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五色,明滅孰可辨——關于郭沫若斥沈從文為“桃紅色作家”事件的疏

2024年2月28日發(作者：年度考核工作總結)

理論探討明滅孰可辨文章分五色，朱華陽駱羽芯桃紅色作家”，由此引發的輿摘要：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將沈從文斥為“論給沈從文后半生的寫作與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其中是非曲直也引起學界的眾說紛紜。首先，發瘋”郭沫若批判沈從文是源于私人的宿怨，還是文化政治發展的必然？建國前夕沈從文的““自殺”是這篇文章導致的嗎？這需要辯證分析。其次，郭沫若批判沈從文為“桃紅色作家”有文真”，看看被理解為“抽象的抒情”的“虹學理據嗎？我們需要探討沈從文情欲書寫的“詩”與“影”“星光”背后真正的生活面影。其三，沈從文在20世紀40年代的小說與五四時期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30年代的革命小說風格類似，同是書寫身體與愛欲，郭沫若為何以高度評價和大勢撻伐區別對待？究其緣由，我們可以梳理出現代作家文學觀念的歧異和浪漫主義的流脈。；“桃紅色作家”關鍵詞：沈從文；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中圖分類號：I206.6文獻標識碼：粵文章編號：2096原5982（圓園21）02原0089原07作文字從文的《摘星錄》《看虹錄》在內容上是“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淤；其次，郭存心不良，意在蠱惑沫若指出沈從文的創作動機“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于；再次，郭沫若指斥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盂，與抗戰無—在抗戰初期高喊“并列舉了相關證據——，抗戰結束關”論，在抗戰后期“反對作家從政”第四組織”。這樣看來，后又散播與革命游離的“桃紅小生”似是沈從文被稱為“反動文藝”中的““實錘”了。但此時地位顯赫的郭沫若，把一篇文藝評論寫得如此義正辭嚴和毋庸置辯，那宣判式的話語和橫掃一切的氣勢，足以讓被批判者心驚膽寒，很難讓人去追究其事實根據和邏輯合理性。，隨即墮入惶恐沈從文突然遭到“當頭棒喝”憂懼的“無物之陣”，自然是意氣難平，尋思郭沫若批判自己的緣由，難免要歸因于自己與郭沫若的（一）郭沫若批判沈從文的緣由桃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認定沈從文為“紅色作家”，看似有理有據。首先，郭沫若認為沈歷史宿怨。沈從文認為，1948年郭沫若給他戴上的“桃紅小生”的帽子，就是為了伺機復仇和泄私憤。沈從文與郭沫若的文字恩怨由來已久。1930年，沈抗戰文藝叢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刊》第一輯上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將反動文藝分為“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并對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幾位自由主義作家做出點名批判。在柴天改物的關鍵時期，郭沫若這篇鋒芒畢露的批判文章，不僅給這幾位作家的命運帶來嚴重影響，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的文學批評起了示范效應。尤其是沈從文，在被郭沫若斥為“桃紅色作家”后，他的創作和生活便陷入了困境與劫難之中。近幾十年來，郭沈之間的這樁歷史公案時常引發學界爭議，本文擬對其中有關問題進行梳理和解析。—沈從文被斥為一、緣由與影響——“桃紅色作家”的歷史平議2021.289

