，過于軟弱，甚至放棄了自己的很多合理的國家利益。當代社會應該如何理解張先生所強調的民族精神，如何將之運用在國家的對內對外方針政策？在這里，我簡單論述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張岱年先生為什么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中國民族精神。

在文化問題的討論過程中，張先生深入地思索了民族精神的問題。自梁啟超于1899年提出“中國魂”的概念以來，在整個二十世紀，關于中華民族的“民

族精神”，或稱“民族魂”、“中國魂”問題，多次引起學界關注，震撼著人們的心靈。這個問題的提出，顯然與中國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近現代文明的轉型相關，也與多次面臨的深重的民族危機相關。中華騰飛，民族振興，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從自己的優秀傳統中尋求并提取精神的凝聚力和支撐力。

自梁啟超于1899年提出“中國魂”的概念以來，在整個二十世紀，關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稱“民族魂”、“中國魂”問題，多次引起學界關注，震撼著人們的心靈。這個問題的提出，顯然與中國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近現代文明的轉型相關，也與多次面臨的深重的民族危機相關。中華騰飛，民族振興，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從自己的優秀傳統中尋求并提取精神的凝聚力和支撐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民族魂”呢？一百年來，人們見解殊異，分歧甚多。有從中性上多側面表述民族特性的；有從積極方面概括民族美德的；有從民族的心理路向上與西方、印度相比較的；有從“心性之學”、“人本文化”或人文精神上集中提煉的，等等。在這些觀點和異議中，難免存在兩個問題：1．如何區別作為“民族魂”的民族精神與一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點？2．民族精神是一個學派或少數儒學代表人物的理想或體驗，還是應當反映整個民族比較普遍的精神氣質和心理情懷？張先生顯然思考了這些分歧和問題，他區別了民族精神與“民族習性”，認為民族習性是一個民族世代養成的習慣，既包含優良傳統，也包含落后的劣根性，而民族精神則是指民族文化中起積極作用的主導力量。

他特別指出民族精神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比較廣泛的影響，二是能激勵人們前進，有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因此，他強調“一個民族應該對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較明確的自我認識。”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民族精神是否有自覺的認識與把握，關系到這個民族是否具備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是否能在困難與挫折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經過反復比較和深思熟慮，他明確而鄭重地提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結于《周易大傳》的兩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兩句話為人民群眾所熟悉、所贊同，也最充分地表現整個中華民族前進力量的源泉。“自強不息”是民族的一種發憤圖強的傳統，“厚德載物”是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在文化發展上有兼容并包之意。

二、“自強不息”的另一面表現為“剛健有為”。

自強不息是指一個民族所有的獨立自主、奮發向上、不斷進取的精神。它既是個人應有的文化素質,也體現著國家和民族獨特的精神品格。張岱年認為,作為中華民族精神,自強不息具有獨特的歷史內涵,主要表現在政治生活、個人生活及生活態度上。在政治生活上,自強不息表現為對外反抗侵略、對內反抗暴政。張岱年指出,僅從中國人民傳統的共同心理結構來看:“一、中國人民有反抗外來侵略的傳統,對外來侵略不能容忍。”“二、中國人民對內有反抗暴政、反抗壓迫的傳統”。“這個優良文化傳統,可以用《易傳》中的四個字‘自強不息’來概括”。也特別強調“行健”的另一側面：“剛毅”，因為行勝嶼剛毅總是分不開的《論語·子路》上說：“剛毅木調近仁”，意即人要不畏困難，不怕逆境，樂于在逆境中磨練，方能培養出剛毅的品格。用《孟子·告子》上一段話便是：“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泛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自強不息，奮發圖強的精神，不僅

浸染在我國古代大量的傳說、神話、文學作品和史料記載中，而且為歷代文化所承傳，以致它綿延至今，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所認同，發揚光大。可以說，哪里有中華民族文化，哪里便記載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

剛健有為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們處理各種關系的總原則，是中國人積極人生態度的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易傳》對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經典性的表述。《彖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體運行，健動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動乃是效法天，故應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這里闡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思想。《易傳》還說：“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順乎人。”“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它把剛健當做一種最重要的品質，同時又要求剛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極端，能夠堅持原則，以“中正”的態度來立身行事。這就防止了主觀盲動等片面性的弊病。從戰國到清代，歷時兩千年，《易傳》關于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可以說是深入人心，為全社會所接受，不僅對于知識分子，而且對于一般民眾也產生了強烈的激勵作用。“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所作為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段有名的記載，反映了中華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奮起抗爭的精神狀態和堅忍不拔的意志。如果說，這只是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自強不息、積極有為思想的表現，那么，“人窮志不短”等民間俗諺以及中國古代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教育的“蒙學”類著作，都有大量激勵人奮發向上的內容，這些都反映出自強不息精神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普遍意義。