從文在《論郭沫若》一文中寫道：“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但是，（小說）創作是失敗了。”認為郭沫若不能“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郭沫若沒有這本事”榆。年輕氣盛的沈從文不知深淺高低，發文貶斥郭沫若的人品和文藝才能，且用語頗為尖刻。其時，郭沫若不在國內也沒有立即作出反應，但看到沈文后肯定是非常不爽的。此后，在抗戰期間郭沈二人就文學創作的“差不多”現象、與抗戰無關論、關于作家從政問題、對“第三廳”工作問題等進行過針鋒相對的論爭，抗戰結束后則逐步上升為政治清算。虞正因為兩人有這種歷史過節，所以沈從文認為被郭沫若嚴厲批判，是自己當年開罪了他，“唉，可惜這么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愚。除此之外，沈從文的親友和一些學者也認為，因與左翼文壇的論爭引起的文字恩怨使得沈從文成了批判的靶子。時至今日，我們再來看看這一事件，這種“私人宿怨說”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必須清醒認識到“當我們探討中國現代思想、理論問題時，會發現它往往并不單純是思想、理論問題，而與具體的、濃郁的個人之間的問題相重疊，而且當事人有時強烈地意識到后者”輿。僅僅認為沈從文被當作反動文藝的“頭號靶子”，是與郭沫若的歷史宿怨導致的，這種想法也過于簡單了。在政治大轉折的時代，集體意志和社會環境給個體的壓力遠非個人恩怨可比。根據林默涵、夏衍、周而復等當事人的回憶史料和一些學者對《大眾文藝叢刊》的研究，我們了解到：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革命之火燎原之勢，勝利即將到來。這個時候，黨的領導人有組織地在言論比較自由的香港開展對左翼政治思想文化的宣傳工作，搶占文化領導權。香港文委經過討論，創辦了機關刊物《大眾文藝叢刊》，通過討論和精心組織，發表了一系列理論批評文章，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批判運動，其中對內主要批判胡風的主觀主義，對外主要批判沈從文等自由主義作家，有效地鞏固了統一戰線，澄清了思想的混亂，加強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傳播和領導地位。從這個角度上講，郭沫若批判沈從文是時代政治發展的必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郭沈論爭反映的是現代革命歷史的進程，兩人的恩怨也是歷史的宿命。李斌曾對郭沫若批評沈從文的緣由進90社會科學動態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其中既有“兩人長期以來的個人恩怨”，也“表現了郭沈二人對于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途徑之分歧”，“更涉及到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的思考與相關實踐”。余（二）郭沫若的批判對沈從文的影響大江南北1948年，的主國流文內化政話局語已都是在共產歡快地黨席卷迎接天一下個之光勢明，的新中國到來，沈從文卻陷入了焦慮和痛苦之中。是年底，沈從文的精神狀態極不穩定，他“憂郁，悲觀，失望，懷疑，感到人家對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說，不如自己死了算了”俞，這說明沈從文此時已出現嚴重抑郁癥和迫害妄想癥的病征，其精神陷入了迷亂的“狂人”狀態。1949年3月，沈從文用刀片抹脖子，割手腕，又喝煤油，企9圖自殺。但自殺未遂，隨后被送去療養，直到同年組織月，這安排種和自個毀人情意愿緒才逐漸，沈從平靜文放棄下來。了文建學國創后作，，經改行從事文物研究。沈從文在建國前后受到的精神打擊和命運影響，是誰導致的呢？有人直接歸因于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作為文壇領袖的郭沫若將沈從文斥為“桃紅色”反動作家，進而激起文化界對沈從文批評的浪潮，并由此引發了北大學生“打倒沈從文”的行動。這給沈從文帶來巨大的思想壓力和心理陰影可想而知。據沈從文的長子沈龍朱回憶：“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兒，在北京四中念書，放了學就去父親教書的北大看熱鬧，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親是粉紅色的，粉紅色我覺得還可以。回到家就跟父親說。我們覺得無所謂的事，對父親的刺激卻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經就不正常了。他感覺壓抑，感覺有人要迫害他。”逾沈龍朱還說，“郭沫若的政治結論太厲害了。不管沈從文留不留下來，都是自覺的反動派，都是自覺地站在國民黨一邊的。所以父親壓力很大。他沒話說了，他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后來對待沈從文的態度和許多做法，都是按照郭沫若劃線的方法來定的。”訛輯輥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也曾說：“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訛輰輥至

于建國后沈從文的擱筆和改行，有人也認為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直接導致的。如汪曾祺就說：“（《斥反動文藝》）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訛輱輥我們不能否認郭沫若的文章曾給沈從文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沈從文的走向“瘋狂”和“自殺”就是被斥為反動的“桃紅色作家”這個單一原因嗎？恐怕不能這么認為，學界對此也有很多探討和分析。比如關林認為，將沈從文當年的自殺舉動歸咎于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的斥責，既不合沈從文的個性，情理上也說不通訛輲輥。錢理群也曾強調：“1949年沈從文自殺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既有政治的壓力，也有家庭的危機，更是易代之際知識分子游離時代，被社會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機。這都是具有極大典型性的。”訛輳輥張森指出：“外部壓力既摧毀了他對自身思想的合理性認同，但他同時也無法理解自身思想的錯誤在哪里，在自我與歷史的兩難取舍中，沈從文最終陷入‘喪我’境地，并在兩面的急劇拉扯下導致精神的瘋狂。”訛輴輥李瑋認為：“沈從文的自殺頗具特殊性，他的瘋狂是極為清醒的‘瘋狂’，是一種表象，‘自殺’是他保留個體存在尊嚴的自覺選擇。”訛輵輥探究沈從文精神失常和自殺舉動的原因，應該從多方面多維度來透視，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沈從文在易代之際的人生際遇，其實是當時一批人文知識分子的縮影，其中有境況比沈從文稍好的，也有境況比沈從文更糟的。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在新中國的命運并非系于某一個人，而是整個時代政治環境和思想文化體制造成的。二、作品與生活———沈從文被斥為“桃紅色作家”的文本考析評判郭沫若把沈從文列為“桃紅色作家”是否有道理，還得看文學作品說話。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看虹錄》《摘星錄》是“黃色作品”嗎？“虹影”“星光”隱射了沈從文和誰的情感故事？許多學者都曾試圖去探求問題的答案。（一）愛欲書寫是一種“抽象的抒情”郭沫若說《看虹錄》《摘星錄》是“春宮圖”“裸體畫”，現在的研究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認為作品中的愛欲書寫是一種“抽象的抒情”。賀桂梅認為，不了解創作《看虹錄》時期的沈從文，便對他進行大膽的評判，這不僅對作家的一生會造成極大的影響，也是不負責的行為。她還指出，沈從文在40年代的小說實驗在當時是超前的，所以有人對他的不理解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如果缺乏民主精神，把文學上的否定進一步上升為政治上的否定，以至裁決，那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訛輶輥。這一觀點顯然是對郭沫若稱沈從文為“桃紅色作家”的說法提出了質疑。錢理群也肯定了沈從文這一時期的創作40對于現代化探索的意義：“可以毫不夸為40追年代年代求的末現北一代方個派青以詩年作沈從人和家文作群為家體中都，正在心的，受到沈形以從成文中‘探索實大地說的影響。。20世紀驗，’賀桂梅還認為：“身體語言的呈現與寫‘性題材’”訛輷輥所帶來的厄運，《看虹錄》為許多作品作了前車之鑒，然而沈從文的思想追求又使之顯示了很大的氣魄，小說的詩化和詩的小說化，正出于對‘怎么寫’的自覺，而這一點在沈從文40年代停筆后，當代小說80年代才得以重提。”