與自強不息、剛毅聯結在一起的，便是中華文化講正氣、氣節，講愛國的精神。行健、剛毅、正氣、氣節、愛國，在中華文化思想中，雙雙孿生，密不可分。做人不可不講正氣、氣節，孔子把為真理、為國家、為民族犧牲視為最大的“仁”，即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認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中國人自從進入“自為”階段便極為重視民族氣節，凡為民族面捐軀者則留芳百世

張先生在闡述這種民族精神時，注意到一種比較流行的見解，即認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庸”。他指出，“中庸”的觀念雖然也廣為流傳，而且這種“執兩用中”、掌握限度的原則，要求處事恰如其分，確有合理的方面，但卻可能限制事物的超越和飛躍，不一定是推動歷史、文化前進的積極力量。因此，不宜把“中庸”看作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則始終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不斷前進。

三、當今社會如何看待“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

改革開放后，由于文化建設的忽視，造成了我國社會在精神文化方面，尤其是傳統文化的部分缺失。這樣造成了廣大民眾，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新成長起來的一批人在信仰和文化上的缺失。由此，甚至造成世風日下，社會風氣日益惡化，人們的追求日益趨附于金錢和權利。這樣一來，我國已經有著面對廣大人民群眾過于“剛毅”，對外政策卻又過于“厚德載物”的趨勢。普通老百姓居住在用自己一生積蓄買下的房子里，卻要時刻擔心被城管強拆；中國石化、中石油、移動、工行等公司在世界五百強的名次日益靠前時，卻不忘竭盡全力搜刮民脂；面對惡霸官員的強壓卻無處伸冤。廣大百姓在這種“剛毅”的環境下，不得不“自強不息”。反觀之，在我國面對海外，卻時刻不忘“厚德載物，以德報怨”，用天朝的

國際共產主義精神讓世界人民感受中國的慷慨和肚量。就在我們的海洋主權局勢很不平靜、連續遭受越南、菲律賓侵犯的時候，外交學院院長吳先生公開發表意見說：“那些以為外交強硬就好的人，是多么膚淺。中國不能張牙舞爪，必須夾著尾巴做人。”面對釣魚島危機時，有學者公然提出“共同主權說”，并得到了廣大“精英”們贊同。當列強搶占我們的島嶼，在我國領海外進行軍事演習時，那些外交家們不忘“厚德載物”，卻從未提過自強不息。別人欺負到你頭上，你卻不忘“韜光養息”的“韜光”，這些人真是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啊！

然而真正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二者必須相互結合，缺一不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時又必須重視我國文化的建設，張岱年先生曾諄諄告誡說：“文化問題關系著民族存亡問題，豈可掉以輕心！”對待廣大人民群眾，要把“厚德載物”放在第一位，對待國際問題應該首先記得“自強不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洋溢在張岱年晚年論著的字里行間，愛國主義是他致力構建中國新文化的靈魂。他每每提示：一個中國人，必須要熱愛自己的祖國，而要熱愛自己的祖國，就必然要熱愛自己祖先傳遞下來的民族文化。雖然我們的文化有缺點、有糟粕，但正像“子不嫌母丑”一樣，不能因為母親不那么漂亮，她就不是你親愛的生身母親了，何況，祖國母親本來是很美麗的，只是在近代受了屈辱。所謂文化的主體意識，也就是愛國主義的另一層次。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響，一些學者特別喜歡談個人的主體性，避談甚至反對談民族的主體性，甚至把民族的主體性和愛國主義統統歸結為貶義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個中性詞）。對此，張岱年指出，肯定個人的主體性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正確理解民族的主體性。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實現以前，民族矛盾、民族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個民族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必然要受別的民族的奴役；在受奴役的民族中，個人主體性是不可能存在的。民族的主體性即是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當代西方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不強調其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的，而且要把它們的這種民族主體性通過霸權推向全世界，把它說成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我們如果主動淡化本民族的主體意識，放棄民族的主體地位，全盤接受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那么，中華民族如何提高在全世界中參加競爭的能力？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對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獨特的貢獻？實際上，離開了民族性也就沒有世界性，離開了愛國主義也就沒有國際主義。

張岱年先生對我國的文化發展的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的貢獻和學術成果應該更廣大的為人們所學習。無論是政府還是群眾都要認識到，傳統文化在我國社會的作用，這樣才能夠向張先生那樣“古為今用，中為洋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那時，我國才能真正做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國家。

參考資料：

張岱年 方克立 《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江澤民.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張翼星《張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遺產》

張允熠《融會中西馬，創造新文化——張岱年晚年文化哲學思想拾貝》

張岱年.《評所謂“中體西用”》文藝理論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