訛輮輦這是對沈從文“性題材”作品及其深刻的思想性的充分肯定。《摘星錄》講述的是女主人和男客人在夏夜里一次充滿曖昧的閑談，在談到關于女體美的話題時，“兩人的靈魂完全迷了路。好像天上正掛起一條虹，兩個靈魂各從一端在這個虹橋上度過，隨即混合而為一，共同消失在迷茫云影后”訛輯輦。《看虹錄》講述了“我”來到一間靜謐的屋子，翻閱了一本奇書，感受到一場類似虛幻的愛欲體驗，離開后仿佛經歷了一場奇遇。《摘星錄》對女主人的身體進行了大膽描寫：“手白而柔，骨節長，伸齊時關節處便顯出有若干微妙之小小窩漩，輕盈而流動。指甲上不涂油，卻淡紅而有珍珠光澤，如一列小小貝殼。腕白略瘦，青筋潛伏于皮下，隱約可見……瞻顧鏡中身影，頸白而長，肩部微凹，兩個乳房墳起，如削玉刻脂而成，上面兩粒小紅點子，如兩粒香美果子。”訛輰輦另外還直白露骨地描述了客人對女主人身體的垂涎：“主人體會到客人的目光正注意到自己身上，由上而下，停頓在胸部一會兒，以為是自己忘了將衣扣扣好，急忙用手整理了一下衣襟。客人目光向下一點，又停頓到另一處時，主人稍稍有點不大自然，把腿并攏去一點，拉了一下衣角。”訛輱輦作品中有多處對女主人的身體作了精細的描繪，從中可以發現女性的身體一直是男客人以及作者關注的對象，他們期望從女主人的身體上追尋生命和2021.291

美。當男客人期望和女主人發生關系時，他對女主人說：“上帝，你告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美，什么是你上帝精心著意安排的杰作”“什么都成，因為生命背后有莊嚴和美。我要接近神，從生命中發現神。”訛輲輦從男客人的話語中可以發現，他認為女性的身體是自己接近神的一種途徑，期望通過女性的身體這種生命意識的載體去發現神，接近神。《看虹錄》中也多次提到“神在我們生命里”訛輳輦。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作者認為生命的“神性”是存在于女性的身體之中的，而這種神性是需要被他們“看”出來的。《看虹錄》的結尾寫道：“我面對著這個記載，熱愛那個‘抽象’……我完全活在一種觀念中，并非活在實際世界中。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肉體和靈魂，雖痛苦同時也是享受。”訛輴輦其實，沈從文一直沒有放棄對于“神性”的追求，不管是眾所周知的《邊城》，還是被人指責的《看虹錄》《摘星錄》，他一直在通過作品展現自己對于生命和美的執著追求，以及對于那種“抽象”的熱愛。但沈從文的這兩部作品與全民族抗戰時代的文學主潮是疏離的。在那樣一個慷慨激昂的年代里，對愛欲以及女性身體的露骨書寫無疑是會遭到眾人排斥的，特別是來自于“左翼”作家們的批評和指責。作為中國左翼文藝的倡導者和實踐者，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尤其激烈。但是，沈從文仍然在他的世界里盡情地展現自己對于“抽象”的追求與熱愛。在《水云》中沈從文寫道：“虹和星都若在望中，我儼若可以任意伸手摘取。可是一切既在時間有了變化，我也免不了受一分影響。我所注意摘取的，應當說卻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則的一種形式。”訛輵輦這段話對沈從文創作《看虹錄》《摘星錄》的意義以及這兩部作品風格發生的變化，作了很好的說明。正是因為他對于愛欲的直白書寫以及對于這種“抽象”的執著追求，才會受到當時革命文壇的批評與指責。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說：“‘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都反對家庭包辦婚姻，沈比他們走得更遠。他尊重性愛，他的小說中人物特別是青年人，全不受封建舊俗的束縛，早年居孀的少婦也能不為外界非議所動，走自己的路。”訛輶輦他認為沈從文“擅長寫色情”，比如從《長夏》《舊夢》《第一次做男人的那個人》《野店》《雨后》等作品中可以發現，沈從文宛如一個擅長書寫愛欲的92社會科學動態“老手”。《摘星錄》《看虹錄》中的愛欲書寫其實可以看作他之前這類小說的一種延續，但它們又不同于以往的“牧歌情調”式的愛欲書寫，這兩篇小說進行了大膽的文體實驗，小說里他對女性的身體、男女之間的性愛進行了更大篇幅的、更加直白的書寫，從這兩篇小說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沈從文的另一面。（二）“虹影”“星光”的生活面影針對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判，我們不能僅僅將目光停留在沈從文的作品本身，對于其作品背后的生活故事也應給予關注。因為對沈從文的文學、生活與“愛欲”之間關系的揭示，可以看看沈從文在這兩部“偶然”的作品背后所隱藏的情感秘密，進而探討作家的婚戀和情感生活對其創作所產生的巨大文學意義。這也是為我們透視《看虹錄》《摘星錄》兩部小說中露骨的愛欲抒寫引起很大爭議提供了一個窗口。抽象的抒情背后有具體的生活面影。一個作家的個人婚戀問題或多或少會影響其文學創作，從文學史上大多數作家作品來看，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對于沈從文的《摘星錄》《看虹錄》，有學者認為它們是沈從文真實婚戀情況的反映。尤其是對其作品中女主人“原型”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女主人的“原型”是張充和，其二認為女主人是高青子。雖然人們對小說“女主人”是誰有不同的看法，但筆者認為，可以明確的是，女主人不是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而應當是他情感出軌的對象。除了這兩部作品，沈從文的《水云》也為其婚外戀情的真實性作了很好的佐證。如金介甫就認為《水云》是“沈從文婚外戀情作品”。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也說過：“他把他自己全寫到《水云》里去了。”訛輷輦這些都很確切說明了沈從文曾在一段時期里有過婚外戀情。金介甫、劉洪濤等學者認為“沈從文婚外戀的對象是詩人高韻秀，筆名高青子”訛輮輧。其重要依據就是小說的創作時期與倆人相識的時間大致相符。沈從文也曾在文章中隱晦地表示其作品是他在現實中受到婚外情的誘惑而又逃避的結果。他說：“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條虹，一粒星子，在記憶中永遠忘不了？世界上應當有那么一個人。”訛輯輧春，沈從文在熊希齡的北平西山別墅邂逅了1935漂亮年的文藝女青年高韻秀，筆名青子，這就是沈從文遇到的“偶然”。作為沈從文的粉絲，高青子對于沈從

文十分仰慕，兩人初次見面在彼此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月后的再見，高青子刻意模仿沈從文小說《第四》中女主角的打扮，身著“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使得沈從文受到極大震撼，沈從文自此喜歡上了這個聰慧、機敏、文藝的女子，兩人交往日益密切。高青子的小說《紫》以八妹的角度敘述哥哥與未婚妻珊和璇青兩個女子之間的糾葛，與其時沈從文的處境十分類似，也可以作為沈從文婚外戀情的輔證材料。沈從文和高青子同在西南聯大工作時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甚至引起了流言。被指為“艷情小說”的《看虹錄》就寫于這一時期，作品中“女主人”的行為舉止、服飾、體態等都和高青子的特點頗為相符。對于自己在昆明時期的寫作，沈從文說：“這本書名實當題作：《情感發炎及其治療》。”訛輰輧似乎說明2這些作品都是他對高青子情感發炎的產物。1941年從月文，以高理青性子戰另勝嫁了他“人偶后然”，，兩回人歸感到情婚姻結束家，庭最中終。沈但是，學者裴春芳認為《看虹錄》《摘星錄》中的女主角原型并非高青子，很可能是沈從文的小姨子張充和。因為沈從文與高青子的戀情基調及發展脈絡，與《看虹錄》《摘星錄》中的愛欲情緒頗有出入，作品中女主角的形象與高青子作品中的自我形象也不完全吻合。訛輱輧解志熙則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如：有朋友同事的旁證———著名小說家吳組緗在晚年一次談話中曾說沈從文寫的《看虹》《摘星》之類烏七八糟的小說就是寫他跟他小姨子扯不清的事，朱自清在其1939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特地記載了“從文有戀愛故事”；有沈張情感生活的實證———1940年6月后，沈從文與張兆和疑似“分居”，8月張兆和有“出走昭通”行為，而就近相住的張充和居然不知道，竟由沈從文寫信特地告訴她，說明其家庭關系出了問題；還有當事人張充和的佐證———出于避嫌的考慮，張充和后離開昆明遠赴重慶，沈從文還給她寫了熱情的情書，其中有“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更愛你的肉體”之類的情話。但不管如何，這段新戀情最后還是“有疾而終”———它給沈從文的心靈世界終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巧合的是，1949年1月，張充和去國赴美，沈從文就在該月出現了較嚴重的精神問題，兩個月后還企圖自殺。可見，沈從文“瘋與死”的外因是政治壓力的存在，內因是緣于感情糾葛的累積而來的精神危機和家庭危機。訛輲輧當代學者對于這些作品背后作者的隱秘的情感生活已經無法確切知曉，只能說是推測與考析。但從理論上講，它是真實存在的：一是沈從文的小說繼承了郁達夫的“自敘傳”寫作手法，書寫自己“生的苦悶”“性的苦悶”應該有其真切的生活體驗作為基礎；二是沈從文小說創作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影響，《看虹錄》《摘星錄》的創作可以說是作家情欲沖動的升華、性苦悶的象征。今天，我們并非有意去窺探作家的隱私，只是試圖探析被稱為“桃紅小生”的沈從文當時的創作心理罷了。從對作品與生活的比較釋讀中，我們發現沈從文是一個非常內向而且特別敏感的浪漫文人，他只有通過寫作來轉化和升華自己內心的苦悶和壓抑，因此才會在大肆宣揚抗戰的時代里創作了《看虹錄》《摘星錄》這樣獨特的作品。顯然，郭沫若批判沈從文時，無論是從文學藝術還是從生活情感中，他都不真正了解沈從文其人其作。三、革命與抒情———沈從文被斥為“桃紅色作家”的理論反思眾所周知，沈從文是在郁達夫和徐志摩等人的幫助和提攜下步入現代文壇的，創造社和新月派同人的文學思想觀念對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看虹錄》《摘星錄》這兩部作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承襲了20年代初郁達夫“自敘傳”的創作手法及30年代新感覺派諷喻都市男女情色的寫作風格，而且有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其中較為明顯地吸取了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想，如精神分析學、性心理學、生命哲學以及意識流和心理獨白等。但是，沈從文的小說創作在本質上并非現代主義的，而是將現代主義浪漫化了———他自謂要借此“保留最后一個浪漫派在20世紀生命揮霍的形式，也結束了這個時代這種感情發炎的癥候”訛輳輧。應該說，沈從文在這些作品中確實程度不同地注入了個人私密的情感和想象，而寫法也異乎尋常的越軌和大膽，帶有很濃厚的生命沉思和欲望抒發的成分，尤其是《看虹》《摘星錄》所敘情事之新和所用形式之新，無疑稱得上是較此前更為復雜也更為現代的“新愛欲傳奇”。訛輴輧關于沈從文被斥為“桃紅色作家”的問題在中國學界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論爭之后，于今我們不得不回到“革命與抒情”這個話題。從創作個性來講，郁達夫、郭沫若、沈從文及2021.293

“革命的羅曼蒂克”作家都是抒情的，他們也都書寫過“身體”和“愛欲”，但如何在新的革命語境和話語中去實現一種合法化的“抒情”，這是作家們在寫作中需要思考和妥善處理的。（一）不同時代的“身體寫作”郁達夫和沈從文的寫作都有濃厚的抒情意味，他們分別在20年代和40年代作品作出多種有益嘗試，都可以借用時下學界術語“身體寫作”來描述，但他們卻受到郭沫若的不同對待。究其原因，首先是時代語境的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吹響了個性解放的號角，對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的倡導在當時廣泛的傳播開來，這一點對于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當時的進步青年們紛紛要求成為具有尊嚴的、個性的、自由的人。在這種時代語境之下，人的權利和個性的張揚得到應有的肯定，新的文學應運而生。一時間，五四文壇掀起抒寫自我與展現個性的文學浪潮。同為創造社成員的郁達夫和郭沫若，都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積極的文學創作。在這一極力倡導個性張揚的時期里，郁達夫的《沉淪》才能無所顧忌地宣泄著自我的欲望，表現“性”的苦悶。而進入40年代，整個時代語境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個性解放不再是被提倡的，而是提倡文學服務于政治，用創作為社會革命服務，書寫現實，這才是當時的主流話語。此時的沈從文不僅沒有適應時代語境去“抒情”，反而還向當時的革命話語發出挑戰。其次是郭沫若文學觀念的變化。從20年代的啟蒙到40年代的革命，郭沫若關注的重心從文化轉向了政治。1924年，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郭沫若的文學觀發生了新的改變，他的文學觀由“文學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現，是我們人性中一點靈明的情髓所吐放出的光輝，人類不滅，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學是永有生命的”訛輵輧。這樣一種“明日的文藝”變成了“只能在社會革命之促進上才配受得文藝的稱號”訛輶輧，才是“今日的文藝”。而沈從文在郭沫若追求這樣一種“今日的文藝”時，他卻還在追求著郭沫若之前追求的那種“明日的文藝”。所以，倆人的文學觀是存在著明顯錯位的。作家沈從文期望通過文學表現人性，展現文學的真實性；而文學界領袖郭沫若期望重建一種新的文學制度，通過文學反映生活，促進社會革命的順利進行。換句話說，郭沫若跟著時代語境拓展了自己的文學觀，始終站在主流話語之下進行創作，而沈從文卻顯然不是。因此，94社會科學動態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里稱沈從文“一直以一名反動派活動著”，認為他一直是作為一名“桃紅色作家”創作著反動文藝來“蠱惑”人心。（二）身體與革命的不同裝置從沈從文被斥為“桃紅色作家”的問題還可以得出以下思考：30年代前后革命文學對“身體”也有直白書寫，為何后來逐漸銷聲匿跡，到了40年代身體竟然成為革命的禁忌，沈從文的書寫居然招致郭沫若的猛烈批判呢？這個問題涉及到左翼作家們在作品中如何合理地處理“身體與革命”的關系問題。在很多左翼文學作品中，身體的書寫是受到革命話語的支配的。福柯認為：“身體是建構人主體意識的主要權力點，既是權力的結果，又是權力關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載體。”訛輷輧左翼文學作為革命的、政治的、階級的文學，其身體書寫就體現了福柯的觀點，左翼文學的“身體書寫”具有多方面的指向，既包括身體的外在形態，也包括底層人民的身體苦難，“身體”在這里蘊含著多重文化內涵，包括政治革命、權力、欲望等。左翼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文學創作參與到革命中去，作品中的“身體書寫”蘊藏了自身對于革命話語權的把握，包含了對自身命運與民族危機的雙重思考。不論是以蔣光慈為代表的流行一時的“革命+戀愛”小說，還是以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剖析小說，或是以蕭紅為代表的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創作，他們都是通過自己的作品歌頌革命、呼吁人們進行革命，具有明顯的話語權的導向作用。于是，左翼文學中的“身體書寫”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載著表達革命思想的使命，“身體”必然受到革命話語的支配。而沈從文這一時期作品中的“身體書寫”并沒有承載起表達革命思想的使命，其“身體”并不意味著政治革命、權利，而依然是個人情感、情緒的表達，為了實現自己一直夢想的烏托邦。可見，左翼作家和沈從文對于“身體”書寫與“革命”關系的把握是存在明顯的差異的：一個期望用“身體”引導革命；一個僅僅是用“身體”抒發情感。對于如何在革命話語之下適應新的時代語境去合理地書寫“身體”這一點，是沈從文沒有關注到的或者說是他有意忽略的。上述兩個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郭沫若、沈從文都是浪漫主義作家，他們的創作都有著“抒情”的本色，但兩人文學思想觀念的內核是涇渭分明的———他們對于“革命”與“抒情”的把握大不相同。郭沫若的浪漫主義傾向于雪萊，是高爾基所倡

導充滿激情的政治浪漫主義，旨在反抗社會的桎梏。而沈從文的浪漫主義充滿了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的感傷，是盧梭所呼吁的拯救“人的自然情感”的美學浪漫主義，旨在反抗人類的異化。無論是沈從文，還是郭沫若及其他左翼革命文學作家，都設立了一個以“情”把握世界的范疇。但郭沫若和很多革命作家雖然是“抒情”，但是在“革命”的旗幟下，情感和浪漫主義趨向可有可無的境地。在內涵上，他們是用“理想”置換了“情感”，或者說“情感”是一種令人捉摸不定的“情緒”和“感覺的色彩”。通覽40年代沈從文的小說創作，則延續了《邊城》時期對現代文明的人性異化的思考，并升華到現象與本體、經驗與超驗、有限與無限等的哲學思考之中。對沈從文來說，現代文明與人性/神性處于兩極對立的困境，他把解決的方式交給了美學，在以“知”“意”把握世界之外，以“情”（美學）作為溝通對立雙方的橋梁，作為消解分裂的中介。沈從文以神性為內核的情感把世界純潔化，以情感為中介表達“夢與現實”交鋒的困惑、痛苦，試圖探求有限性的現實生活與無限性的理想企盼相溝通。實際上，沈從文那些被郭沫若稱為“桃紅色”的作品，蘊含著抒情的美學的浪漫主義精神，并表現了他對生命詩學的思考。注釋：第一輯淤于盂，1948郭年沫3若月：。《斥反動文藝》，《抗戰文藝叢刊》岳文榆藝出沈版從社文：《論版郭，沫第若》153，—《沈155從頁文。全集（16）》北學史虞料》糜2001華菱2002年年：第《郭4期沫。若和沈從文的文字恩怨》，《新文岳文藝愚出沈版從社文2002：《年四版月，六第日》25，頁《。沈從文全集（19）》，北學史料輿》丸1993山升年：第《1建期國。前夕文藝界的一個斷面》，《新文《中國余現李代斌文：學研究《論叢抗刊戰》結2013束后郭年沫第若7對期。沈從文的批評》，岳文俞藝出續版小社強2016、謝中年一版編：，第686《沈從頁文。自敘傳》（中），北1月16逾訛輯輥日夏董。榆：《100歲的沈從文》，《南方周末》2003年察》2014年佳第：12《名期作。家沈從文為何擱筆轉行》，《北京觀訛輰輥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8頁。罐———訛輱輥沈汪從曾文文物祺：《與沈藝從術文研究轉業之文集謎》》，，外《花花文出朵朵版社壇壇1994罐年版，第2頁。訓》，訛輲輥《關郭沫林若：學《刊不》宜1999囿于年個第人1恩期怨。應當吸取歷史教九以后訛輳輥———錢理當群代：文《學一六九四九十年》年，以王后德的威沈等從編文，》上，海《文一藝九四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究》，訛輴輥湖南張師森范：大學《在2008“詩”年與博士“史論”文之。間：沈從文思想研殺新訛輵輥論》李，瑋《：牡丹《清江醒大學學的“瘋報狂》者2015”———年第19492期。年沈從文自《中國訛輶輥現輦訛輮代文賀學桂研究梅、叢錢刊理》群1997：《年沈第從文5期〈。看虹錄〉研讀》，版，第訛輷輥254錢理頁群。：《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期。訛輯輦輦訛輰輦訛輱輦訛輲沈從文：《摘星錄》，《十月》2009年第2岳文藝訛輳輦出輦訛輴版沈社從2002文：年《版看，虹第錄》3228，《、沈341從文頁全。集（10）》，北北岳訛輵輦文輧訛輯藝輧訛輰出輧訛輴版社沈2002從文年：版《，水第云》96，、《119沈、從115文全、集127（12頁）。》，公司訛輶輦2005金介年甫版：，第《沈238從文頁傳。》，符家欽譯，國際文化出版《英才訛輷輦》劉1998洪濤年：第2《期滄。桑看虹———與張兆和談沈從文》，2003訛輮輧年第劉6洪期濤。：《沈從文和張兆和》，《新文學史料》第2期訛輱輧。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證》，《十月》2009年現代時訛輲輧輧訛輳期的解文志學行為熙：敘《愛論欲（抒下寫）》的，“《詩中與國真現”代———文學沈研究從文叢刊》2012年第12期。學燈訛輵輧》1922郭沫年若7：月《27論文日學的。研究與介紹》，《時事新報·中國訛輶輧社會郭科沫學若出：版社《致1992成仿年吾版》，。《郭沫若書信集（上）》，闡釋訛輷輧》，侯南阿開妮大學：出《版西社方語2010境下年女版權，主第義123關于頁身。體的理論作者簡介：朱華陽，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湖北宜昌，443002；駱羽芯，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宜昌，443002。（責任編輯莊春梅）2021.295